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瞿同祖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1910-2020）。回顾瞿氏一生学术成就，论者多以《中国封建社会》一书为其开端。虽然瞿氏晚年自陈该书“是我的著作中最不成熟的一本”，但也正是此书最早奠定了瞿同祖先生在国内社会史领域的学术地位（比其年长一轮的罗隆基在西南联大便以此书作为教学参考书），甚至是国际声誉（1942年即出版日译本）。而瞿氏当初之所以能以燕大研究生身份，甫一毕业即在久负盛名的商务印书馆出版专著，除其自身所展现的出色学术素养以外，亦有其特殊机缘所在。近日，笔者偶得瞿同祖先生毛笔题赠《中国封建社会》一册，或为市面所见瞿氏最早之墨迹。其中赠辞虽然简短，但却言及是书出版经过，以及瞿氏家族一段少有人注意的往事。遂略作钩沉，以为纪念。
是书为瞿同祖先生于《中国封建社会》一书出版当年（1937年）所赠，赠辞内容抄录如下：
图一、瞿同祖题赠《中国封建社会》
仲阁世伯大人教正：
先君与世伯相交至厚，时在髫龄，未得随时请益。比年以来，备承眷顾，此书之得剞劂，长者之力也。昔先大人之作，虽版税琐事，靡不费神。二代文字因缘，世谊之笃，于焉?见。鄙陋之作，难登大雅，第一以请益，一以志缘耳。
世愚姪 瞿同祖谨赠
廿六年夏
赠辞中所言“仲阁世伯”，当为晚清出版家汪康年之弟汪诒年（字仲阁，又作颂阁）；而与其“相交至厚”的“先君”，自然是指瞿同祖之父、瞿鸿禨次子瞿宣治（字希马，1888-1923）。瞿氏父子与汪氏昆仲之“因缘”，实始于瞿鸿禨1885-1888年出任浙江学政期间。是时，汪康年经其四伯父汪守正介绍，为赋闲杭州的前军机大臣王文韶之甥担任塾师，而瞿鸿禨则恰好又是王文韶的学生，遂由此与汪康年相熟。瞿鸿禨对于汪康年甚为欣赏，在其治下，汪康年岁试、科试皆名列第一；1889年，得知汪康年考中浙江已丑恩科乡试第六名后，此时已调回京城任翰林院侍讲学士的瞿鸿禨更是“喜溢颜色”（“吴庆坻来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年与汪康年同榜中举的，还有其堂兄汪大燮，以及未来执掌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三人对于曾任浙江学政的瞿鸿禨俱以弟子相称，而自此以后，由汪康年（及其弟汪诒年）、汪大燮与张元济等已丑同年所组成的人际网络，也便与瞿氏家族一步步紧密联结在一起。
图二、汪康年像
1900年“庚子之变”后，瞿鸿禨因随两宫西狩而得慈禧赏识，于返京后出任军机大臣，后又任外务部首任尚书。此前主要在地方活动的汪康年此时遂由上海进京，为其师出谋划策，也因此结识了时在京师大学堂译学馆就读的瞿宣治、瞿宣颖（兑之）兄弟。远在英国的汪大燮得知此事，以为其堂弟大可借此机会实现其政见，在私信中喜不自禁地说道：“瞿、徐两枢不可谓一时之杰，居然联翩直上，时局尚有可望，不特私淑之虚慕已也。想师相渥承优眷，其胆气必加壮，吾弟在穆公之侧，能极力赞助为盼。”（“汪大燮来书”，一百三十八，《汪康年师友书札·一》）可始料未及的是，恰恰是居于“穆公之侧”的弟子汪康年，竟让“师相”瞿鸿禨彻底告别政治中心。据《凌霄一士随笔》记载，1907年瞿鸿禨、岑春煊二人与奕劻、袁世凯相斗正酣之际，汪康年夫人陈氏从瞿鸿禨夫人处意外得知慈禧有意将奕劻调出军机，遂告之汪康年，而汪氏又将此消息透露给《泰晤士报》记者，引得慈禧大怒，令瞿鸿禨开缺回籍，史称“丁未政潮”。
图三、时任驻英公使的汪大燮
不过，在晚清政局中有着枢纽性作用的“丁未政潮”却并未影响到瞿家子弟与汪氏昆仲的“世谊之笃”。1910年，随其父返乡主持“瞿氏私立小学”的瞿宣治致信汪康年，表示“别后三载于兹，时劳梦想，屡读寄家君书籍，承所历佳胜，辄为欣慰”，同时希望后者能为其代购小学所用教科书若干。而身居京城的汪康年，此时更成为投闲乡里的瞿宣治了解国内外政治动态的重要窗口。从现存十一封瞿宣治写给汪康年的书信中可以看到，他不仅喜读汪康年主编的《刍言报》，认为“《刍言报》卓识高论，迥迈他种报章之上，少有见地者，靡不喜阅，索者纷纷”；更迫切地从汪康年处了解“都下日闻”，以及“东省交涉”的最新进展。（见“瞿宣治来书”，一至十一，《汪康年师友书札·三》）
1911年，汪康年在天津骤然病逝，而瞿、汪两家的交情却未因此终止。次年，瞿宣颖便在汪诒年、张元济二人的安排下前往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部学习。自此以后，瞿氏家族开始了与商务印书馆长达数十年之久的合作。1918年，年仅二十四岁的瞿宣颖即在商务印书馆出版译著《育儿问答》（The Care and Feeding of Children），其背后无疑得到张元济与汪诒年之助力。而瞿同祖前述赠辞中所谓“先大人之作”，则是瞿家子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第二部作品——其父瞿宣治所作《新编法文文法》（1921年）。早在译学馆时期，瞿宣治便开始学习法文；自1920年起担任中国驻比利时、荷兰等国使馆随员后，瞿氏更意识到，“列国相交，大而朝聘会同之节，小而饮酒相见之仪，应对酬酢，莫不用法文”，遂尽取所学，编纂此书。而书成之后，为“希马仁兄”专门题写“象寄权舆”四字荐语的也不是别人，正是汪康年的堂兄、时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的汪大燮。但可惜的是，瞿宣治未及亲见此书，便在1923年自欧返国途中猝逝于法国马赛，此后遂又由汪诒年协助瞿家处理该书“版税琐事”。张元济出版、汪大燮题词、汪诒年善后——瞿氏家族与汪康年人际网络的关系之深，于兹可见。
图四、汪大燮为瞿宣治《新编法文文法》题写“象寄权舆”
由此也就不难理解，瞿同祖先生赠辞中“比年以来，备承眷顾，此书之得剞劂，长者之力也”所谓何意。一位燕大青年硕士论文所改成的专著，之所以能够在商务印书馆顺利付梓，继而扬名学界，显然离不开世伯汪诒年的鼎力襄助。而这一切“因缘”，则早在半个世纪之前，便已在杭州城内王文韶的府邸种下。不过，这一“因缘”其实又不仅局限于“世谊”层面；以汪康年等人为中心的维新派群体对于瞿同祖一生学术旨趣的潜在影响，或许才是更值得探索的更大“因缘”所在。
主要参考文献：
廖梅：《汪康年：从民权论到文化保守主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
田吉：《瞿宣颖年谱》，复旦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
上海图书馆编：《汪康年师友书札》（一）（三），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版
瞿同祖、赵利栋：“为学贵在勤奋与一丝不苟——瞿同祖先生访谈录”，《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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