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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天寻隐·洞霄纪-风水变局与深山棋会:栖真洞再发现手记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洞天福地”常被用来形容风景秀丽、适宜人居的自然环境。具体而言,传说中的“洞天”往往得以通过天然的岩洞而进入,是生命度化的仙境;而“福地”则往往位于山中水源充沛,物产丰富之处,是躲避灾疫的圣所。在隐修传统中,外部存在的“洞天”也被引申与人…

【编者按】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洞天福地”常被用来形容风景秀丽、适宜人居的自然环境。具体而言,传说中的“洞天”往往得以通过天然的岩洞而进入,是生命度化的仙境;而“福地”则往往位于山中水源充沛,物产丰富之处,是躲避灾疫的圣所。在隐修传统中,外部存在的“洞天”也被引申与人体对应,洞天胜境即是人的身内造化,而外部山水则是人体之外延。由此,“洞天福地”也反映出了东亚地区独特的身体观与宇宙观。

“洞天福地”的历史、文化渊源可上溯至东汉末年巴蜀地区的道教二十四治或更早的洞穴祖先崇拜,并在六朝时代最终系统化定型。在历史的发展中,洞天福地不仅是人与自然实现共融的圣域,更是自然环境保护区;由此形成的日常生活方式延续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千百年来,“洞天福地”不仅成为世人倾心居住的桃花源,也成为先民朝山顶礼的圣地。按道经所载,天下有大洞天10处、小洞天36处、福地72处,这共计118处的“洞天福地”分布在从晋北到岭南,从浙江沿海到四川盆地的广袤国土之中,他们几乎全部是风景秀美,历史底蕴深厚的名山并伴随着深厚的民间传统文化习俗。其中还有不少国家级或省级的文物保护单位坐落其间,以名山为依托,构成了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多重立体交叠。

在历代高道名僧及文士的影响下,“洞天福地”这一幽隐的圣地概念也逐渐为公众所了解,入山寻隐,访道问禅,吟咏唱和,涂写丹青,听雨观鹤,扫雪烹茶成为宋代以来知识阶层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洞天福地也对整个东亚地区的诗歌、山水画、建筑、园林、盆景与雕刻艺术都产生了深刻并深远的影响。大致烟波浩渺的皇家园林,小到纤毫精微的案头清供,从京都龙安寺的枯山水到越南北部的朱砂井,无处不存在着“洞天福地”的文化基因。

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中心、清华大学国家遗产中心与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思想新闻中心合作,探索性地推出“洞天寻隐纪”专题,入山踏访仙踪,将实地考察与文献考据相结合,试探讨“洞天福地”背后所蕴含的物质文化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如何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的传统文化,乃至其对当今的环境与生态保护、文化与社会发展等具有何种启发意义诸话题。以下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吴真教授关于杭州洞霄宫栖真洞的再发现手记。

导语:我从十几年前就留意搜集洞霄宫的文献,一直想不明白,今天看来风景普通的偏僻山谷,在宋元时期为何能够成为天下宫观之首?纸上得来终觉浅,这次实地踏访洞霄宫,我真切地感受到,一个道教洞天能够“出圈”,一定是诸多因素的捆绑与共赢:风水形胜(九锁五洞),时代审美趣味(宋代文人的林泉归隐),地理便利(从临安出发的洞天两日游),国家政策(宋高宗亲临以及“提举洞霄宫”的祠官制度),道团推动(深山棋会的景观营造)。


道教胜地洞霄宫地处石灰岩地带,宫址周围分布着诸多天然洞穴。每遇山洪,地上无水;一遇奇旱,地下清泉不断。南宋《咸淳临安志》载录了这一带有名字的八个洞穴,为了对应“九五”的神圣数字,“九锁五洞”的神圣地理开始凸显,形成“五洞交扃,九峰回挹,千岩万谷,秀聚其中”的典型洞天特征。五洞之中,大涤洞天名声最著,早在唐代开元时期司马承祯《洞天福地天地宫府图》三十六小洞天之中即排第三十四位,在唐末五代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中又排在了第三十一位。近年来,到访洞霄宫遗址的学者均曾涉足大涤洞,而其它四洞——栖真洞、归云洞、龙洞、凤洞,则不见探访记录。

