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两朝是中国历史上翻天覆地的变革时代。在将近四个半世纪的时间里，背景各异的各地民众归中央集权政府的统一管理，新的“中国人”的共同身份的概念逐渐产生。正如古希腊罗马文明社会常常被称为西方古代文明的经典时代，秦汉帝国也堪称中华文明的经典时代，两者不仅在时间上大致相同，其历史意义也同样重要且深远。国祚短暂的秦代和立国长久的汉代创立的政治和思想体制，成为此后历朝历代的治国典范，同时从根本上重塑了中华民族的艺术和文化，其影响在此后的两千年里绵延不绝。
历史文献构筑了秦汉时代的编年框架，而五十年来的考古发现所揭示的物质文化则赋予其具体的形态和内容。引人注目的文物不仅证实了艺术起到了前所未有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如实地反映出公众生活中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以及宗教等众多方面的深刻变化。
陕西临潼的秦统一雕塑群
一
虽然在西方人的印象里，中国经常被看作是个“帝国”，但是实际上在秦灭六国并统一全国的公元前221年之前，中国的情形与所谓的帝国相去甚远。秦的敌国多是周代（前1046—前256）、王室的后裔，与之相比，秦的身世相当卑微。如同所有声名显赫的王朝一样，秦的起源也笼罩在传说的迷雾之中，秦人声称其祖先是远古神话中的帝王苗裔。较为可信的一种说法出自司马迁（约前145—前86）的著作《史记》，书中将秦人的先祖追溯至非子（约前900—前858）。他是一个小部族的首领，以擅长养马而闻名。周孝王（约前905—前895年在位）授予他地处周朝西北边陲的一块封地，这块地位于今天的甘肃省天水市附近，那时秦人与当地频繁出没的游牧民族比邻而居。从近年来的考古发现来看，秦人很可能从游牧民族那里获得了养马和造车的方法和技能。
春秋早期，周天子的统治日渐式微，他沦为有名无实的君主，其早年分封的众多诸侯依靠攻占弱小的邻国扩张实力，渐次称雄。公元前7世纪，秦穆公（前659—前621年在位）称霸，秦国开始崛起。公元前4世纪，当时既有远见又有胆识的政治家商鞅（前390—前338）辅佐秦孝公，锐意改革，大力推行史称“商鞅变法”的新政，成果昭著。至公元前4世纪晚期时，秦已经成为令人生畏的一方势力。公元前350年，在商鞅的主张下，秦迁都至距离今天西安约20公里的咸阳，与此同时，秦国的大部分国土被划分为31个县，每个县设县令或县长，这些县令或县长由秦王统一任命。此举有效地削弱了世袭贵族的权力和影响，使秦国向中央集权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商鞅推行土地改革，向人口稀少的地区迁徙民户，并重组社会等级结构。除此之外，他要求每个体格健全的成年男子服兵役、参加军事训练，整个国家都被动员起来，形成了全民皆兵的局面。他同时建立了二十等的军功爵位制度——无论家庭背景如何，军人都能够通过在战场上英勇作战而获得身份等级的擢升——以奖励有功之人。
随着改革的持续进行，秦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稳步增长。公元前316年，秦国吞并了位于其南部的巴、蜀两国，占有了当地丰富的自然资源。此举不仅扩充了其经济实力，而且保障了其侧翼的军事防务，解除了此后进攻东方各国的后顾之忧。到公元前247年嬴政（前260—前210）即位时，秦国已是毋庸置疑的群雄之首，其经济和军事力量远超它的六个对手。秦在此后的九年里逐一灭掉六国。至公元前221年时，秦发现自己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局面：它已经把过去六国的全部领土纳于一统，需要创建有前瞻性的政治规划和行政机构，开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个全新的时代——天下一统的时代。
第一项工作是为统治者创立新的名号，以符合其独一无二的最高统治地位。秦王在各种建议中选取了“皇帝”的称号，意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强调其与上古圣贤和天帝的联系。秦始皇因此宣称自己是“代理上天旨意的半神化的君主”。为了彰显其尊位，他巡行全国的名山胜地，刻石记功，封禅祭祀，宣扬自己在“四海之内”无可置疑的权威。作为文明世界的最高主宰者，他就是国家的象征。他把治理国家的权力授予听命于他并仅仅效忠他一人的一套组织严密的官僚机构。
