“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首次全面整理出版

2020年12月20日，由中华书局与旅顺博物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主办的“《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行。

此次由中华书局出版的《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收入“旅顺博物馆收藏新疆出土文献”的汉文部分，共计26000多片，几乎全部为大小不一的纸质残片。内容以佛教经典（包括佛经、注疏）为主，还有道教文献、传统四部典籍、官私文书、寺院礼仪及民间占卜文书，时间跨度上至西晋，下至元朝，几乎构成了公元3世纪至13世纪整个写本时代和早期印本时代的中国汉文文献的面貌。在此次整理出版之前，是国内已知敦煌吐鲁番文献唯一尚未公布的大宗藏品，被称为敦煌吐鲁番文献“最后的宝藏”。

《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

据《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主编之一、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荣新江介绍：“2015年，旅顺博物馆决定正式启动‘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整理计划，王振芬馆长特地来到北京，与我们商议如何实施整理计划，于是形成了旅顺博物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整理团队，并确定由中华书局出版。随后从北大中古史中心申请到教育部社科基地重大项目，中华书局则申请国家出版基金立项。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下，上述三个科研单位，以及来自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的老师和同学，前后计有近五十位参加了整理工作。”

《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内页

最终呈现出来的《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图版共32册，全彩版，基本原大印刷，每一残片均有编号，绝大部分被定名。另将解题部分汇总成册，并编制题名索引，共3册，以便研究者快速浏览和分类检索。

与会者合影

在座谈会上，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郝春文、北京大学教授段晴、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素、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正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刘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馆长于志勇、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肖、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刘屹、中山大学教授姚崇新等来自敦煌吐鲁番学、西域历史语言、吐鲁番文献、中古史、书法史、新疆考古、宗教史研究等各领域的多位专家，就《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的整理工作、学术价值以及敦煌吐鲁番学的历史回顾和未来发展进行了讨论。

“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的来源

在座谈会上，《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主编之一、旅顺博物馆馆长、研究馆员王振芬详细介绍了这批文献从新疆出土、日本暂存、整体回流的辗转过程以及跨越一个世纪之久的整理和研究，以下为精简部分：

“二十世纪初，日本西本愿寺第22代主持大谷光瑞步西方后尘于1902至1914年间三次组织所谓‘中亚探险队’，对包括我国甘肃、新疆等地在内的西域地区进行以考古探险为名的文化劫掠活动。旅顺博物馆所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就是其中的组成部分，主要来源于吐鲁番地区，少量来源于库车、和田等地的古城址、石窟寺和墓葬，为区别于同样来源的胡语文书，称为汉文文献。”

“1914年5月，大谷光瑞因为寺院内部事务而辞去主持之位，1915—1916年这些保存在日本神户六甲二乐庄的文物开始了分散历程。运到旅顺的具体年份是1916年4月，它是随着大谷光瑞本人移居旅顺而带回的。而带回的部分是大谷探险队所获文物的主体，在西域文物流散史上是唯一整体回流的一批。”

旅顺博物馆早期整理文书的成果

据王振芬介绍，2003—2006年首次对这批资料开展规模性整理研究。2015年，作为教育部重大项目的“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整理与研究”正式启动，首次进行全面整理，“荣新江教授带领的研究团队呕心沥血，历时六年初步完成了这项工作”。

对于“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的回归以及整理出版，《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主编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孟宪实表示：“在近代中国文物的悲惨故事中，只有少数以喜剧结尾，而这批文献就是其中难得的代表。”

全面整理之前，学者对“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的关注

从1916年这批文献由日本运至旅顺，到2015年全面整理工作的正式启动，用了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这期间，一直有学者不间断地关注着这批资料。座谈会上，故宫博物院研究员王素讲述了自己对这批文献的关注：

“我关注旅博文献始于三十多年前。我们知道，旅博文献26000多片，与日本龙谷大学藏大谷文书8000号同源，从二乐庄时期就开始整理，但一直都只是零星整理，从未大规模展开。因而业师唐长孺先生领导的《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组，很早就将旅博文献列入整理计划。大约1984年，唐师专门派李征先生赴旅博了解情况。李征先生回来向唐师汇报，说：旅博文献装在几个大麻袋里，有几万片之多，主要是佛经残片，世俗文书很少。当时没有可供检索的电子佛典，人工比对佛经残片工作量巨大，整理组只剩七个人，还有各自的工作，明显没有能力承担。此事就没有再提。”