杭州有一群踏查古代摩崖石刻的 “摩友”,经常通过“至微堂西湖史迹考察群”相约到杭州周边的深山密林,爬山涉水,摩崖访碑。今年11月8日,摩友老奚、老马与中国美术学院的王冬亮博士一起到大涤山里,在村民“小意妈妈”一家的帮助下,找到了重要性仅次于大涤洞的栖真洞。12月5日,我们趁着赴“璿玑研学工作坊”讲座之机,加入王冬亮博士组织的洞霄宫踏访小组,希望一一勘实其余的三洞。

一、天柱观的风水变局

从杭州市区驱车一小时抵达宫里村,自会仙桥向山里行走几百米,地势突然隆起,进入天目山余脉的九座山峰包围而形成的数个相连盆地,洞霄宫遗址位于最大的盆地之中,天柱山与大涤山南北对峙。唐高宗时期敕建的天柱观,以盆地西南的天柱山(高364.2米)为主山,中唐以后,天柱观改为北向大涤山,“此观创置之始,本对南方,后有朱法师相度地形,改为北向……致使观中寥落,难驻贤德”。(钱镠《天柱观记》)晚唐道士闾丘方远自天台来此清修,相度山势,兼移基址,以北面海拔299.4米的大涤山为主山,并在时任浙东威胜军节度使兼浙西镇海军节度使的钱镠支持之下,迁址兴建新天柱宫。

乾宁二年(895年)的这一次改向,令天柱观的风水形势更富于道家智慧。光化二年(899年),钱镠撰写的《天柱观记》明言:

遂乃添低作平,减高为下,改为甲向,是五音第一之方,而乃添培乳山,却为主案。

所谓的“甲向”,即是东北偏东70度,寓意“紫气东来”。按照传统风水理念,大门改东之后,则山势更为绵延雄阔的大涤山变成道观的“靠山”,与大涤山南北对峙、“屹然若柱”的天柱山变成了道观的“朝山”,具有 “文笔秀峰”的特殊象征,而且闾丘方远将大门前一个山形矮小的山丘命名为“乳山”,作为风水局关键的“案山”。

迁至新址的天柱观既然以大涤山为主山(即“来龙”),汇经盆地、绕过乳山之后蜿蜒九曲流出山外的清溪以及两岸的峡谷,就变成了风水意义上的“去脉”。地理书《青囊经》论“去脉玄关”说:“去处之元,宜重重关锁,气方能聚”。北宋之后,从大涤洞通向山外的峡谷,被称为“九锁”,寓意去脉迂回湾环,重重关锁,使元气不泻。

地环九锁溪为路,殿合诸峰石作屏。(南宋刘应子《游九锁》)

入谷初无路,山溪九折回……溪流人闲见,桃花源上开。(北宋钱景谌《游洞霄》)

入山者缘溪前行,经过九锁层峦,行至天柱观所在的盆地,眼前豁然开朗,别有洞天、世外桃源的感受油然而生。

洞霄宫风水形势图 ?(陶金/摄,吴真、陶金/标识)

洞霄宫风水形势图  (陶金/摄,吴真、陶金/标识)

靠山近而雄浑,朝山远而峻拔,又有乳山可为几案,九曲环溪为去脉——乾宁二年天柱观的风水变局似乎给钱镠带来了好运,《天柱观记》云,“寻即一二年内,法主两沾渥恩,道侣益臻,常住咸备”,钱镠不禁感叹道:“得不因移山势而再振玄风者哉!”

