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子善：要有眼光选择适合自己的书

视频：陈子善谈自己的读书经验（来源：悦悦文化）(09:01)

【编者按】

近日，上海志达书店的“悦悦讲坛”邀请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特聘教授傅杰主持题为“我的读书经验”系列讲座。傅杰表示，“将不定期邀请我敬佩的师友来书店，或忆一忆他们的读书经历，或聊一聊他们的买书故事，或谈一谈他们的读书心得，或向青年朋友推荐若干他们心目中的好书。”澎湃新闻经“悦悦图书”授权刊发该系列讲座稿和视频。

第四讲傅杰邀请到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文史馆馆员陈子善。陈子善著有《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沉香谭屑》《拾遗小笺》《从鲁迅到张爱玲：文学史内外》《张爱玲丛考》《签名本丛考》等。

在讲座的开场介绍中，傅杰讲道：“陈老师一直到现在都保持着年轻的心态和对工作痴迷的状态。今天来志达书店做讲座，陈老师比我先到，我就建议他先去楼下志达书店转转。进书店一趟，他又买了两本书，其中一本是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名著中法国历史学家莫娜·奥祖夫写的《小说鉴史》，书中分析的是法国19世纪9位作家的13篇小说，呈现的是旧制度与大革命在19世纪的交锋……这些内容跟他研究的现代文学并不直接有关的。真正好的学者就是这样，不论多大年龄仍在不停汲取新知。这种对书的热爱，直接影响着我们人生的境界和精神状态。所以希望大家也能终生培养和保持一种对文化的爱好、对书的爱好。”

陈子善在讲座现场

学术道路就像滚雪球一样

在我个人的成长史上，有两个时间节点是比较重要的。第一个时间节点是1976年2月，我成为一名大学老师，在当时的上海师大中文系开始教书。第二个时间节点是1976年10月，我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这项工作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我以后所走的学术道路，从而也决定了我读书、买书的方向。

为什么这样说呢？如果没有参加《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我就不需要花那么多时间和精力把一个个具体而琐碎的问题弄清楚。当时我负责的部分是鲁迅1934至1936年写给朋友、学生的书信。这些书信往往是很具体的，涉及到某一件事情、一本书、一句话……按照注释的要求，需要一一注明出处或来历，于是我不得不去做比较仔细的查找工作。

前几天我参加了作家郑逸梅先生120岁的纪念活动，郑老就是当年我为了这些具体细节曾请教过的一位前辈。鲁迅有封信中写到买了张恨水和另一位鸳鸯蝴蝶派作家程瞻庐的小说，寄给他在北京的母亲当作消遣读物。按照注释的要求，我要注明程瞻庐是什么人、生卒年月等基本信息。在今天看来很容易，网上一查就可以查到，但是当年是没有工具书可查的。那时，我突然想到郑逸梅先生，就给他写信。郑先生马上就回信了，据他所知的为我一条条非常清楚地列了出来。所以，现在《鲁迅全集》里这条注释算是郑先生做的，我只是把他的回信搬上去罢了。就是这样的缘故，我开始对现代文学领域里一些历史经过、历史人物及他们的经历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解决一些很具体的问题。那些问题可能是其他研究者不屑一顾或没有兴趣的，而我偏偏兴趣很大。

1981年《鲁迅全集》出版后，我的兴趣转向了另一位作家——郁达夫，鲁迅的文坛好友。当时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鲁迅跟其他创造社作家的关系大多比较紧张，唯独跟郁达夫关系一直都很好。这是什么原因呢？郁达夫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当时社会对郁达夫的评价不高，1949年以后，郁达夫的作品只出过一册薄薄的选集。后来，现代著名诗人、文艺理论家冯雪峰曾花了很多精力收集郁达夫的作品，按照他的理解重新编了一个郁达夫的选集，于1959年出版。一直到1979年，郁达夫在内地出版的作品就只有这两本薄薄的选集，这显然与其文坛地位很不相衬。那么，究竟郁达夫写过多少作品？怎样重新来评价郁达夫？我对此产生了兴趣，于是就开始了对郁达夫相关资料的搜集和整理，与王自立先生合作，先后编了《郁达夫文集》《郁达夫研究资料》《回忆郁达夫》等书。