二乐庄时期的整理成果

“2003年至2006年，旅博与日本龙谷大学合作整理其中佛经。日本成员中的土肥义和先生、片山章雄先生是我的旧识，每次从旅博返国，途经北京，都要请我聚会，介绍整理的新发现。我最早知道从旅博文献中发现西晋《诸佛要集经》残片，还有沮渠氏北凉承阳三年（427）《菩萨忏悔文》残片，就是他们告诉我的。我自然非常震惊！从而也勾起了我对李征先生赴旅博了解情况的回忆。”

“2008年7月，我怀着完成唐师遗愿的心情，私访旅博，得知旅博与日本龙谷大学合作整理的佛经残片十分有限，大量文献还有待整理。我当时刚调到故宫博物院不久，不太可能组建具有相当规模的团队从事旅博文献整理工作。于是，我找到陈国灿先生，希望他能承接这项整理工作。2009年4月，陈国灿先生带刘安志君去旅博考察，回来告诉我，他已退休多年，很长时间没有招收学生，短期内恐怕很难组建团队承接这项整理工作。此事就又不了了之。”

荣新江也回忆了此前对这批文献的关注：

“我是1988年参加北京举办的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的学术研讨会时，在文津街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配合会议的一个展览上，初次见到旅顺博物馆所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的真面貌，虽然只有几件，但很亮眼。1990-1991年我到日本龙谷大学访学，每日所在的西域文化研究会的研究室就在大宫图书馆内，这里收藏着大谷探险队所获文书的另外一部分，就是1945年匆匆从旅顺运回去的两大木箱中的文书，所以那时有机会看了全部大谷文书的缩微照片和部分原件，而西域文化研究会的研究室里，也有不少有关旅顺博物馆藏品的文献，让我更加多地了解了这批文献的价值。回国后，曾在1995年与龙谷大学的上山大峻、小田义久、木田知生三位先生一起访问旅顺博物馆，得以更加清晰地见到旅博藏新疆出土文献。”

《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的出版和学术价值

《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的出版，是首次对“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进行的全面整理，其意义与价值不可估量。另外，虽然藏品从收入到出版经历了很长时间，但也“因祸得福”，整理者得以借助经济和技术发展带来的便利条件在较短时间内高质量的完成整理，并且全彩原大的印刷工艺为学者今后的研究提供了诸多方便。因此，与会学者就这批文献本身的价值以及整理出版工作的意义展开了讨论。

首先，荣新江从敦煌吐鲁番文献整理出版历史的角度进行了比较：

“由于大多数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日本探险队在敦煌、西域获得的出土文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是个别的或局部的陆续发表，所以给学术研究造成很大的障碍。从1990年代开始，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界和中国出版界的共同努力下，敦煌文献开始以大型（8开）图录的形式整理出版，包括《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以及各家小一些的收集品，如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上海博物馆、甘肃各家馆藏、浙藏等，《英藏敦煌文献》虽然开了一个好头，但限于出版经费的条件，只收录‘佛经之外的文献’，所以不全。这些图录为学术研究做出巨大贡献，但现在看来，一个最大的缺点是黑白图片，很多原卷的情况还是不够清楚。吐鲁番文书的情况更不如敦煌，图录的出版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唐长孺先生主编的《吐鲁番出土文书》的精装本，四大册，可惜也是黑白图版。”

“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保护传统文化的意识更加强烈。在国家出版基金和一些出版单位、学术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敦煌吐鲁番文献开始有了全彩版的合集出版，如中华书局出版的《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2008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的《首都博物馆藏敦煌文献》，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甘肃藏敦煌藏文文献》。这次我们出版的全彩版32册八开本《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可以说是敦煌吐鲁番文献中规模最大、学术含量最深厚、印刷水平最高、定价最低的一套。精美的印刷品不仅能够让热爱书法的学者保藏，也给研究中古历史文化、丝绸之路、中国传统文化在西域等等许多方面提供丰富的素材，必将大力推进西域史、丝绸之路史等方面的研究。”

《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内页

除此之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正建还总结道：“此次出版的《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展示了新的分类（据凡例，不是简单分为佛教文献与非佛教文献，在非佛教文献中又分为典籍和世俗文书两类，这是古文书学的立场）、新的著录（比如少有地给出了电子佛典的位置、编制了索引等），使文书各项内容表述更加清晰，使用更加便利，具有非常专业的水平和特色。”