经此风水变局,大涤山的地理位置愈发重要,山腰的道教洞天大涤洞主一山之灵气,固然是最重要的“灵场”,山中还有几处胜地与道教信仰相关。如元代至大年间(1308-1311年)邓牧编纂的《洞霄图志》所云,“西洞据其领,石室出其半,天坛冠其颠,皆山中胜处也”——石室是唐代高道吴筠修真之处,天坛则是仙人许迈升天之处,“西洞”位于大涤山南伸的天柱岭高处,大涤先生杜琛曾向他的弟子何法仁传授修炼秘诀,“汝宜居西洞,可以遁世成真”。后来西洞就成为道士们隐居修真之所,故名“栖真洞”。

栖真洞位于大涤山的西绝顶,一入洞门,黑色岩壁上的“龙爪”赫然眼前,那是白色石英渗入石髓之后形成的纹路。《洞霄图志》记曰:“东台石阁崖上有龙爪蟠拏蹴缩之迹,或戏以手漫灭,翌日视验如初,是知洞龙出入之径也。”这个附会配合着整个大涤山的风水格局——像龙一样蜿蜒矫健、忽隐忽现的地脉出现在大涤山的绝顶,栖真洞的龙纹爪,其实就是“龙脉”的显现。

栖真洞的龙爪。手持镰刀者为摩友老奚。

栖真洞的龙爪。手持镰刀者为摩友老奚。

二、风烟谷口亭,岩穴神仙宅

栖真洞的开发,应当是在晚唐天柱观风水变局之后,大涤山作为道观主山受到道团的重视,遂将山顶的西洞利用为道士栖养之所。栖真洞的文字记载,则要到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才出现。当时宋真宗崇奉道教,各地官员竞相上奏“祥瑞”。祥符五年秋,两浙转运使陈尧佐奉命到大涤洞修祷,忽有五色云自洞中出,地上又突涌泉水,洞前枯死了十五年的大砾木在一夜之间枯木重荣,三种祥瑞上报朝廷后,宋真宗特赐将天柱观改名“洞霄宫”。

陈尧佐写有四首七言绝句《洞霄宫》讲述此行见闻,“谷口停骖上翠微,五云宫殿辟金扉。不知何处朝真会,恰见龙鸾队仗归”(《洞霄宫其二》)。第三首诗在《洞霄图志》中又题作《题栖真洞》,诗云:“二天封部稼如云,流水清寒出洞门。更爱林间盘石上,松花吹散羽人樽。”这两首诗描述了陈尧佐见到的神仙队仗出行、五色云彩涌现的宏大场面,大涤洞离洞霄宫不到百米,栖真洞却在洞霄宫西三里外近两百米高的绝顶,可见陈尧佐是为了追求所谓的“朝真”而特地登高。

古人相信山之高处可以迎接仙人,栖真洞的选址大概有此用意,道士于洞内修炼,亦可凭借地势之便,时不时朝真礼神。洞口被茂林掩盖,南宋赵汝唫《游洞霄》云:“九锁扃仙窟,栖真隔茂林。地灵泉石秘,岩古薜萝侵。”对于山外的游客来说,栖真洞还是相当考验体力的。南宋末期韩松《游栖真洞》记:

黄冠具竹舆,邀我游栖真。山家杂水树,野径横荆榛。长松卧苍蛟,乱石错紫鳞。委曲至洞府,积雪开双门。

宋末元初郭景星《栖真洞》亦有类似的游记:

昨日肩舆游大涤,山路坡陀间平直。今朝乘骑栖真行,草合高冈不容陟。跻攀寸步未易到,勿见飞檐出青壁。谷口亭中姑少憩,小酌山醪纾足力。神仙窟宅今在眼,洞门轩敞无扃鐍。

宋末元初的洞霄宫尚处鼎盛时期,开有多条小路可达各处景点,而且道士还提供人力抬轿的服务(即上二诗中的“竹舆”“肩舆”),但抵达栖真洞已经是“草合高冈不容陟,跻攀寸步未易到”那般的费力。

