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间写作中,诗歌偏离心像、偏离生活、偏离艺术的问题普遍存在,成了诗歌创作的一条死亡之路,也是诗歌作者前进路上的绊脚石。
什么是偏离心像?
作者本有自己的是非标准,也有衡量真善美的尺度,可是为了迎合某些潮流或时尚或有意无意地趋近于某种目的,书写的诗歌不能服从内心,偏离了本真,去搞一些缺乏真情实感的篇章。
举例纪念某地事故遇难者的诗中句:“爆炸飞天烈火明,地动山摇,四处逃生。……寄哀思,热泪盈眶,痛悼亡灵。”初看,表达不走心,不感人,细察,用词错漏让读者哭笑不得。第一句中“烈火明”的“明”字,用得真不是地方——一起严重的爆炸事故,用“明”形容事故的严重程度,算是心情阳光还是灰暗?后一句“热泪盈眶”的“热”字,也是偏离诗歌逻辑的乱用。背离了创作者心像,成语俗语抓来就套,创作即便这样“趋时”,又安能稳妥?
没有通彻的感受,就不要无端地去臆造故事和情绪。对于社会丑陋现象和人性暗面,鞭笞是应该的,笔者以为应该艺术地揭露人性中的丑陋,火候到,才有真诗情。当下不少貌似激愤的诗作,却不会写、不善写、写不透。一些作者为了发表或评奖等原因,选题抓眼球、赶新闻,但与那些一味空吟“天蓝地绿水清”之作一样荒谬的是,诗作者不求真冲动、真感悟、真反思,而是用空泛却正确的大词并同颠覆心像的逻辑错误,去做口号式、口水式的批评,充满贴标签“精神”的“咏时”“激愤”诗,令读者触目便避之不及,因为一个字,雷。
偏离心像,一是只擅随大流,取众宠,创作者缺乏独立思想,心像模糊不清,他们的内心本有点像多棱而失焦的心镜。另一种则心有意,口反之,不说真话,以“技”谋生,这也许就是人品问题。再一种是眼高手低,因为语言功力不够,对诗歌了解不够,明明想到了说不出、说不准,硬写或用套路写,这是水平问题。
诗歌对生活失焦的现象,更是比比皆是。不少诗人谋求活跃度,但他们没有生活素材垫底,也无甚深入感悟,靠道听途说,靠网络摘编,靠想象乱造,靠描红接木,你在他们的诗中,看不到“人话”。
本来生活素材的来源有直接和间接两种。诗人亲力亲为积累起来的生活体验,经过提炼浓缩,艺术地形成自己的心声,是一种。多数情况下,通过采访采风、查阅走访等得到素材,加以提炼完成的创作,则是另一种。无论直接间接,“接”是必需,“诚”是必然,所谓灵感造化,是从那一堆人生素材里生化出诗意和诗情的酵母。
那种为应景或为竞赛去写自己不熟悉的东西,为诗而诗的诗作,俯拾即是。比如:城里人去描写农事活动以歌唱丰收景象,诗作里的农时节庆却都背反常识;未曾有过职场复杂经历者,非要去揭所谓暗黑,诗歌场景张冠李戴、错漏百出……古人说“为赋新词强说愁”,今天的不少民间诗人也不乏觉得日常生活太平凡、缺乏诗情画意者,他们刻意造作出的诗篇,万种“愁”与“悲”,无非“做作”二字。生活里的美好与美妙,平淡与神奇,惊慌与坦然,悲情与谐谑,并不匮乏。可在那些惯于“老生常谈”“闭门造车”族那里,对周遭的麻木已成了一种“病”。没有了诗情的触角,没有了灵性的对接,自然也就没有了诗兴,空泛地激扬文字,靠技巧拼贴诗意生活,会有好诗吗?
最后,是偏离艺术表达。民间诗歌中的这样一种通病,已严重地损害了当代诗歌的影响力和感染力。
诗的艺术性具有综合特征,她的外在形式是文学、音乐、绘画、美学乃至建筑艺术的有机统一;她的内在妙境是理念、逻辑、人学、灵性的魔方组合。所以真正的诗是具有神性的,诗人应当是思想、艺术和灵性的统一体,在一个多元并存的时代,中国诗歌创作也同时融入了东西方艺术观和美学理念,表现手法上你中有我,常有借鉴与交融的印迹,这是需要诗人真正把握与领悟的。但当下有许多“诗人”却在所谓欧化自由化的创作中,渐渐地偏离了诗的艺术特性,将现代诗歌变成了只有白话没有诗性、只有自由没有诗艺、只有模仿没有根基。
这种偏离,既脱离了中国传统的风雅颂赋比兴,没有了基本的音韵声律,也脱离了布局立意的构造创新,缺失了空灵想象。我们常常看到,明明是一篇短文,分分行就“构架”成了一首诗;一些诗人随性地拼凑断句,弄些无厘头的物像堆积,也能速成诗篇;用十个手指无规则地敲打键盘,跳出来的字句符号,居然也被冠以“抽象派诗”。既然诗歌创作变成了一种“加工厂”式的活计,也就难怪把诗歌当产品的做法了。不是已经有一种“诗歌软件”,只要输入题目或关键词,自然就有一首诗歌会被“制造”出来。这跟有些作者写诗凭套路,一夜十首八首又有什么区别呢?拖沓散漫,晦涩凌乱,直白荒唐,全然不讲章法,这是对诗歌的发展,还是对诗歌艺术的毁坏?
一个具有诗性精神的诗者,最起码应当通过诗歌,艺术地抒发美好而真实的情怀。偏离心像、偏离生活、偏离艺术,诗歌的存在便是一具没有生命力的躯壳,是一串难以对接心灵的字符串,又何以让当代诗歌震慑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