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至，杏花红，母命儿，去发蒙，儿勤读书母自喜。弟弟妹妹花下戏，花下不可戏，伤花失母意。”在《日课》编者王星私人收藏的2万多册清末、民国语文教材中，这篇《入学歌》最让他动容。“它没有告诉孩子是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而是告诉孩子不认真读书妈妈会难过”，这种亲情意识的引导比空洞概念的灌输要好得多。
这几年，因民国百年热，民国课本、教材及童书的出版形成一股风潮，人们恍然发现，曾经的母语教材是那样的流畅；蔡元培、叶圣陶、丰子恺、张宗麟等教育大家都曾为孩子的母语教育付诸努力，并发展出人性化的教育理念。
然而，在夹杂着战乱、政治变革与运动的百余年变迁中，文字之从容、印制之精良、理念之中正，这些我们本应亲近的母语教育基础、基准，在当代功利且僵化的教育中成为一种“奢侈品”。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教育是必要的乌托邦，孩子属于尚未到来的时代。当60余年的教育普及落实了“抓”，我们需要追问，抓住孩子的当代社会在给他们什么样的教育，尤其是母语教育？中国母语教育曾是何种面貌，有多少人为其做出过探索和努力？这样的母语何以离我们每个人远了？
回溯母语教育，以及以母语作为载体及核心内容的近代语文教育，是回应这些问题的一条路径。在现行教育体制下，语文学科被投入了大量社会资源，尽管它深刻地影响着国人的思维方式，尽管大多数人都经历过应试语文教育，但大众并不理解语文与安身立命的关系，甚至对母语、对语文学科缺失敬畏。原因之一，是母语教育的发展脉络一直是当代大众认知中缺失的一环。
这是我们伴随着2017版《日课》出版去寻找“母语”的原因。在不同时代，母语教育都寓意着未来的起点，在近代变迁繁复的中国，它同时让人警醒那些历史弯路上的痛点。只有当这一代人开始寻找“母语”、回溯“语文”，下一代人传续母语教育的方向才会更加明晰。
初级小学国语常识课本第一册《过新年》
王星执教于无锡太湖高级中学，校园广场上种着榉树。老无锡人家讲究前榉后柏，寓意后辈中举、前人百岁。他的家离学校不远，秋天银杏叶落一地，踩着叶子走着走着就从家到了学校。
“我也不记得和老六是怎么认识的，人要做点事，时间慢慢走，自然而然就认识了”，王星说，“第一次碰面就聊到了老课本，我提出了想法，他说，‘你做吧’”。
从事语文教育多年又一直搜集清末、民国语文课本的王星一直有个想法，如果不考虑成本，如何给孩子“最好的”母语教材？2011年，他与出版人张立宪在一顿饭中敲定：以1965年创刊的老杂志《东方红》中的日历形式，把已整理出的三千多篇老课文做成一套当代童蒙读本。
从2010年心有此志，到2014年《日课》正式出版并在十天内首印售罄，王星经历了一次充实又痛苦的老课文筛选、编辑过程。他相信，只有老六这种执意做好书的理想主义者才能把一本母语教材编印、装帧得如此“奢侈”。翻开《日课》，我们能读到一群教书人、做书人亲近母语的默契与执著。
王星
生于1980 年7月，江苏省太湖高级中学副校长，江苏省首批学科优秀青年教师。近年致力于清末民国语文教科书研究，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百年教科书整理与研究”课题研究。
在化为碎屑之前
搜集、整理、抢救旧教材
王星的第一本老语文课本收于1988年。他在表弟家的阁楼上无意间发现一只大麻袋，倒出来全是书。这只表弟的爷爷留下的旧麻袋，让他与语文老课本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8岁起，王星就开始用父母给的零花钱定期去庙会、集会上收古籍。上了初中，他跟收旧货的人成了朋友；到了大学，又发动散在四方的同学帮忙收书，再从《藏书报》、西祠胡同到孔夫子旧书网，王星的旧课本收藏见证着国内传统旧书交易行业的发展。