2020年的今天,洞霄宫早已荒废几十年,寻访栖真洞更为不易。11月8日,老奚四人拜托当地的朋友找到熟悉地形的村民做向导,五个壮汉带着长长的柴刀与镰刀,一路开山劈路,披荆斩棘,一天下来,终于在傍晚时分,找到掩盖在密林中的栖真洞。12月5日,我们再度上山,只见之前被劈开的杂藤荆棘又渐渐封住了小路,多亏老马借来长柴刀,仍旧一路披斩,从山脚攀爬了将近一个小时,终于来到栖真洞前。

栖真洞口北向,郭景星《栖真洞》提到“飞檐出青壁”的谷口亭,就建在洞口前宽约五米的开阔平地上。宋代道士取陈尧佐“谷口停骖上翠微”诗意,在此建造一座亭子,名为“谷口亭”。

殊庭天柱西,微径罗荆榛。驱车谷口亭,清气已迫人。(南宋吕同老《栖真洞》)

风烟谷口亭,岩穴神仙宅。径回閟天光,云湿滴乳液。(南宋王易简《栖真洞》)

谷口亭在清代嘉庆年间已不存,这次我们在洞口仔细搜检是否残存建筑构件或砖瓦,一无所获。

栖真洞

栖真洞

南宋周必大《癸未归庐陵日记》记隆兴元年(1163年)四月游洞霄宫:“栖真洞去宫稍远,山极高,可望府城。”初看这条文献我还是半信半疑,因山洞高不过两百多米。这次实地探访,站在洞口极目远眺,几重青山之外,隐约可见杭州市区的层层高楼,顿时领悟古人于此栖真的丰富意涵——可朝真,可潜修,可远望,可陶情。

三、蝙蝠千年领地

中国古代的洞穴叙事,一般会将“仙鼠”(蝙蝠)作为仙气的象征。唐代李白在《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中说,“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其中有白蝙蝠,大如鸦。按《仙经》,蝙蝠一名仙鼠,千岁之后,体白如雪,栖则倒悬,盖饮乳水而长生也”。宋代记载大涤洞常见白蝙蝠的身影,苏轼《洞霄宫》云,“庭下流泉翠蛟舞,洞中飞鼠白鸦翻,”《咸淳临安志》则记,“大涤洞中,有白鼠长可二尺,仙书名为玉芝”。明崇祯时人朱朝瑛《同姚有仆、何羲兆、孟长民游栖真洞》所记亦是:“仙鼠翩翩掠,蜗牛曲曲旋。不知危石底,忽露一条天。”

一千多年过去了,现在蝙蝠仍是栖真洞的原住民,地上黑黑的淤泥,其实都是夹杂着洞穴泥灰的蝙蝠粪。在以前经济还不发达的时期,蝙蝠曾经是洞霄宫所在宫里村的“福主”。2019年曾有一篇回忆文章述及栖真洞,说在生产队时期,当地农民在每年种玉米的季节就到栖真洞去挖蝙蝠泥(蝙蝠的粪便),那是最好的肥料。“挖蝙蝠泥的工作一般分成2块,即青壮年负责寻找蝙蝠泥,女劳动力负责从洞里往外运送。寻找蝙蝠泥的过程往往要经历四五天,直到无泥可挖,或者基肥够用为止。经施过蝙蝠泥的玉米确实长势良好,因此每年都会重复这个动作。”(冯益民:《栖真洞》,《今日临安》2019年12月25日第3版)进入21世纪后,村民不再上山垦种玉米,自然也不需要入洞挖蝙蝠泥,山林逐渐荒芜,道路逐渐被荆棘覆盖,栖真洞重回蝙蝠的领地。