秦始皇坚决反对恢复以前的封建制度——将国土和权力分配给皇室成员——的提议，他认为这将会导致政治上的灾难。反之，他决心接受一种新型的中央集权的政府模式：将全国划分为36个郡，郡的长吏并非世袭，而是由朝廷直接任命；郡下设县，县的长吏亦由中央任命。这一变革影响深远，郡县制在此后所有的朝代得以继续推行，仅有些微小的调整，“最终演变为中国至今仍在沿用的省和县”。
为了巩固中央集权，秦朝制定了诸多新政，其中涉及范围最广的是统一度量衡。政府统一铸造标识着重量、容积和长度单位的青铜度量器具，并将之分发给地方官吏，由他们监督推行。这一举措，尤其是其在商人中的应用，极大地便利了行政管理和贸易往来。政府发行了新型的金属货币作为统一的通货标准，废除了过去六国使用的大小、形状和面值各不相同的旧货币，同时也彻底取消了珍珠、玳瑁、贝壳、银和锡等作为货币的功能。秦代货币——圆形方孔的铜钱是一项伟大的发明，成为此后两千年里货币形式的统一标准。
秦代甚至规定了车辆两轮之间的标准宽度，这使得在全国道路上的车辆都能够沿着宽窄一致的车辙行进。据历史文献推测，秦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公路交通网。其实，秦国在统一之前就已经开始建设公路——驰道，从咸阳通往北、东北、东、东南等不同方向。据粗略的统计，秦驰道的总长度达到6800多公里，超过了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约公元150年）5984公里的公路总长度。除了供皇帝巡行以外，秦的公路不仅用于派遣部队、官员和信使，也用于运输物资，这有效地支持了国家的防御。
当然，秦代最著名的工程首推长城。秦动员了30万人的筑城队伍，将战国时期六国筑造的城垣连为一体，并加以扩充，使之成为统一的防御体系，以保护长城以南的农业社会免受北方草原游牧民族的侵袭。这个庞大的防御工程从东海沿岸一直延伸到西北地区荒凉的戈壁大漠，绵亘3440公里。
秦长城
秦代为促进统一施行的所有变革中，最雄心勃勃、影响最为深远的要数对文字的统一。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不用字母拼写。起源于公元前2千纪前后的汉字至公元前3世纪的秦代初年已经历了不小的变化，相同的文字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产生了种种不同的写法。秦的改革是将这些文字标准化，同时淘汰过时的旧体字和异体字。全国各地的方言千差万别，人与人之间不能进行口头上的交流。因此，这项改革虽然剧烈，但是合理，也使得各地之间的书面交流成为可能。如此一来，中央政府颁布的法令可以在国土内最偏远的地区施行，即使当地的居民读这项法令时的发音与其他地方截然不同。正如鲁惟一（Michael Loewe）在《剑桥中国史》中所指出的，统一文字的重要作用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秦的改革，数种不同的地区性文字很可能会永久性地沿用下去。如果这种情况发生，我们难以想象中国的政治统一能够永远地维持下去。在促成政治和文化统一的所有因素中，书面语言（与口头语言的多样性形成对比）统一的影响远超过其他任何因素。
随着文字的统一，政府致力推行对于古代传承下来的政治与哲学经典的统一解释，因为统一的国家要有统一的思想纲领。政府企图通过限制人们获得经典文献的其他版本和注释来掌控政治话语权。不过，这仅仅是第一步。汉代继续推行秦代的做法，并进一步将儒家思想确立为正统思想。这种控制策略有助于防止反叛思潮的兴起，但毫无疑问的是，它也影响了思想的发展。
二
虽然秦朝拥有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实力，但是其统治仅仅维持了不到二十年。秦灭亡的原因一直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不过，最根本的原因很可能是，尽管秦进行了许多改革，但仍然不足以应对统一带来的剧烈变化。继秦之后崛起的汉朝（前206—公元220）并没有简单地继承秦的制度和举措，而是进一步将它们发展改进。所谓“汉承秦制”最主要的是汉继承了秦的行政体系。汉高祖刘邦（前202—前195年在位）虽将全国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但他同时也做出了一些让步，即分封功臣和宗室，以获取他们的支持，维护国家的安定。
汉高祖
汉高祖清楚地意识到把权力下放给独立的诸侯的危险，因此采取诸多举措来削弱和控制他们的权力。在其统治时期，他成功地用同姓皇族取代大多数异姓诸侯。在此后的半个世纪里，继任的皇帝遵循他的做法，通过追缴反叛的诸侯国的土地、取消没有继承人的封国等措施，将过去分封的土地重新纳入国家的体系。