如今，30多万页书、三千多册清末民国时期的旧语文课本，按出版社、学段整齐地码在他的书橱中。它们大多出版于1898年到1949年。从1898年的《蒙学课本》出版至1937年抗战开始，中国教科书发展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兴盛期，后因战乱出版种类锐减。由于不同教材采用的纸、墨不同，这些故纸的保养程度有别。有些一折就易断，有些则会如雪花般一片片碎下来。
从晚清到抗战前期，中国教科书发展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兴盛期，后因战乱出版种类锐减。由于不同教材采用的纸、墨不同，这些故纸的保养程度有别。有些一折就易断，有些则会如雪花般一片片碎下来。
王星说，由于纸张寿命有限，这些书或终会在某一刻化为碎屑。从2010年起，他希望能用10年的时间，把清末民国1800余种近2万册语文教材目录整理出来。目前清末和民国中学两册已经完成，民国初小分册正在进行，高等小学及作文分册则排在计划中。
这个长久计划并未受2012年民国百年引发的老课本、老作文热潮影响而改变，相反，王星恰从其中得到提醒，“当时很多人把民国的东西直接拿过来翻印，有些做得比较低劣，我们索性做了选择，只把老课本中适合于当下的东西挑出来”。
把家里几个大书橱中的30多万页课文压缩成365篇，这个过程对王星而言非常痛苦。对着一张2013年的空白日历，他迟迟不敢填，在多次忍痛割爱和推翻重建后，才定下以春夏秋冬为框架，内容则由浅入深。但当2013年版《日课》进入图片处理阶段，王星心中仍觉出一丝未满。张立宪叫停了印制工作，两人决定缓一年，再磨一年。
2013年底，避开了民国老课本热潮高峰，2014年版《日课》低调面世，首印册数斟酌选定在一万册。出乎两人意料，张立宪在该书上市几天后就在高铁上接到了首印售罄的消息。
《日课》编者：王星 版本：新星出版社 2016年9月
热潮背后的失落
把曾经的童蒙读本带回当下
“读库”推出《日课》两年多后，张立宪新创了品牌“读小库”。“读库”走过了十年，随着不少读者生儿育女，张立宪开始关注下一代的阅读与教育。
在今年杭州晓风书屋的《共和国教科书》交流会上，他念起一段新国文：“玻璃缸中，金鱼两尾，小猫来，欲捕鱼，我入室，猫逃去”，念完，用几秒钟的时间呷了呷嘴，才从文中回来。
《共和国教科书》由商务印书馆在民国元年出版，十余年间销售七八千万册。百余年后到了张立宪手上，蓝皮、宣纸、楷书、繁体、线装，影印再版的《共和国教科书》，涵盖28册教科书及对应“教授法”全部内容，仅平装定价就500多元。
为什么要花大力气做一套价高得不好卖的老课本？张立宪回应，“翻开这些书看，你就会为里面的内容所震撼，它们应该得到这样的尊重，也值得用这样的规格出版。”当他把这套童蒙读本交到杨绛手中，她竟能背诵一些旧篇章，因为这套书正是她儿时用过的教材。
旧教材的文字之美打动了张立宪，另一位出版人俞晓群则在民国老课本、老作文、老试卷已在呈现出版饱和状态时，发掘出民国童书这块新文化版图。
今天日本绘本对中国大陆市场形成强势影响，然而日本“图画书之父”松居直曾评价：“中国儿童书的出版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就达到了相当高的国际水平。”当时，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和儿童书局等出版童书达数千种，风格与内容践行着教育家张宗麟在《幼稚园的社会》序中的理念：“如园丁对于花木只能给肥料、水和调节温度，断不能使一粒种子在一天之内变成开花结果的植物。”
童书虽小，却也是辛亥革命催化的文化成果之一。但百年来，它们近乎全然散失。民国百年热的出版风潮背后，隐含着童蒙读本散失严重的现实。如今不少儿童教育从业者、研究者了解陶行知、叶圣陶等教育家编写的童蒙读物，却只闻其名，不见其书。
原因除了日本侵华战争的摧残外，60多年的社会变迁也将旧教材和童书的创作群体打散了。他们或移居国外、台湾、香港，或湮没无闻，或落得战犯、汉奸、反革命的身份；留守大陆的人则经历多次政治运动，一些曾创作出那样温暖的母语读本的灵魂被迫失了魂。
俞晓群曾读到，民国四大教育家之一陈鹤琴在1982年病危时，口中仍不断喊着“黄包”，那里面有他的入党申请书。带着感动与痛点，做书人要把曾经的童蒙读本带回当下。
