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的一首小诗中写道：“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市面上汪曾祺最卖座的书似乎都是谈花花草草、吃吃喝喝的作品，“人间送小温”成了其作品最关键的注脚。汪曾祺之子汪朗认为，这种逐渐走向鸡汤化的作品并不能概括汪曾祺的全部文学主张，“他也有激愤的时候，也写过许多针砭时弊的作品，也主张作家要有社会责任感。虽然这些作品不是很多，但是也是他的文学创作生涯中的重要组成。”
汪曾祺
刚刚过去的2020年是汪曾祺先生诞辰100周年，旨在全面展现汪曾祺的创作的一套二十卷的《汪曾祺别集》由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北京中心读蜜传媒出版，丛书全20卷，共约200万字，包含小说、散文、剧作、诗歌、书信等。12月底，《汪曾祺别集》发布暨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发布会现场
别集：一种旁侧的别致的文学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总裁鲍洪俊谈到这套书的出版时说：“1988年，汪曾祺自编的文论集《晚翠文谈》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1993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又出版了先生以家乡高邮为背景的小说集《菰蒲深处》，此后浙江文艺出版社不间断地推出先生的小说集、散文集。一代代的浙江出版人与汪先生及其家属之间持续续写的文脉传承，成就了今天《汪曾祺别集》。”
《汪曾祺别集》
汪朗是《汪曾祺别集》主编，他说：“我们家老头去世已经有23年了，这些年他的各种作品集，出了大概有二三百种，可以说各有侧重。但是比较完备、比较有特色的，一个是人文社2019年出版的《汪曾祺全集》，再有就是今年这套《汪曾祺别集》了。我们家人觉得，这套《汪曾祺别集》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汪曾祺的文学主张和创作风格。”
汪朗
汪曾祺的作品出版中有两部比较有特色的，一部是《汪曾祺全集》，于2019年的1月出版，一部就是此次出版的《汪曾祺别集》，这两套作品都是较为完整的汪曾祺的作品选。《汪曾祺全集》主编季红感慨：“汪曾祺的语言能力得天独厚，很令人信服”。对于《全集》和《别集》的不同，季红真说：“同样是汪曾祺的作品集，《全集》侧重于学术性，强调研究和文献价值，编辑必须克制自己的个性；而《别集》，侧重鉴赏性，更适合普通读者阅读，《别集》作为选集，更凸显编选者的个性，《别集》的编委因袭汪曾祺选编《沈从文别集》的思路，也是忠于汪曾祺个性的。”
“传统的别集是个人诗文集的意思，它是一类文献总称。很少有人用它来直接当作书名，从某种角度来说，是作者的诗文文献所作的一种选汇。现代作家编辑，本来不经常用别集这种名，但是在1990年代《沈从文别集》出版之后，好像是在新文学领域当中激活了这么一个别致的名称。别集的‘别’有这么几种含义，一个是传统的意义就是个人著作的集子；第二它强调的是要按照作者原来的各个著作的原貌来重新出版的意思；第三个是编纂体例比较特别；第四是在成套集当中收一些内容或者体裁上别类或者另类的这类作品。”作家徐强谈道。
据称，《沈从文别集》这个名起自汪曾祺的主意，他可能没有想到，20年后还会有一套他本人的别集出现。“汪曾祺的人格和风格相对于端庄肃穆的、正襟危坐的标准正体来说，都有一种偏离感，就像一棵树，他多半不会去中规中矩的，敦实、往上升长的主干，他宁愿做一个侧枝。某种意义上，他创造的是一种旁侧的别致的文学。所谓个别、特别、别出心裁、别开生面、别具匠心，这些词用在汪先生身上总是显得格外地合适。”徐强说。
“为什么是汪曾祺”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王风回忆起自己关注汪曾祺的缘起，也在于汪曾祺的特别。“汪先生是少有的从民国时期过来，同时又成为1980年代文学构成的一个特殊存在。”这种特别性也同样体现在了《汪曾祺别集》的设计中，小开本的设计，在王风看来便于日常阅读，在沙发上随便打开就可以读，他说，“现在，地铁上都是手机低头族，希望这套便于携带的《汪曾祺别集》能从手机那里争取年轻一代的关注”。