栖真洞里的蝙蝠

栖真洞里的蝙蝠

老奚说,11月初他进洞的时候看到好多飞舞的蝙蝠,是黑色的,地面还冒着阴森森的潮湿臭气,同行老姚不小心滑倒,溜至洞底才刹住脚,结果搅动了底下的蝙蝠粪泥,“顿时一阵比沼气还难闻的妖气弥漫开来,吓得我们赶紧逃出洞天”。隔了一个月,这次我们再到栖真洞,却一只蝙蝠也没见到,而且地底的泥土暖烘而松软,虽有“踩屎感”却无异臭,可能蝙蝠换地方冬眠去了。

四、一盘没有下完的仙人棋

宫里村当地人把栖真洞叫做“仙人洞”,我们在洞里找到唯一的一个石刻上却刻着“仙神洞”,栖真、仙神、仙人三个名称皆有“神仙”之意,倒也想通。

洞里的石刻上刻着“仙神洞”

洞里的石刻上刻着“仙神洞”

栖真洞口高约五米,形状仿似葫芦,让人联想到“壶天”仙境(道教的洞天其状似葫芦,模仿葫芦开口小、内腔大的特征,又称“葫芦洞天”)。栖真洞共有两进,进洞之后先是一个宽三四丈、高四五丈的“客厅”,再进去十步左右,就看到高二十多丈的宝盖顶,如同大礼堂般宽敞,确实是一个初窄后宽的葫芦空间。在龙爪迹的岩壁上,按照元代《洞霄图志》的记载,“入洞门三丈许,有石仙人,为仰卧状”,岩上原有仰卧的石仙人,然而现在却是空空如也。

栖真洞中的蛛网

栖真洞中的蛛网

里洞岩壁上一个个凹进处,如同一间间小石室。以前的道士就在这些小石室里打坐修行,坐化也在这里,1960年代村民曾在洞里发现几个“荷花缸”,里面还有骨骸。“老一辈带领我看到过右下方一处道士栖息的龛室,就是小洞。那个地方相对比较干燥,适合栖息。第一次看上去好像道士刚离开那样,痕迹还很明显。龛室的上方有水滴不断地掉下来,老年人告诉我,道士就是靠积攒这些水滴生活。”(冯益民:《栖真洞》,《今日临安》2019年12月25日第3版)

栖真洞中的仙气

栖真洞中的仙气

入洞向西百余步,就是洞里最高的一处高台,1980年曾有人用梯子攀登而上,发现“内有石桌,桌上刻有棋盘,大概是仙人下棋的‘雅室’了”。(《杭州日报》1980年1月23日第3版《九峰拱秀——游大涤、仙人、观音三洞》。作者:俞金生、潘海生、乌鹏廷)我们两次到栖真洞都没能带上梯子,只能借古人文字想象一下那一盘没有下完的仙人棋——

结顶宝盖高,下可容百人。神仙独何之,棋局今犹存。翠子拂不落,衣袖生清芬。山间局未终,浮世三千春。安得从之游,一笑凌层云。(南宋韩松《游栖真洞》)

顶高绝似撑华盖,穴暝初疑入武陵。秋静石枰空晕藓,寒生泉缝忽悬冰。(宋末元初林景熙《栖真洞》)

何年采真游,遗此栖遁迹。流泉金石奏,伏鼠霜雪色。浮世几兴亡,残棋耿苔石。(元代邓牧《游栖真洞》)

洞天中的仙人对弈,本身就是一个强大的宗教文学隐喻——《烂柯山》故事里,凡人王质误入石室洞天,观看仙人对弈,俄顷归来,发现斧柯烂尽,人间已过百年。“仙界一日内,人间千载穷。双棋未遍局,万物皆为空。”(唐代孟郊《烂柯石》)烂柯主题在唐代逐渐衍生出“洞天仙弈”叙事模式,仙人的一局棋,寓意“瞬间与永远”的时空转换,其中的无穷深意,让文人画家为之沉迷,宋代之后文人画的常见画题“仙人对弈图”亦由此而生。

《深山棋会图》

《深山棋会图》


《深山棋会图》(局部)