对于《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的学术价值，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刘屹表示：“这26000件吐鲁番文书，是目前为止可以对吐鲁番历史文化认知带来最深刻和最本质性理解的一批材料。有了这批材料，吐鲁番地区的文化、知识、信仰的历史框架，基本可以在原有认知基础上，从一个新的层面上更加丰富而生动地建构起来。今后吐鲁番再发现新的出土文书，很可能也只是添砖加瓦，锦上添花，估计难有认识结构上的改变。”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馆长于志勇表示：“《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的出版，树立了新时代出土文献整理和基础研究保护的新典范，将积极引领和有效地推进新疆地区出土各类文书的整理和研究。”

“众所周知，‘吐鲁番出土文书’是重要的国家宝藏，相关整理和研究成为了20世纪出土文献保护整理和研究的佳话。由于时代所限和诸种原因，出版的图录本和录文本，留有许多缺憾和不足。21世纪初，吐鲁番新获文书的整理，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率领的团队高起点，高站位，倡导方法创新和总结，坚持国际视野和水准，取得了重大成果，为吐鲁番文书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应当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和标杆。”

整理团队在校核原件

王素从自己的研究兴趣出发，对《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的价值进行了具体评价：

“对至于旅博文献的价值，我想也应是毋庸置疑的。我一向认为，只要是古代遗留下来的文献，哪怕是片纸只字，也都是有价值的。包括‘四部书’在内的各种世俗文书虽然不多，且都是残片，但对研究高昌的学术与文化至关重要。佛经中，大家一般都关注‘疑伪经’，而我关注的是高昌译经。因为高昌不仅是佛教进入中国的第一站，也是佛教进入中国后的第一梵汉翻经道场。如《大正藏》所收《贤愚经》题‘元魏凉州沙门慧觉等在高昌郡译’，《大方等陀罗尼经》题‘北凉沙门法众于高昌郡译’，《佛说菩萨投身饴饿虎起塔因缘经》题‘北凉高昌国沙门法盛译’，《菩萨戒义疏》六种译本中的第三种是‘高昌本’，《天台菩萨戒疏》提到‘高昌等文’亦指高昌译本。类似记载不少，但肯定并不全面。1994年，我撰写《高昌佛教丛谈》系列文章，一共五篇，用韵文形式起了五个小标题，依次为：《佛教东传此滥觞》《梵汉转读译经忙》《僧刹佛宇香火长》《释子闍梨业辉煌》《优婆供养慨而慷》（台北《南海菩萨》杂志第134至138期连载）。第一篇即谈高昌是佛教进入中国的第一站，第二篇即谈高昌是佛教进入中国后的第一梵汉翻经道场。1996至1997年，我又撰写《吐鲁番出土佛教写经漫谈》系列文章，一共十九篇（台北《南海菩萨》杂志第160至173期连载）。说明我对高昌译经的关注由来已久。旅博文献中的佛经残片数量巨大，相信不少是在高昌翻经道场转译佛经的残片，这是一个尚待发掘的宝藏，值得深入细致地研究。”

黄正建还从他感兴趣的世俗文书方面分析了《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的价值：

“旅博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据介绍有26000片之多，其中2万片左右为佛教经典，其他除道教等文献外，世俗文书也有不少，尽管没有统计数字，估计怎么也得有上千件吧。我不懂宗教，对世俗文书还是比较关心的。从披露出来的信息看，世俗文书中有占卜文书、法律文书、官私文书、账簿文书等很多种类，非常值得期待。比如占卜文书，据称有十数件（前言38页），就很值得期待。据介绍，这些占卜文书中有宅经，这件宅经‘图式的整体方向是反着的’（前言38页）就很有意思。我们知道敦煌占卜文书中的宅经的图都是上南下北，不知这件宅经是不是也是上南下北，还是上北下南。另外‘律吕书’也很少见。整理者段真子似乎开始将其定名为《易》类典籍残片，后来才定名为律吕书（这也可以看到研究的进步对定名的促进），虽然不是准确定名，但考辨细致，给出的定名方向还是对的。这是敦煌占卜文书中所没有的占卜类型（当然‘律吕书’可能也未必是占卜文书），有重要学术价值。吐鲁番出土占卜文书中有与敦煌占卜文书不同的占卜文书，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我在分析大谷文书中的占卜文书中提到过（例如大谷3272+3769+3634号文书中的甲申猴，火命，贞观十年；乙亥猪，金命，景云二年之类，就不见于敦煌占卜文书）。吐鲁番占卜文书与敦煌占卜文书的异同，引人注目。此外还有官文书。据介绍，旅博所藏汉文文书中有一组开元二十三年闰十一月的西州官府文书，还有几件十二月的官文书（前言37页），其内容都很令人期待。”