为了巩固政权、增强国力，汉朝在很多方面继续推行秦的政策：维护皇权至上，保障法令统一；调整税收以鼓励生育、促进生产；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并采用秦历。汉继续修建长城和道路等政府工程，以巩固基础设施，增强防御体系。
到公元前2世纪后期，这些巩固统一的举措的效果开始显现。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得到加强，尤其是在诸侯王曾经互相争战的东部沿海地区。此外，有效的征税充盈了国库，高效率的通讯方式能够迅速动员广大民众。当汉武帝（刘彻，生于前156年，前141—前87年在位）掌握实权，并想采取进取性政策时一切都已准备妥当，蓄势待发。
汉武帝在位期间向草原地区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征伐，在西域地区（从今天甘肃省的西部经过新疆直至中亚）设立都护府，驻军屯戍，并向域外派遣使节。他因此得以将游牧部落联盟的匈奴逐回北方的沙漠，将汉朝的影响力扩大到中亚地区的各国。汉武帝在国土的南方和西南方同样采取进取性的军事政策，汉朝的军队一直深入到当地少数民族的统治区域。
至公元前1世纪后期，汉朝拥有了空前广阔的疆域，其领土东起沿海的辽东半岛，西至帕米尔高原，北起西伯利亚的南部草原，南至南海的港口城市。军事征战的胜利和外交探索的成功确保了国家的边界安全，造就了有利于经济繁荣的环境，也使新的贸易和交通路线得以开通。后来被称为“丝绸之路”的商路自东向西，横贯欧亚大陆，它不仅是举世闻名的贸易通道，也是前所未有的政治思想、宗教习俗、艺术和文化交流的通衢。
正是在这一时期，由于其雄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以及四海一家的雄心，汉朝在全国各个地区培育起一种新的“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一如罗马帝国各个不同地区的民众都认同自己是“罗马人”。“中国”（其字面含义原指地处中央之国）这一概念，作为国家名称在此时开始出现，并沿用至今。10在华中地区出土的铜镜铭文和西域地区出土的纺织品的纹样中都出现了“中国”两字，这表明这个概念在当时已经广为人知。
秦、汉王朝采用中央集权和自上而下、层级有序的官僚体制来治理统一的国家，这种政治模式一直沿用于后世，两千年来仅有细微的修正。政府在建立之初只是一个未经实践检验的模型，并且面临着坚守旧日治国方略的贵族的强烈反对。不过，到了汉代末期，在国家发展期间建立的制度已经成为公认的治理国家的准则。伴随着秦汉时期的政治制度、经济、思想、宗教、文学和文化的转型而发展出来的持久的政治理念和共同身份的认同，赋予了中国力量与智慧，使其在此后的分裂时期一次次得以重建、重组和重塑，且两千年来生生不息。
三
通过丝绸之路以及南海和印度洋的海上航线，中国与其远近友邻的交往日渐频繁，这对艺术和物质文化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在当时的人体雕塑和装饰艺术中均有实证。1974年秦始皇帝陵兵马俑的发现在全世界引起轰动，数千尊和真人等高的军士俑列成庞大的战阵，排成战斗队形来守护着埋葬在地宫里的皇帝，确实是旷世奇观。由于不见于历史记载，兵马俑的发现更加令人震惊，而同样令人震惊的是兵马俑展现的高度写实的艺术风格，而在此次发现之前，人们认为这种风格在中国悠久的艺术传统中并不存在。
兵马俑
兵马俑的服装、饰物和铠甲的细节制作得十分逼真，其面部的塑造更是惟妙惟肖。虽然俑的头部是用数量有限的模具塑成，但是每个俑的面部特征，包括眉毛、胡须、发式等，都是单独制作，因此它们看上去形态各异，给人千人千面的感觉。俑的躯干和四肢被分开制作，然后装上俑头，再施以彩绘，以表现出皮肤、头发、服装和铠甲等不同的颜色。虽然陶俑的大小与真人接近，但并不是完全精确的人体写实，因为它们的手臂和腿显得较为僵直，躯干和四肢也有些不成比例。然而，这些陶俑仍然能够显示出制作者对于人体结构的理解。
对人体结构更为成熟的理解体现在最近发现的一组陶俑上，考古报告中称之为“百戏俑”。这组陶俑出土于距离兵马俑坑不远的另一处陪葬坑，目前已经修复的有11尊。不同于身穿战袍和铠甲的兵马俑，他们身上的衣服很少，有些俑只在腰间系着一条小束带。他们裸露的身体展示出形态真实的关节、肌肉和肌腱。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一尊身材魁梧的立俑。他肩宽背阔，胸部厚实，挺腹凸臀，腰间挂着一段管状的物件，左肩部有凹痕，双腿分开，立姿坚定，这些表明他是百戏表演团体中的一个力士。
