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文艺之道与文章之道高度统一

将文艺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曹丕像

曹丕《典论·论文》曰：“文章经国之大业 ,不朽之盛事 ”。1920年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先生提出“魏的时代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 ”；1927年鲁迅先生继倡“曹丕的一个时代可以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 ’”，此后人们一直视曹丕《典论·论文》为魏晋文的自觉的理论宣言。然而，于其内涵的理解，历来学界歧异纷呈。

郭绍虞、罗根泽等认为，这句话把文学提高到了与事功、立德扬名并立的地位 ,强调了文学“经国”与“不朽”的重要作用。袁行霈等认为，曹丕这句话正体现了文学的功利目的与审美目的的两个方面，体现了文学自觉的时代精神。等等。

11月30日，国家领导人在中国文联十大、作协九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立意高远，文采飞扬。14000多字的讲话，超乎了“经国”、“不朽”的范畴，视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将文艺提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所未有的高度。不仅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不仅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从文艺与时代、文艺与历史、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价值观等各个方面，系统地对文学艺术的创作、评判、意义与价值等，进行了情理交融的创新论述。

文艺的地位要在完成历史任务中得到彰显，文艺的作用要在履行时代使命中充分发挥。因此，讲话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使命”说起，既高屋建瓴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物质文明极大发展，也需要精神文明极大发展”，又豪情满怀地期待广大文艺工作者“高擎民族精神火炬，吹响时代前进号角，把艺术理想融入党和人民事业之中。”站高望远，气势磅礴，从文艺与民族精神的走向，与时代进步风向的密切缘结，说到民族的伟大复兴、文化的繁荣昌盛与文艺的繁荣发展的内在关联，既步步深入地论述了民族、文化与文艺彼此映照、相互依存的密切关联与递进关系，又由小及大、由远及近地把民族复兴的伟业落实到文艺工作上。它昭示广大文艺工作者，需要从民族复兴的大局、社会发展需要、历史进步的趋势的高度来认识文艺的作用与职能，来认识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地面对我们的历史文化，面对文艺与人民的关系，处理好大义与小我的关系，从而做到“胸中有大义、心里有人民、肩头有责任、笔下有乾坤”。

爱之深，责之切，对“常见病”开出药方

一段时期来，戏说历史、妄自菲薄成为时尚，讲话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幕幕历史悲剧。”“没有文化自信，不可能写出有骨气、有个性、有神采的作品。”

一段时期来，亵渎祖先、亵渎经典、亵渎英雄常常博人眼球，讲话明确，“歌唱祖国、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也是最动人的篇章。”“戏弄历史的作品，不仅是对历史的不尊重，而且是对自己创作的不尊重，最终必将被历史戏弄。”

一段时期来，脱离群众，以为大众是“下里巴人”，以为面向群众创作不上档次，讲话指出，“关在象牙塔里不会有持久的文艺灵感和创作激情。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呻吟、无魂的躯壳。”“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的方法是扎根人民。”

一段时期来，有人做徘徊边缘的观望者、讥谗社会的抱怨者、无病呻吟的悲观者，让廉价的笑声、无底线的娱乐、无节操的垃圾淹没我们的生活。讲话明确，“清泉永远比淤泥更值得拥有，光明永远比黑暗更值得歌颂。”“文艺创作的目的是引导人们找到思想的源泉，力量的源泉，快乐的源泉。”

爱之深，责之切，这些都是当下文艺工作的“常见病”，领导人望闻问切，一一开出药方，为文艺工作者明确了原则，指明了方向。

引经据典汉唐气象

在讲话全文中，国家领导人共有19处引用名家名言。其中，包括三位领袖、九位古代名人、四位现代名人（其中鲁迅有两处）、两位外国作家。分析这些引文，也可以得出一些发人深省的结论。

其一，九位古代名人中，四位属于唐代，五位属于先唐。唐及先唐，正是中华民族处于青春激扬蓬勃向上的积极进取的阶段。这样的取向深意存焉。“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汉·刘彻《武帝求茂才异等诏》），汉唐盛世的气象，正是贯穿讲话全文的浩然之气。汉唐气象，也是当下时代的文艺所应有的追求。

其二，唯一两处引用的作家是鲁迅。一是“文艺是国民精神所发的火光，同时也是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一是鲁迅所批评的“不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坚忍不拔的伟大精神，也需要振奋人心的伟大作品。要用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作品，引领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这正是鲁迅先生最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的地方。

其三，讲话中引用了王充《论衡》、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三篇古代著名文论中有关为文之道的论述，可见领导人对于文艺创作的客观规律的重视与把握。他的讲话本身就是一篇立意高远、逻辑严密、文釆斐然的好文章。文艺之道与文章之道高度统一，从讲话中挑出任何一句话，都可以作为非常重要的话题来探讨。

其四，引用最密集的是在论述文艺创作是艰苦的创造性劳动的段落中，连续用了涵盖古今中外的六位名家名言，不厌其烦，引经据典，可见领导人对于文艺工作者养德修艺问题的重视程度。要拿出扛鼎之作、传世之作、不朽之作，就必须远离浮躁，不求功利，正确把握艺术个性和社会道德的关系。为此，他希望文艺家做到六“不”：不为一时之利而动摇，不为一时之誉而急躁，不当市场的奴隶，敢于向炫富竞奢的浮夸说“不”，向低价媚俗的炒作说“不”，向见利忘义的陋行说“不”。这些希望中有警醒，引领中有劝诫，情真言切，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