陈子善教授参与编写的郁达夫的书目举例

对郁达夫这位作家作品及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当时觉得大体上已经完成了，现在回过头去看，还是有很多缺漏。现在网络上有数据库是很方便的，很多年轻的朋友在网上找资料，有时就会跟我说：“陈老师，我又找到一篇！”当年我们没有这样的条件，只能一本本杂志、一本本报纸的合订本去翻。不过，任何事情都是一分为二的。现在年轻人在数据库里找，看的是电脑屏幕；而我们当年翻阅的过程，闻着报纸杂志那种接近古纸的味道，好像真的跟历史离得很近。

说到翻书，我有一个印象深刻的记忆。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资料室，原本是中华书局的资料室，后来中华书局从上海搬去北京，资料室里的书报杂志就留下由上海辞书出版社接管了。当时我要进那个资料室查书，先是找他们的领导征得同意，然后由一位具体管理的工作人员递书。费了些心思，打了一番交道，他才答应以后让我自己进资料室去查找书刊。于是，我就在里面爬上爬下，把浑身上下弄的都是灰，但心里是很高兴的——这种待遇，之前我从来没有过。那段时间，每翻开一份报纸，在副刊上看到一篇我不知道的或者之前没有文字记载的作家的作品，喜悦的心情难以言表。堪称“孤本”的上海《中华新报》副刊《创造日》，我就是在那里找到的。

之后，就像滚雪球一样，我研究的作家从郁达夫，又到周作人、梁实秋、台静农等。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这些作家，都是我当时认定很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正视、不能忽略、不能回避的一些作家。他们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明摆在那里的，只是我们以前故意回避或冷落了，绝不是那种可大可小、可有可无的作家。

文学史应该是丰富的、多样的

讲读书，经验是谈不上的，因为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历和角度，我只能谈一些自己的体会。

作为接受过教育的人，有一种书是必须要读的，就是教科书。教科书往往是最难吸引人的，要想让学生读得津津有味甚至欲罢不能，可能性不大。为什么呢？其中有很多复杂的原因。就我们现当代文学领域的教科书而言，原因之一就是对一些作家的评价不确切、不充分。

从80年代开始，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使用的教科书是唐弢先生主编的三卷本（后来简化成一卷本）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唐先生是从60年代开始编的，花了很大的精力，但现在回过头去看，是有很多问题的。唐先生自己在80年代也意识到了一些问题。1985年浙江富阳召开郁达夫遇害四十周年纪念会，同时也是一个学术研讨会。当时郁达夫尚健在的作家朋友很多都到场了，也包括唐弢先生。不巧的是，唐先生到得晚，他来时我已经提前离开了，没有能听到他在会议闭幕式上的发言。多年后在一份材料上，我才看到他当年发言的记录稿。那篇记录稿里有一条说的是：要郑重地向达夫先生道歉，在文学史里对他的评价低了，没有做到恰如其分。看到这里，我就产生了新的兴趣点——他在文学史里究竟是怎么评价郁达夫的？为什么说评价低了？为什么到了80年代又意识到了？然后，我就去找他的文学史来看，这就是使我对文学史和文学史著作进一步思考。

我看唐先生的书，更感兴趣的不是他编的文学史，而是他的《晦庵书话》，一本很有趣的书。那么多年过去，我已经读过很多遍了，有时候还是会拿起来翻翻。“晦庵”是唐弢的笔名，所谓“书话”，就是他看到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各种比较罕见的版本中他认为值得介绍的，包括创作、理论、翻译等，用简明的带有文采和感情的文字表达出来。文章都很短，最短的还不到一百字。我朋友周立民有一种说法叫“躺着读书”，《晦庵书话》就是一本比较理想的“躺着读书”的读物。这本书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它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线索。唐先生在书里提到的很多作家及其作品是我们现有的现代文学史里没有讲的，这就给我们进入现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了启发——为什么不讲他们？是不是不应该讲，还是应该讲而没有讲？

《晦庵书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9月

给每一届研究生上课我都会说：这本书的价值不亚于那些“高头讲章”、理论书，你们要去读一读。《晦庵书话》里的文学史是丰富的、多样的；而我们教科书上的文学史是单薄的、单调的——讲来讲去就那几位作家，虽然他们很重要，但整部文学史不该只有他们。这让人想起一句话，虽然拿来做比喻有些不太恰当。俄国作家契诃夫讲过一句话：“大狗要叫，小狗也要叫，大狗小狗一起叫，那才热闹。”对于文学史，也是这样。

我们那一代人，都经历过从没有书读到后来书太多而没有时间去读的过程。现在的年轻人所处的条件是：好书太多了，来不及读。在这种情况下，怎样挑选最适合自己的书，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对于做研究就更重要了。所以，我们要有自己的眼光，有大的视野，去选择适合自己的书。