《深山棋会图》(局部)

1974年从辽宁省法库叶茂台屯第7号辽墓出土的绢画轴《深山棋会图》(一名《山弈候约图》表现的就是这样一幅洞天仙弈画面:溪水萦抱的山崖下,有一形似厅堂的隧道,寓意洞天之门,门外一位着冠执杖的隐士正携琴前来赴会;画面上方便是洞天世界,峭峰险峻,白云掩映松林与楼阁,楼阁前有二仙翁对坐弈棋。

湖北黄梅墓葬出土的宋代青白釉瓷枕,也表现了山中仙人对弈的场景。

湖北黄梅墓葬出土的宋代青白釉瓷枕,也表现了山中仙人对弈的场景。

李清泉曾分析古人观念中棋具如何被看作与仙人沟通的工具,又以弈棋题材背后联系的“洞天”信仰为线索,揭示出许多辽代墓葬的建筑形式和建筑装饰内容,恰好反映了造墓者想要将地下阴宅改变成“洞天”的企图。(李清泉《墓葬中的会棋图》,《由图入史》,中西书局2019年版)有意思的是,在湖北黄梅墓葬出土的宋代青白釉瓷枕,也表现了山中仙人对弈的场景。

在追慕山林归隐的宋代,到道教洞天赴一局洞天仙弈,应该是一桩可诗可画的林泉雅事。山间局未终,浮世三千春。几乎所有游览栖真洞的文人,都留下了洞中仙弈的吟咏,由此可见,宋代洞霄宫的道士们营造景观的本领,确实高超。他们还借取苏轼《洞霄宫》诗中语以命名附近的景点,如翠蛟亭、来贤石。

五、寻找神仙停车场——归云洞

根据《洞霄图志》记载,在栖真洞左偏半里的山顶,应该还有一个归云洞 ,“常有云气往还洞外,故名”。这是栖真洞的后门,“神仙回车之便道”。

如此“仙洞配置”很有想象力。大涤洞和栖真洞是神仙往来会客的礼堂,神仙出游素来仪仗威武雄壮,正如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描写的那样:“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神仙出行专用一种御风而行的神车,名为“飙车”,李白《古风》说,“四时登大楼山,举首望仙真。羽驾灭去影,飙车绝回轮”。风驰电掣的飙车降凡之后需要减速“回车”,掉转车头,栖真洞的后门归云洞就是专门给神仙回车的停车场。在诗人笔下,归云洞的云蒸雾绕,便是众真回车归去的仙云——

众真霞佩上三天,谁见回飙□驾旋。洞府后门人不信,片云鹤鹤是归仙。(南宋陈洵直《归云洞》)

百里周回玄盖天,回车尽指后门旋。悠然一片云飞晚,指点归来沙苑仙。(南宋徐安国《归云洞》)

道教神仙乘坐飙车宝马飞龙等坐骑出巡,需要颇为宽敞的回车之地。 ???????南宋 马麟(传)《三官出巡图》绢本 设色 174.2x122.9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

道教神仙乘坐飙车宝马飞龙等坐骑出巡,需要颇为宽敞的回车之地。

???????南宋 马麟(传)《三官出巡图》绢本 设色 174.2x122.9厘米 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

神仙的停车场有多大呢?《洞霄图志》记归云洞位于峰顶,“前有隙地,灌木修篁,蔽映谷口,洞门仅数尺,下入丈许”,进至洞底,“深可百余尺,石壁光莹,其中有石如积铜钱者,周围平坦,可容三十余人”。元代《洞霄诗集》只有两首吟诵归云洞的诗歌,可见就算在洞霄宫鼎盛时期此处也是人迹罕至的世外之地。清代陈梦说《两游洞霄宫记》和陆顺豪《游洞霄宫记》记叙洞霄宫甚详,却无片言只语提及归云洞。