上世纪二十年代，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和儿童书局等出版童书达数千种，风格与内容践行着教育家张宗麟在《幼稚园的社会》序中的理念：“如园丁对于花木只能给肥料、水和调节温度，断不能使一粒种子在一天之内变成开花结果的植物。”
遗忘与不忘之间
我们曾注意到那么多教育的细节
直到现在，做了高中副校长的王星依然坚持语文老师的职责，但他不会在课堂上把《日课》讲给学生听，“因为他们现在的人生目标不一样”。他向学生坦白，“我现在教你们的大多数内容不是语文，是如何去考试。等高考考完，有些东西可以遗忘”。
寒暑假中，他有更多余地去做想做的事，比如带着团队自编教材。在王星主编的《国学经典》一书目录中，有家书、古诗文，也有《最新国文教科书》等老教材中自然常识类的课文，但出处被抹去了。“如果这套教材交给老六做，肯定会不一样”。很多时候，王星要做退让。
王星说，在中国五千万学生教育普及的压力下，教科书的材质、编印方式在书籍中属于最次。现在情况在提升，书页透光、掉页、油墨沾手的情况逐渐少见。但他仍时常翻着百年前的母语教材止不住惊讶，“很难想象在清末，在大多数人印象中‘封建王朝没落’时，图这么大，字这么大，每一页、每个年级、每个学期应该有多少个字，要如何体贴学生的视力、认知能力和阅读体验，都被考虑到了”。这些在当时仍属精英化教育的童蒙读本，在思想、内容上固然不乏缺陷，却仍让王星深受触动：我们曾经注意到那么多教育的细节，而它们似乎被今人忽略、遗忘了。
在应该遗忘和不该遗忘之间，王星以面向社会的《日课》和面向学校的《国学经典》试图让更多的孩子、学生离母语更近，让当代教材编写者看到曾经被实践过的方向。
为什么要在绘本流行、各类童蒙教材涌现的当代，仍去追寻清末民国时期的教材和童书？除去当时启蒙教育的人性化与中正平和的教育理念，更重要的是，曾经有那么多人为亲近母语的童蒙教育做出努力。这些努力在当下虽易被埋没，却依然闪光，且有照亮前路的可能。
就像俞晓群在淘民国童书时，脑海里总会闪过“焚书坑儒”和“孔壁遗经”的历史景象。无论是王星、张立宪还是俞晓群，他们都在试图发现那一堵今日的“孔壁”，也都以各自的方式在当代回应着鲁迅的那句话：“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自上世纪30 年代民国教育部公布《第一批简体字表》以来，繁简之争一直持续至今。图为丰子恺画作《今昔对比》。
对话王星
我们的教育太功利了
新京报：《日课》中有很多日常化的场景，比如一个小男孩自己穿衣服。现在的小学课本未必会讲如此日常而浅显的内容。
王星：教育的目的还是为人服务。现在的教材有太多说教，急于把“道理”说出来灌输给孩子，和学生日常生活离得很远。我们不想把很多东西讲得太明白，教育本身是体验。我信仰陶行知的生活化教育，“知道”和“去做”应该结合，知行合一。现在的教育让人急于“知道”，然后把“去做”简化成做练习题。真正的“去做”在于生活，生活不能等同于题目。
《日课》反映了大量日常生活，比如待人接物、迎送客人以及多吃青菜豆腐。如果学校能有一门学科专门有一堂课告诉孩子应该多吃青菜豆腐，我可能就不用这么担心了，因为我儿子只吃肉。我们的教育太功利了，把这些看起来浅、但该做的都淡化掉了。
新京报：童蒙阶段的认知方式会随着人的成长体现在日常层面，比如今天国人衣服上出现英文字母远比出现汉字更时尚甚至“正常”，海报上字母也成为默认元素。
王星：在认知起步的阶段，先学字母再学汉字，汉字的先天亲近感被隔离开，母语已经称不上是母语了。比如现在我说“大”，很多人会经过“da”再反应到本字。这种思维方式一直被强化，母语的母性和亲切感就会被淡化，这背后是国人思维方式的彻底改变，中国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没有了。
新京报：语文教育从业者对于母语、拼音和教材编写有自省以外，社会上对于语文教育的批评声音一直未断，伴随着十几年来的新课改，争议更加复杂。作为行内人，你怎么看外界这些批评？
