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本书：《血腥之所：国会中的暴力与内战起源》

2019年1月2日，公众号“美国史研究”推出当年度的“年度阅读”，武汉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杜华撰文《美国早期种族政治史研究》，推荐了相关领域的三本新书。其中就有《血腥之所：国会中的暴力与内战起源》（The Field of Blood: Violence in Congress and the Road to Civil War），本文即杜华对这本书所写的推荐语。

Joanne B. Freeman, The Field of Blood: Violence in Congress and the Road to Civil War,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8.

1856年5月22日，南卡罗来纳州的众议员普雷斯顿·布鲁克斯（Preston Brooks）进入参议院，突然用拐杖猛击毫无防备的马萨诸塞州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拐杖被打断后，他仍试图挥拳攻击萨姆纳。这是内战前美国国会中最著名的议员间打斗事件，举凡对这段历史有所了解的人，对此事均不会陌生。在19世纪上半期，这种暴力袭击行为，到底是一个极端的个案，还是美国联邦议会中的常见现象？暴力袭击或威胁在内战前的国会政治文化中处于什么地位？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学者一直没有给出解释。这不仅是因为大部分学者没有意识到该问题的重要性，更因为缺乏原始文献，议会记录等官方文献几乎没有记载这些暴力事件，历史报纸中与此相关的报道也不多见。

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乔安娜·弗里曼（Joanne B. Freeman）在2018年出版的《血腥之所：国会中的暴力与内战起源》一书首次对上述问题做出了解答。弗里曼的研究基于两种新文献，一是参议院档案管理员本杰明·弗伦奇（Benjamin Brown French）留下的11卷的日记。弗伦奇于1833年进入国会，在那里工作长达30年，其日记中记载了大量相关的暴力冲突事件。二是议员们写给家人和朋友的书信。通过考察这些材料，弗里曼发现，暴力冲突是内战前美国国会政治文化的突出特征。在1830年1860年间，国会的议员之间发生了超过70场暴力冲突，地点多是在参、众两院、国会附近的街道上，以及角斗场上。1838年，肯塔基州的议员威廉·格雷福斯（William Graves）与缅因州的议员乔纳森·西利（Jonathan Cilley）之间甚至发生了一场决斗，后者不幸身亡。1841年，北卡罗来纳州的众议员爱德华·斯坦利（Edward Stanly）与弗吉尼亚州的众议员亨利·怀斯（Henry Wise）发生冲突，甚至引发了参议院内部的群殴事件。作为联邦国会内的激进反奴隶制人士，乔舒亚·吉丁斯（Joshua Giddings）至少七次遭到这种暴力威胁和攻击，其中一次是被路易斯安纳州的议员约翰·道森（John B. Dawson）用枪指着头。除了肢体冲突之外，国会议员之间还经常发生激烈的言语冲突，这些语言在攻击性方面同样今人瞠目结舌。议会“大佬”们抽着香烟，唇枪舌剑般相互攻击，到激动之处就可能一口浓痰吐向对方，甚至挥拳相向。弗里曼笔下的国会辩论现场之“粗野”，与我们《国会议事录》（Congressional Globe）等历史文献中所“看到”的“文质彬彬”之间可谓大相径庭。

弗里曼认为，这一特殊现象是内战前特定的政治文化所致。其一，在19世纪上半期，选民与议员之间有着非常亲密的联系。在选民们看来，议员在国会辩论中毫不退步，甚至以暴力攻击对手，是其坚定地捍卫其所代表的选民利益的表现。有些选民甚至给议员寄去匕首和手枪，鼓励他们坚定捍卫自身的立场。其二，这与南部特殊的“荣誉文化”有关。总体而言，南部议员在国会辩论中更容易激动，也更倾向于采用暴力方式来危险和攻击对手。其三，内战前美国政治的高度分裂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尤其是19世纪50年代之后，随着奴隶制问题进入美国政治的中心，南北之间开始更加深刻的分裂，在国会中的矛盾更加不可调和。在此之前，多是南部议员以暴力威胁或攻击北部议员。而在共和党兴起之后，北部议员开始“还手”，这进一步加剧了国会政治的极端化。此外，议会之于美国政治的重要性也是重要原因。19世纪上半期是美国议会政治的“黄金时代”，丹尼尔·韦伯斯特、亨利·克莱、约翰·卡尔霍恩等堪称伟大的议员都生活在这一时期，他们既是各自政党的领袖，又在国会辩论中呼风唤雨，对当时的政治生活影响巨大。不过，弗里曼认为，尽管国会中充斥着暴力和极端情绪，但国会的运行还是良好的，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民意（public opinion），这也是美国人学习民主政治的一个特定阶段。

弗里曼此书不仅丰富了我们对于内战前美国政治文化的理解，也能加深我们对内战起源的认知。她通过对暴力冲突的考察，发现情感（emotions）因素也是导致内战的重要原因。在内战前，北部社会弥漫着对南部统治的恐惧和对奴隶制的残酷现实的惊骇，南北社会则弥漫着北部之堕落的愤怒。这些耻辱、担忧和被羞辱等躁动的情感，会影响人们的政治行为，加快了内战的到来。总体而言，在内战前政治史领域中，无论从材料还是从题材而言，此书确实是一部“新”作。如埃里克·方纳在《伦敦书评》杂志上所写的评论所言，“鉴于有关内战时期的研究已经如此浩繁，历史学家很难再说出什么真正的新东西，但是弗里曼做到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