民国时期此洞又被当地人称为“观音洞”,1980年有人探访,“出仙人洞数十步,便到了观音洞。洞口陡峭,下去后里面很平坦,洞内有三支两米高的石笋,是这三座洞壑中唯一能看到的石笋。(《杭州日报》1980年1月23日第3版《九峰拱秀——游大涤、仙人、观音三洞》)

这次我们根据文献记载,往栖真洞左上方寻觅,这一片山深林密,五个人找了许久,看不到形似洞口或凹陷之处。老马说,现在树木还不够萧条,要等山里下场大雪把荆藤压垮,说不定归云洞就会露出它的“真相”呢。

六、从临安出发“一宿两日”的灵修之旅

今天我们从杭州市内走杭瑞高速,开车直抵大涤洞,只需一个多小时。南宋乾道二年(1166)三月,太上皇赵构和太上皇后一起乘辇从望仙桥的德寿宫出发,首次临幸洞霄宫,此前十年,为了迎接御驾,自武林门经秦亭直至洞霄官修建了一条供车驾行驶的辇道。尽管有车用辇道,宋元文人还是喜欢泛舟苕溪,经水路到洞霄宫,来一次“一宿两日”的洞天灵修之旅。

平明发余杭,扁舟溯清流。登岸五六里,小径穿林丘。奇峰耸天柱,九锁岩谷幽。(南宋释道济《游洞霄》)

宝祐三年(1255年)十月,杨栋与友人“泛清苕,宿洞霄,明日游大涤栖真洞,归舟带月泊市桥,灯火未阑也”。(杨栋《游栖真洞归舟带月泊市桥》)这一程是相当典型的洞霄宫两日游:早晨从余杭的苕溪上船,时近中午,舟泊九锁山外的青山渡口,登岸之后,或乘马,或乘轿,或持筇杖步行,一路穿行九锁山谷,饱览萦纡的碧溪青山,及至洞霄宫,已是傍晚时分。山中留宿一晚,入住洞霄宫专为香客修盖的超然馆、鸣玉馆、虚白房,晚酌于翠蛟泉上。次日早晨,先游大涤洞、石室洞、云根石,再攀登天柱峰、栖真洞,中午用膳后下山,归舟苕溪。

诗人吟咏最多的是洞霄宫的秋天,红叶尽染,秋溪潺潺。

秋山不可尽,秋思亦无垠。碧涧流红叶,青林点白云。(林逋《宿洞霄宫》)

携手清苕去,高枫丹叶森。渔樵九锁曲,风雨一窗深。索酒贪山月,添衣怯洞阴。凤归天柱晓,楼阁有鸣琴。(杨栋《游栖真洞归舟带月泊市桥》) 

“羽衣坐玄石,呼茗待佳客,拂弦写秋声,洗盏营晚酌。”(南宋刘应子《游九锁》)道士在林泉之间品茗拂琴,风雅之至。洞霄宫的饮食服务如此周到,“夜宿听林鹤,晨炊摘野芹,黄冠皆好事,添注石炉熏”。(南宋张镃《游九锁山》)早餐提供野生的芹菜,房间还有薰香取暖。山中特供的四季美食,令山外游客感到新奇,春天有蕨菜、春茶与春笋,“春入名山笋蕨肥”,(赵公硕《宰余杭游洞霄》)还有用松膏酿制的松醪,“茶香笋美松醪熟”。(周密《送西秦张仲实游大涤洞天》)

宋元文人吟咏洞霄宫的诗文,关键词无非山洞、百泉、峻岩、云岚、松林、修竹,这也是宋元山水画“林泉高致”的笔墨所在。几乎每首诗歌均会提及山泉,因为此地洞洞皆有泉,大涤泉、丹泉、桃花泉、抚掌泉、洗药泉、冰泉……从天柱峰山顶喷激而出的丹泉,风传响于青林之下,泉流声于白云之上。“天风吹醒丹泉酒,碧桃津远人回首”,道士把泉水酿制成酒,于是洞霄宫就有了名特产——丹泉酒。