王星：长期以来，批评声音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语文书选材不当、落后；二是像繁简、拼音这样的争议性问题。对于第一点我的观点是，语文书只是一个工具，课文只是例子，从教学方法而言，例子完全可以当做一个反例来教。
此外，对语文教学的批评也集中在对语文老师的批评上。语文学科“被考试化”后，教师屈从了考试制度，从而成为替罪羊。
语文是一门专业学科，然而它的专业性很容易被大众忽略。其他学科作为应试学科有标准的对错，而且专业性难懂。但语文好像特别容易教、容易学，学过语文的每个人都能以个体经验对某一套语文教材做出评价，尽管很可能是以偏概全。所以看似地位很高的语文，其实最不被大众敬重。
现在社会上很多人批评语文，深层原因是缺乏对母语的敬重。语文这个学科从1898年到现在，虽不尽完善，但百年来，像梁启超、蔡元培、张元济、胡适等，多少人为它努力过？百年探索中肯定会有问题，问题如何来纠正，要沉下心来看，否则只是在转圈。所以我回应批评的方式就是把我们曾经拥有的语文教材先理清。我见到清末民国时期的原书有1200多种，历史资料中可确认的有1800多种。这是个什么规模？按照一套书的平均册数估算，大约有两万册。几十年间我们曾经出版了两万多册语文书，它们才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语文学科。而大多数人只揪着一本两本书甚至是一篇两篇课文在批评，并未从语文学科的发展来考虑。
新京报：谈到语文教师，近几年像郭初阳、蔡朝阳这样因教育理念受到公众关注的语文教师，陆续选择脱离体制，以更独立的身份影响当代语文教育。教了多年语文，你怎么看当下语文教师的生存状态和发展空间？
王星：上世纪50年代语文学科设立了以后，社会投入巨大，但我们没有听说有人因为语文发达。作家不是语文教出来的，而像编辑这样的专业文字工作者，长期居于幕后易被忽视。大众并不理解语文与安身立命的直接关系，似乎学习语文的目的只是为了那一场考试。所以从改革开放以来，语文无用的论调就逐渐出现，到那篇影响广泛的标志性文章《百无一用是语文》，对语文、语文老师的消极评价也达到顶峰。受其影响，一些语文老师也觉得自己很“无用”。我常对自己身边的语文老师讲，做语文老师要有一个专业爱好，比如去研究诗歌、文言文、小说等。语文书里什么都会碰到，总有一天，你专精的东西会成为拿手项，甚至成为一方大家。
现在“最好的”语文老师就像机器人，上课不漏要点，整齐划一。像郭初阳、蔡朝阳这样有想法、有追求的语文教师，在体制内面对考试的诉求，面对理想难以实践的现实，会非常痛苦，也会随着思想的深入发现个人无法撼动机制。长久的痛苦到达临界点，人会选择离开。而我把自己劈成三片，为了减少痛苦，分得清清楚楚，其实是一种“人格分裂”，但目前仍在自身的控制范围内。
新京报：语文教师、《日课》编者和教学管理者。以三种身份，你怎么看当下的语文教育改革，你期待的语文课改是什么样的？
王星：在现行教育体制下，有没有更好的教语文的方式？开明书局曾采用活页方式出版教材或是一个选项。现在课程改革允许地方版本的教材，也是在下放选择权，但这选择权并未到语文教师手中。给语文教师课文目录资料库，让他们选好篇目再装订发放，这也是一种选择权的下放。大家的教材都不一样，会“逼着”语文考试改革。这样，语文教师也不必被迫去讲自己也不理解或不认同的课文。
语文教育是深陷社会制度的，我们现在是“带病上路”。其实每个时期的教育人都意识得到教育存在的问题，至于怎么改，则需要时间探索。近年来，中国的教育可以总结成两个字：“折腾”。比如新一轮课改又在强调“核心素养”，那么“非核心素养”是什么，由谁来决定？“核心素养”要了，“非核心的素养”就可以不要？如果处理不妥，是不是会影响接下来的几代人？我期待语文课改能真正做到关爱教师和学生，而不是玩弄文字理论概念和用不断变化的考试、招生政策折腾人。说改就改的中国教育，缺少一种敬畏。没有敬畏，我们会忘记教育的真正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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