《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整理工作的难度和特点

与会学者普遍认为《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的整理难度极大。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郝春文从自己的专业和整理经验角度出发，总结了三点：

“首先是绝大部分都是残片，需要考订其性质、名称和年代，虽然是现在有了多种典籍检索系统，但完全落实每件残片还是海量的工作量。”

“其次是内容庞杂，涉及多个学科的诸多领域。王素说过，‘全面整理比专题或分类整理难度大’，我很同意。专题整理时，遇到不懂的可以暂时绕开。全面整理却只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要弄懂一个自己不熟悉的领域的残片当然要比比对出自己熟悉领域的残片要花费更多的功夫。”

“最后，26000残片的编排、校对也是海量的工作量。编纂者的工作底本要和制版的图版一一对应，也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作。”

“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原件一页

黄正建总结出这次整理工作的几大特点：

“特点之一是碎片多就要求整理者有更宏观的立场，才能对这么多碎片有整体把握。这个立场就是写本学和传播学的立场。整理者认为只有自觉站在写本学以及传播学的立场来整理这批文书，才能不斤斤计较于个别字的异同，而是从写本时代特征，即写本错漏是常态的角度判断其内容性质，进而指出抄写者既是文献的接受者也是文献传播者，因此抄写者往往（站在当地的实用角度）擅自增删，造成文本的不同，而各种文字相异的文本，其性质则是相同的，以此来定名和确定时代。”

“特点之二是碎片多就要求整理者有更广博的辨识和思考能力，对以往的研究成果和与整理对象相关知识更加熟悉，才能有所进步。经过检索得来的结果，如果不进行分析，只是客观放在那里，就不能得出正确的定名或定时代。比如王振芬、孟彦弘整理的经录，判断出与方广錩所说的龙兴寺经录其实不尽相同，进而指出有两种经录，一种是正规的通行全国的，一种是当地的为一个寺院服务的，这是很重要的结论。孟彦弘在整理《佛说救护身命经》时，看到两种系统写本著录的矛盾，由此提出可能一种是疑伪经，一种是真经的看法，也是一个很好例证。检索容易，增加了分析的难度，而只要对检索结果认真分析，就能得出比前人整理更正确的结论，这是项目组成员普遍能取得很大成绩的重要原因之一。”

《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内页

“特点之三是整理者并非孤立地整理碎片，而是将其放到该文献残留全部写本中，放到该文献在当时的流传与流行中考虑，以揭示其价值和作用；同时考虑该文献的用途（例如是学生用还是官学所藏还是官府抄写等等）或功能（是作为经典作为典籍还是实用）；考虑当地的知识体系（是面向普通民众还是面向高层精英等等）。这样就克服了碎片的孤立形态，使其成为该文献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得出的结论更有说服力。”

“特点之四是碎片断代之难，倒逼着整理者采用文书学的方法，即从纸张、格式、字迹等去断代，产生了以史睿研究为主的笔迹鉴定的理论和方法，他称之为‘基于书体及风格分析、笔画分析、部件分析、字势分析的书法断代方法论’（前言41页），并运用到了整理实践中去。项目组成员都在学习使用这一方法，当然以史睿运用的最纯熟，例如他关于《俱舍论颂释序》写本的整理研究，用章草运用的优劣来断代，进而提出两种写本对象的不同（后期文本拙劣地模仿章草），一是面向饱学之士，一是面向普通信众。分析十分精彩。其他利用笔迹、格式来断代的还有很多。可以说这一方法论的诞生（虽然还不够完善），是这次整理工作中的一大收获，为以后文书碎片整理提供了一个可操作的断代方法。”

《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书研究》

除此之外，郝春文还认为，相较而言此次整理的标的很高，也带来了一定难度，“这次整理的标的是‘站在写本时代吐鲁番文献的角度，建立该时代、该地区的文献体系’，不过也确实可以提高整理工作的整体水平。我看课题组成员发表的论文，很多都是奋力开掘文献残片的深层次含义，应该说就是这个标的引领的结果。”