在此前或是同一时期的中国、东亚和北亚地区的艺术中都没有相似的例证，因此，这种近乎完美的人体造型不免令人联想到以高度写实的人体圆雕为特征的古希腊雕塑。然而，希腊人用了几百年的时间才把这种艺术形式发展到成熟的阶段，而中国的工匠似乎是“一夜之间”就掌握了这项技能。实际上确实如此吗？如果确实如此，这又是如何发生的呢？
维也纳大学的倪克鲁（Lukas Nickel）教授提出了一个颇有说服力的看法，他认为古希腊的人体艺术激发了秦俑艺术的产生。这不仅是学术上的推测，而且确实存在可能性。公元前3世纪为中国和古希腊的互相接触提供了特殊的历史机遇。虽然在漫长的欧亚大陆历史上，亚历山大大帝历时十一年的远征显得相当短暂，但他带来的艺术和物质文化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随着亚历山大帝国扩张到帕米尔高原以西地区，古希腊的艺术、哲学和语言也被带到了远至今天阿富汗北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巴基斯坦北部的区域。
1960年代，在阿富汗北部的昆都士地区发现了一个古希腊风格的边境小镇的遗迹，这表明在亚历山大远征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该地区仍然保持着希腊化的传统及与地中海文化的密切联系。在中国西北边陲的新疆伊犁地区发现的青铜武士俑显示，古希腊文化的影响并未止步于帕米尔高原的西麓。这两件采集的青铜雕像的年代大约是公元前5世纪—前3世纪，其中一尊全身着装，另一尊上身半裸。虽然铸造得较为粗略，但其赤裸上身的骨骼和肌肉无疑体现了希腊艺术的特征。武士的头盔有凸出的前弯垂和弧形的护颊，与当时马其顿士兵佩戴的一种头盔别无二致。根据史书记载，汉代的使节张骞（卒于前113年）在公元前2世纪开辟了通往西方的道路，但是，历年来在中国西北地区的众多考古发现证实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的交流远早于张骞出使的时代。
人像雕塑并非仅用于皇帝的陵墓。据《史记》记载，秦始皇灭六国后，收集其青铜兵器，铸成十二尊金人，每尊重一千石（约三万一千公斤），被置于咸阳宫前。这些巨型的铜像高约11.5米，其脚长约1.4米，直到汉代末年仍然存在，且其中的两尊一直保留到几个世纪之后。秦代在宫殿前面陈列人像雕塑的做法很可能源于巴克特里亚（史称大夏），那里的寺庙前面都立有神像。
公元前3世纪末，秦帝国覆亡，这种写实性的雕塑似乎也随其而去。虽然汉代的皇帝沿用了秦始皇的传统，在其陵墓中放置数量众多的兵马俑，但汉俑的形象与秦俑迥然不同。大批量生产的汉俑不仅体量小，而且其造型高度程式化，完全不同于富有个性特点的秦俑。不过，根据细致观察汉景帝（刘启，生于前188年，前157—前141年在位）的阳陵出土的陶俑，秦俑写实的造型风格在汉初仍有延续。用模具制作的俑头，前额宽阔、眼窝凹进、鼻梁挺拔、颧骨凸出，和真人的面容十分相似，与陶俑扁平、僵硬的身躯形成鲜明的对比。然而，这只是秦代艺术风格的短暂残留，不久之后，来自汉高祖故乡东部沿海地区的人体造型——没有个体特征的面孔和僵硬呆板的身躯——开始流行，成为主导此后几个世纪的艺术风格。
四
横跨欧亚大陆的贸易通道，通常被称为“丝绸之路”，长期以来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相比之下，连接东亚、东南亚、南亚和地中海的海上交通航路却经常被忽视。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显而易见：陆地上的古代遗迹，诸如烽燧、宫殿、庙宇、洞窟的废墟，以及历史文献，都为陆路交通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但是有关水路交通的资料则一直付诸阙如。不过，最近的考古发现，特别是在中国、越南、泰国、缅甸和印度的古代遗址考古，极大地改变了此前的研究困境。
随着秦朝、汉朝的扩张及其对华南沿海城市的控制，海上贸易迅速增多。除去恶劣天气与海盗的影响，船舶的运载量远远超过陆路的车队，而且也更适宜运输陶瓷和玻璃这类易碎的货物。为了驶向更远的印度洋，中国商人和外交使节雇用了来自东南亚地区的水手，这些水手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已经掌握了复杂的航海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汉书》中一段经常被引用的文字记录了当时的海上贸易，讲述了朝廷派遣宦官和商人到苏门答腊、缅甸、泰国和印度等地，他们用丝绸和黄金换取珍珠、琉璃和其他奇石异宝。