《汪曾祺别集》的编委们也从各自的角度做了发言。《茱萸小集》《逝水集》编者龙冬认为《汪曾祺别集》是“活着的一套书，常读常新。”他说，一家三代，甚至四代都可以读汪曾祺，这是了不起的阅读现象。《羊舍一夕》《旅途杂记》编者苏北认为，是对汪曾祺超乎寻常的喜爱将编委们聚集在一起。回忆与汪先生的交往，他介绍了自己1986—1988年抄写了一遍二十余万字的《晚饭花集》，让他对汪曾祺的作品有了“脑速极快”的理解。《拟故事集》《桥边散文》编者李建新介绍了《汪曾祺别集》的编选思路，“贴着人物去编”是主旨，“权威和准确”是基本要求，《别集》是既满足于民间阅读又有助于学者研究的版本。
在百度上搜索了一下汪曾祺的名字，会有总共有3580万个相关结果，豆瓣图书上有汪曾祺211套册的作品，每一个作品后面都会有粉丝评论，甚至新浪微博上还有汪曾祺的超话，还有人在学术期刊上刊发一篇文章，叫做《新浪微博汪曾祺栀子花现象解析》，大概讲的是为什么从2016年以来，每年都会有这种粉丝数百万、千万量级的自媒体的大V大号，还有很多高校跟媒体的官方微信、微博，去接力转发汪曾祺的作品片段。现在汪曾祺俨然成为主流文学圈树立的一个网红代表。
为什么汪曾祺如此被青年人喜爱，《晚饭后的故事》《梨园集》编者汪卉说：“汪曾祺的作品整体感觉就是不矫情、不沉重，没有高高在上的距离感，带着鲜活的烟火气儿，极容易代入和共情，但是文字却又是无比的妥帖跟讲究的。所以我觉得这才是老头的作品，既能安放于生活之上，又能流动于网络之间的原因。一些资深的读者和更加偏重传统、正统的拥趸者会觉得网络的这种断章取义可能割裂了作品的理解。但是换个角度来看，这种既能征服精英学者，又能吸引微博草根的语言的精彩，也代表着汪曾祺作品的独特内涵。”
主持人杨早是《鸡毛集》和《五味集》的编者，在为研讨会做总结致辞时，他说，《汪曾祺别集》的每一卷每一篇选文，都是经过反复推敲的。《汪曾祺别集》的编者们，通过这套书，不仅是在编汪曾祺其文，更是在编汪曾祺其人，这套“混选”的《汪曾祺别集》，每一卷都有一个主题，都是一个侧面，通过对这些侧面的阅读、观察与理解，有助于大家读透汪曾祺。
时代的在场者
作家李洱谈道，汪曾祺出生于1920年，比五四运动“小”一岁，出生在1920年的文化人的文化态度非常值得琢磨。“如果说当代的知识分子，那种带有知识的情怀的写作大概走的都是鲁迅的脉络，汪老则更接近于周作人的道路，但跟他也不尽相同。汪曾祺从生活中体会到的不是苦，而是碧绿透亮，据说他的晚年最后一句话，就是：给我一杯碧绿透亮的龙井。”
李敬泽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认为：“中国自80年代以来的几代读书人再想起汪老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温暖的和煦的东西在心里，我们对他的爱中包含着对生活的爱，对生活中那些美好有趣的事的爱，对生活中那些平凡的好男好女的爱，对所有的生活中的美好的、有趣的事物，包括那种语言的爱。汪老身当那个宏大的、洪流滚滚的二十世纪，他不是一个局外人，不是一个不识人间烟火的人，他是在场者。对于1949年以后的社会主义文学传统，他也是重要的在场者、参与者和建构者。当然对于新时期以来文学来说，汪老同样是一个重要的在场者，甚至是引领者。 在这个过程中，他与现代文化传统、与社会主义文学传统、与民间传统等等，都是很值得研究的问题。”
谈到汪曾祺的语言，李洱说：“汪曾祺用的是烟火气十足的口语，是从五四到1942年以后，再到‘文革’期间，一直到后来的新时期慢慢形成的这套语言体系，我认为这个发展脉络，以及他的语言谱系非常值得研究……汪曾祺也提到他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受闻一多先生的影响，闻一多在一篇关于庄子的文章中提到：写文章就是写语言，语言不是技巧，语言是态度，语言本身就是目的，汪曾祺也是受到这种观念的影响。”
汪曾祺语言有强大的吸纳能力，比如他曾在河北张家口待过四年，后来他写作的《受戒》里面有一段描写：“两个女儿长得跟她娘像一个模子里托出来的，眼睛长得尤其像，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头发滑溜溜的，衣服格挣挣的”。其中的“格挣挣”即为张家口本地方言，形容人衣着体面、有精神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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