痛饮丹泉卧玄石,松风满耳梦初酣(南宋胡衍《嘉定二年秋重游洞霄》)

戋戋碧窦出平冈,冷漱云根贮玉浆。掷米化丹沦石髓,酿泉为酒沁霞光。(元代吴景奎《和洞霄宫丹泉酒韵》)

洞中日月人难老,天上星辰手可扪。酿取丹泉一千斛,不妨来此尽余樽。(元代鲜于枢《洞霄宫》)

北宋 郭熙《早春图》(局部)绢本 设色 原图158.3 x 108.1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 此画体现了宋人的“林泉高致”。

北宋 郭熙《早春图》(局部)绢本 设色 原图158.3 x 108.1厘米,台北故宫博物院 藏

此画体现了宋人的“林泉高致”。

南宋叶绍翁《大涤山》说他来到洞霄宫之时身心俱疲,被道士体贴地留宿山中——“倦身祇欲卧林丘,羽客知心解款留。岩瀑萧萧中夜雨,松风飒飒四时秋”。当人们身处神圣空间、进入“虚静湛然”的状态,听觉就会特别敏感起来。雨打芭蕉,清泉漱石,传到耳边的声音无不富于灵性,有潇潇夜雨声、飒飒松涛声,深夜的鹤唳,清晓的猿啸。

空山万籁,令人神骨俱清,仿佛遗世独立;清晨道观的第一响钟声,则惊醒梦酣的红尘中人,“夜分不是红尘境,清梦回时晓殿钟”(北宋曾旼《游九锁》)。我来寻胜游,聊以息尘缘。心目尽开豁,尘累涣然释。区区名利人,到此尘机息。历代洞霄宫诗文,满眼皆是此类“焕然一新”的感悟。

饶君俗到骨,至此换却髓。(张镃《大涤洞留题》)

归来凡骨换,寂照起三田。(林景熙《游九锁山》)

大涤山之名缘起于“此山清幽,大可洗涤尘心”,经历了大涤山水一宿的洗涤,尘世人仿佛换去了一身凡骨,重新获得道家清骨。可以说,宋元人从临安到洞霄宫的一宿二日之游,既是桃源洞天的山水优游,亦是宗教意义上的“灵修之旅”。


十六年前开始写作博士论文《为神性加注:唐宋叶法善崇拜的造成史》,我便留意搜集洞霄宫的文献,据传叶法善曾经修炼于天柱观,宋代洞霄宫曾建有叶天师讲堂以奉祀叶法善。然而一直有个疑问萦绕心头:洞霄宫与大涤洞天这样一个今天看来风景普通的偏僻山谷,在宋元时期为何能够成为天下宫观之首?纸上得来终觉浅,这次实地踏访洞霄宫,我真切地感受到,一个道教洞天能够“出圈”,一定是诸多因素的捆绑与共赢:风水形胜(九锁五洞),时代审美趣味(宋代文人的林泉归隐),地理便利(临安人的洞天两日游),国家政策(宋高宗亲临以及“提举洞霄宫”的祠官制度),道团推动(深山棋会的景观营造)。这里没有一个是决定性因素,然而当它们集结到一处道教洞天之内,就会令平凡的山水“超凡入圣”。

2020年12月5日吴真与王冬亮博士在栖真洞前合影

2020年12月5日吴真与王冬亮博士在栖真洞前合影

作者简介:吴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曾在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库从事博士后研究,长期关注道教与戏曲俗文学,独著《孤本说唱词话<云门传>研究》(中华书局,2020年)、《为神性加注:唐宋叶法善崇拜的造成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合著《香港道教历史源流及其现代转型》《香港道堂科仪历史与传承》等。2009年以来,与日本学士院院士田仲一成先生合作“中日古代祭祀戏剧的比较研究”,日本期间的田野见闻已结集为《勘破狐狸窗: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人事与书事》(三联书店,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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