“建设专业高效团队是整理大宗出土文献的质量保证”

此次座谈会上，王素的发言主旨为“建设专业高效团队是整理大宗出土文献的质量保证”。这是他多年来的经验以及对此次“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整理工作的观察所得出的结论，得到了与会学者的普遍认同，大家都对这次整理工作对于学术队伍的培养给予了肯定。

王素在座谈会上分享了他为《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申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所撰推荐书中的评价：

“旅顺博物馆的藏品，少有整卷，多为极小的残片，很难比对，要想系统整理，必须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尤其是需要组织一支专业高效的整理队伍。本项目的整理，由旅博与北大等单位合作，王振芬、孟宪实、荣新江领衔，组织了多位专业人员参与，其中不乏众多具有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经验者，如朱玉麒、史睿、游自勇等，都曾参加《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的整理工作。这支团队在整理出土文献和培养人才方面可谓硕果累累。可以说，本次对旅博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的整理，是有质量保证的。”

“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整理工作现场

在郝春文看来，“出土文献整理是一项实践性很强的研究工作，需要动手参加时间，光靠听课是很难学会的。所以，组织研究生参加课题研究，是非常有效的培养人才手段，比如北大、人大和首师的很多研究生参加了项目（田卫卫、李昀、包晓悦、张凯悦、沈琛、徐维焱、刘敏、严世伟、陈耕、陈烨轩、刘祎、任柏宗、宛盈、吴晓丰、李庭烟、张志杰、徐姝、李正一是北大研究生；段真子、何亦凡、马俊杰、卜天舒、景凯东、蒲宣伊是人大的研究生；赵洋、冯璇、朱义德、王典典、王鹏是首师的研究生），期间受到了文书整理和研究的具体训练。这实际是给中国的敦煌吐鲁番学培养了后备军。”

对此，中山大学教授姚崇新也表示，学术界对于这种范式也是广泛认可的：“我举一个例子就可以了，比如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邹逸麟先生，曾经在回顾谭其骧先生主持《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一里程碑式的学术成果时，有一个回顾性的表述，强调了重大科研项目对人才培养的重大意义，原话是‘一项大的科学研究最后得到的不单单是研究成果，而且能带出一批学者，能够让学科向前推进一大步。’”

整理团队在校核原件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子凡代表整理团队的年轻人进行发言，汇报了成员在这次文书整理工作中取得的一些研究成果：

“在文书整理过程中，围绕着这批旅顺文书，同学们和旅博的青年学者在各位老师的指导下共发表论文近20篇。内容包括儒家典籍、史书、佛经、道经、官文书等各个方面，发表在《文史》《文献》《中华文史论丛》《敦煌吐鲁番研究》《吐鲁番学研究》等刊物上。这些都是在旅博文书整理过程中不断努力学习的成果，既基于旅博文书，又不限于旅顺文书，例如朱月仁、何亦凡对《武周大足元年西州高昌县戶籍》的研究，利用旅顺博物馆藏文书、大谷文书、书道博物馆藏文书和俄藏文书，缀合、复原了这件户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11月，我们有几位同学作为代表参加了‘旅顺博物馆百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国内外学者面前展示了我们学习的成果，获得了各位老师尤其是与会日本学者的肯定和鼓励。”

《丝绸之路与新疆出土文献：旅顺博物馆百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刘子凡表示，参加旅博文书整理的宝贵经验，对成员的学习和研究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例如段真子《国家图书馆藏“八相变”的写本学考察》，考定出国图藏BD3024《八相变》是由具有不同版本来源、抄写时间不一的六组写本粘贴而成。就是注重研究实践和写本细节的一种写本学研究，这一成果也很荣幸获得了郝春文老师的表扬。又如，何亦凡对于《论语》郑玄注的研究，就是从旅博写经整理的写本学经验得到启示，进行了一些新的整理。又如赵洋、包晓悦关于官文书的研究、马俊杰关于告身的研究、沈琛关于姓氏书的研究，以及我对大谷文书中的唐令残片的研究等等，都是受到了文书整理的深刻影响，也得益于文书整理过程中学习的知识和积累的科研能力。”