宝石，又称为硬石或彩石，是输入汉代数量最多的商品之一。虽然中国的宝石雕刻早在秦汉以前三千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已经发端，但是所用的材料仅限于玛瑙、松石和玉石（角闪石）等，因为本地缺乏其他种类的材料。通过海上贸易，许多新奇的材料，包括琥珀、水晶、紫晶、海蓝石、绿柱石、红玛瑙、榴石等，从印度和其他地区输入中国。随着宝石的输入，国外制作的雕饰也流入中国，包括大量的多面体珠子以及采用狮、虎、雁等动物造型的小件装饰，其中雕成卧伏姿势的狮、虎使人联想到古代波斯的大型卧狮和卧虎石雕。这些动物形饰物的胸部都有细小的穿孔，表明它们是被串在一起用作串饰或项链。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考古工作者在越南、泰国、缅甸和印度发现了许多类似的多面体串珠和动物形的雕饰，其年代约为公元前3世纪—前1世纪。在泰国的考古遗址中，串珠附近还发现了一些半成品。根据其技术特征分析，这个生产作坊的雕刻工人很可能是来自印度的移民，或是掌握了印度雕刻工艺的本地人。同类的串珠和动物形饰物在中国的河北、江苏、湖南、贵州、广东和广西地区的贵族墓中都有出土，其年代与南亚和东南亚的遗址大致相同。
动物形的串饰体量很小，通常仅长1—1.5厘米，但确实是不折不扣的立体圆雕，其造型简单、刻纹疏朗，与同时代做工细致精巧的中国玉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其简约的艺术风格很可能对时代稍晚的中国玉雕产生了影响，东汉墓中出土的玉猪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寥寥数刀就刻画出动物身体的特征。东汉时期的玉蝉也体现出同样的简约艺术风格，蝉的头部、腹部和翅膀也是用为数不多的几条深刻的线纹雕成的。
海上贸易带来的不仅有商品，还有技术。例如，在广东、广西、湖南以及越南北部发现的玻璃制品，其化学成分不同于典型的中国铅钡玻璃，也不同于欧洲和西亚常见的钠钙玻璃。这类玻璃成分中含有钾，很可能是在中国南部沿海和越南北部地区生产的。年代略晚的中国文献中有关于用本地材料制作玻璃的记载，这恰好印证了考古发现。这类玻璃器不仅稀有，带有异域风采，而且制作工艺成熟，可能是出售给东亚和东南亚的市场的。
在输入的艺术风格和技术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精细的金粟工艺。考古发现显示，金粟工艺传入中国的时间在公元前3世纪—前2世纪，有可能是从两条单独的线路分别传入的。内蒙古杭锦旗的匈奴贵族墓中出土的一顶带有金粟的金冠，说明了从北方草原地带传入的途径。然而，在广东省广州市的南越王（赵眛，卒于前122年）墓和湖南、广西的汉墓中发现的别致的黄金空心珠，则显示出金粟工艺与海上贸易的联系。考虑到水路是当时南方的主要运输途径，这种独特的工艺通过海上传入的可能性更大。这类用黄金制作的金珠通常被称作十二面体珠或多面体珠，由十二个细小的圆环焊接而成，呈十二面空心球状，圆环的焊接处饰有细微的金粟，营造出了精巧华丽的效果。
近百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显示，这类多面体金珠的传播路线始于巴基斯坦北部，经过印度、泰国、柬埔寨、越南，最终到达中国南方。巴基斯坦的塔克西拉遗址出土的一些金珠仍然带有残存的宝石，说明这类珠子曾经镶有色彩斑斓的宝石。在中国的汉墓中尚未发现相同的实例，但是隋代（581—619）的一座公主（北周皇帝与皇后杨丽华之外孙女）墓中出土了一串项链，每颗保存完整的金珠表面都镶嵌着光泽璀璨的珍珠和色彩鲜艳的宝石，既体现了这类金珠原来的风貌，也显示了古代波斯艺术的影响。
大一统局面肇始于秦、发展于汉，对当时的国际贸易和商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汉代辽阔的疆域从西北的中亚地区一直延伸到东海之滨，从北方的朝鲜半岛直抵南海的北部湾。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国家的富庶都推动了奢侈消费商品的贸易，历年来的考古发现正在逐渐揭示其可观的规模。更重要的是，秦汉时代不仅创立了新的政治制度，为后来的历朝历代树立了一个持久的模式，而且培育了一个有国际情怀的社会，其吸收外来影响的能力恰是一个强盛、自信的中国的时代特征。
本文节选自《秦汉文明：历史、艺术与物质文化》（孙志新主编，刘鸣、徐畅译，徐畅校，社科文献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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