对于团队在具体工作上的协作，荣新江分享了最后校对工作中的团队协作以及在疫情期间所克服的困难：

“从2019年开始，陆续开始进入排版和校对的阶段，在中华书局的图录排出一批以后，参加项目的老师们进入一遍一遍的校对工作。按照我们的工作程序，我们六位老师：孟宪实、荣新江、史睿、游自勇、孟彦弘、朱玉麒，还有两位青年学者段真子、刘子凡，每人每校都看一遍，这样反复校对。今年年初开始，受到疫情影响，停顿了一段时间。但疫情稍微好转，我们就开始重启校对工作，一般做法是游自勇开车从中华书局把校样运到北大西门，我们从西门用板车由史老师运到朗润园的中心，我们北大的三位校完之后，再运到校门交给段真子，带回人民大学后经孟宪实和真子校对后，送首都师大游自勇校，期间孟彦弘、刘子凡通过网络或微信，做相应的查核工作，最后由游自勇送回中华。后来北大校门可以预约进入，各位老师基本上集中来北大中古史中心做校对工作，后来赵洋加入，帮忙制作《总目索引》，也参加部分校对工作，还有先期回京的个别同学。最终克服疫情带来的种种不便，按期交稿，排版印刷，顺利出版。”

孟宪实老师在疫情期间用推车运送校样

除此之外，与会学者还对博物馆、学者和出版社开放、真诚以及专业的合作方式非常赞赏，希望这种模式今后能够得到更加广泛地运用。刘屹认为，“王振芬馆长为代表的旅博馆方作为文物收藏家的境界与胸怀，荣新江先生的学术眼光和一贯秉持的国际学术规范和标准，徐俊先生作为出版家的魄力和执行力，这三者缺一不可，互相兼具，互相成就。”

整理和出版团队在旅顺博物馆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李肖也表示，“用我自己的亲身感受，收藏地或者出土地的方面如果缺乏这种与时俱进的精神，没有政治和学术的担当就不太会容易很快将出土的文物文献转化出来。但大连市和旅顺博物馆很有这方面的担当和大局意识，积极联络学界将这些藏品转化为学术成果和社会财富。”

北京大学教授段晴也认为旅顺博物馆值得大加赞赏，“不是所有博物馆都有如此开放的心态，并且旅顺博物馆非常有眼光，选择了国内目前水平最高的团队。”

基于《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可能的延伸研究方向

相关领域学者还分享了他们对今后“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研究的一些想法和展望。

首先是刘屹做的三点总结：

一，吐鲁番地区出土文书的整体性和综合性研究：与德藏、英藏等中外收藏吐鲁番文书的关联性问题。借助有出土地的线索来确定大谷探险队这些出土地不明的文书。这方面可能还需要在更广的范围内运用电脑技术来解决缀合的问题。

二，1960年代日本《西域文化研究》六大卷，“金字塔式”的成果。中国学者已经通过《敦煌讲座》来超越日本《讲座敦煌》。下一步能否推出中国的《西域文化研究》，全方位展现中国学者在吐鲁番文书为基础的西域文化研究方面的进展？《旅博文献》形成的这个团队应该成为这项工作的核心力量之一。

三，在大谷探险队所获文书的整理研究方面，《旅博文献》这套书展现了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绝对优势。在中古中国的出土文书整理与研究领域，我们实现了从“学习日本学术”到“超越日本学术”的跨越式发展。但关于大谷探险队的历史研究问题，我们国内关注还不够。目前日本西本愿寺系统的学者研究大谷光瑞形成一股热潮，很多站在日本立场，甚至只是西本愿寺立场的观点和评判，需要我们了解并参与讨论。

段晴认为，“一直说佛教的传播是一个由西向东的‘东渐’过程，但这部文献很明确地反映出佛教向西域的回流。我觉得未来可以做很多工作，比如荣新江提到的《善恶因果经》有粟特文的版本，不是从西域传过来的，而是从中原传来的。我对这个问题敏感是因为前段时间做了吐峪沟出土的一件粟特语佛经抄页，有关金刚顶灌顶仪轨，明显从汉文译出，这就是回流。回流路线甚至涉及到南海、印尼。有不空等人的汉译本。汉译本出自中原，又传播到西域，传播到吐鲁番，粟特人当中信仰佛教的信徒，又转译出粟特文本。回流最鲜明的例证是《金光明最胜王经》。所以我认为这方面将来还是有很多可挖掘的矿藏。”

“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中的佛经残片

段晴还希望将来吐鲁番的胡语文献也能以图版的形式整理出版，与汉文文献一起完整地呈现西域的历史与文化。

姚崇新回应了王素和段晴的观点，同时对接下来有研究空间的方向讲述了自己的三点体会：

“首先，我觉得这一批文献的出版对于汉地佛教与佛教艺术的回传西域、中亚的研究应该有比较大的推动。这一点刚才段老师已提示了。王素老师刚才说得很好，他说高昌是梵汉翻译的第一站。这里我可以再补充一下，高昌其实也是汉地佛教和佛教艺术回传西域的第一站。所以我认为这一批材料的出版意义重大。当然研究汉地佛教和佛教艺术回传西域中亚这样一个课题，仅仅是靠文献也是不够的。如果要真正的展开的话，我认为可能还是要将各类材料综合起来进行研究。比如佛教造像遗存、石窟、寺院遗址等，就很重要。但是目前我们在新疆、中亚地区发现的一些材料，以及之前发现的相关造像资料，还没有系统地加以综合研究。特别是还没有充分结合新疆出土的汉文佛典、文献进行研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批文献的出版对于汉地佛教与佛教艺术回传西域、中亚的研究意义重大，且前景可观。最近我做了一个小课题，就是研究汉地观音信仰回传西域，我就发现绕不开高昌，所以我的论文题目的副标题是“以高昌地区为中心”，这个稿子已经完成了，而且也利用了旅顺博物馆课题组最新的整理成果。”

“第二个体会就是这一批材料的出版面世也可以进一步地推动西域佛教史和西域佛教社会史的研究。西域佛教史我想在座很多都是专家，大家都知道，从最早的羽溪了谛的研究开始，到现在也一百年了，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实质性的推动并不是特别大。有客观原因，那就是各方面的基本的文献资料没有得到一个系统的整理和公布。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就是它有一定的难度，就是除了汉文的以外，还需要对西域中亚胡语佛教文献、梵文佛典等，有总体把握。因此西域佛教史号称难治。季羡林先生晚年的一大宏愿就是撰写一部《西域佛教史》，但因身体原因并没有真正完成。无论如何，我认为这批材料的整理刊布应该对这一课题的研究起到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像材料中的一些疑伪经，不少是西域地区首次发现，是做西域佛教社会史研究的珍贵文献。荣老师对它们的价值已做了初步归纳。”

“第三个体会就是，随着这批佛典的刊布，我认为西域汉文藏经的建构工作的时机已基本成熟。过去我对这一课题虽然有一些初步的想法，但是西域汉文佛典整理工作一直在进行时中。现在看来时机差不多成熟了。我们可以整体观察一下海内外收藏单位的整理出版情况，德国和日本收藏的比定和编目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柏孜克里克新出的也整理出版了。旅顺博物馆的这一批是非常关键的一批，现在也正式出版了。所以我想建构西域汉文大藏经的工作是不是可以提上日程了。”

“旅顺博物馆藏新疆出土汉文文献”残片

书法史学者刘涛认为，旅博所藏写本文书的整理工作，史睿先生对无纪年的写本作了书法形态的分析，以"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分为四个时期，并注明每个写本的书写时期。“这是过去写本整理出版工作中所未见的一个大胆尝试，也是旅博这批写本文书整理工作的一个亮点。”

“当然，对旅博这宗写本的分期研究，很有必要继续做下去。也有更加深入研究的工作可做，即参照其他馆藏署有纪年的敦煌吐鲁番写本作书法形态的对比，对旅博藏写本书法形态(主要是楷书体)进行分类研究，从而建立写本书体演进的座标系统。”

“旅博所藏写本，包罗不同时代的书迹，而且具有书法艺术价值。虽然多是残片，却类似小品的书作，便于放大展览。而且可以结合写本书体的分类研究，举办本馆写本书法的分类展览，既可展示这宗藏品的书法艺术价值，也展示了写本书法研究的成果。”

“如果可行的话，旅博可以用这宗文书举办一些展览，例如：一，常规性的写本书法艺术展览，展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残片；二，写本书法形态分类、演进展览，与写本书法形态分期研究结合。这样的书法研究展览，对于今天借鉴古代书法，对书法史的研究，都具有重要作用，也可培养本馆写本研究的专业队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