我们不要迷信一些现成的、得到公认的书。对于大家的著作和经典著作，我们当然是要认真去读的，甚至需要反复重温。但此外，有些虽然不是大家但在某些方面很有特色的作家，我们也应该关注一下。大概从1990年一直到2010年左右，我先后编过一些以前被忽视或冷落的作家的作品集。我想让更多的包括大学生、研究生在内的年轻读者知道这些作家。第一步先知道了，第二步才是怎么去评价，哪怕后来的评价是“不过如此”。评价一位作家，不能照搬现成的结论。

我曾跟傅杰老师一起编过“新世纪万有文库”丛书，后来又一起编了“海豚书馆”丛书。在“新世纪万有文库”里，我编的作家比较多是新月派，如丁文江、邵洵美、陈西滢、陈梦家、叶公超等。另外，徐志摩和梁实秋的书当然也编了不少，主要是他们的集外文。但是像邵洵美、陈西滢、陈梦家等人的作品，就几乎没出版过或出版得很少。

比如邵洵美，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作家。现代作家里很多人都喜欢写宏大题材，有些具体的问题是不写的，比如中国近代以来的赌博现象。邵洵美就写了一系列关于赌博的小说，不但有趣，而且对赌博的看法也很特别，为文学题材的多样性做出了贡献。于是，我就把他这些题材的小说编成了一个“赌博系列”。这些文学史上不讲的内容，人家没看到的，你看到了，并且发现了意想不到的长处，这也是读书有趣的地方。

《梦甲室存文》，中华书局，2006年7月

再比如陈梦家，他的第一部散文集《梦甲室存文》是我编的。当年，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的同仁只关心陈梦家关于考古的学术文章，他的很多文学评论和文艺随笔都是很好的，但迟迟没人来编。今天回过头去看，我当年编的这本书还有很多遗漏，因为这么多年间又有了很多新的发现。但我还是很高兴自己当年会把陈梦家的东西搜集起来。

我乐于做的就是这样的工作：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拾遗补缺，拾文学史之遗，补文学史之缺。

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海豚书馆”又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有些不要说普通读者即便是现当代文学领域的研究生听来也很陌生的名字，他们在1949年以后都没有出过书，如宋春舫、熊式一、徐祖正、南星、李影心、艾霞、周鍊霞等，我给这些作家每人编了一个集子。我一直认为，不要忘记前人的功绩，他们留下的文化遗产不能中断。

身处上海，我对上海文学的发展自然特别感兴趣，除了鲁迅和张爱玲，还关注很多其他的上海作家。有一个年龄只比张爱玲小两岁的上海作家，笔名叫东方蝃蝀（蝃蝀二字出自《诗经》卷三：“蝃蝀在东，莫之敢指”），原名李君维。他是“张派”小说家，写都市青年男女的生活写得特别好，他还喜欢看美国电影，写的很多影评也都漂亮极了。我给他编了两本书，是他的小说集，包括长篇小说和中短篇小说。其实，这个人物曾被列入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三人合作撰述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吴福辉是从小在上海长大的，大概是出于上海情结把东方蝃蝀写进去了。但其他文学史著作里，据我所知大都是没有东方蝃蝀的。如果要写上海现代文学史，可以肯定地说：东方蝃蝀是不可能不写进去的。

所以说，我不但教书、读书，而且编书。有时候我自己一算都吓一跳——竟然编了那么多书！而这些，都离不开买书。

读书衍生出来的兴趣

现在买书很便利，网上有新书也有旧书，只要你有功夫去“海淘”。我不会上网，所以比较“吃亏”，丧失了无数次买好书的机会。我的心态还是很平和的，毕竟不可能所有好书都让同一个人得到，而应该大家共享才对。在收书方面，这么多年来确实也得到很多朋友的关照。接下来，我就讲讲怎样去找到一些好书。所谓“好书”，当然是因人而异的，我认为好的，可能在别人眼中不值一顾。

陈子善教授在讲座现场展示的几本藏书

最开始我收书的原则是：只要是有名的，只要是跟文学（广义的文学）相关的书，我都收。但一个人的能力和精力总是有限的，于是后来我就缩小了范围。

最初收的书，比如顾颉刚《古史辨》的签名本。这本书第一册上有一篇长序，曾被周作人收录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里。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得到了这本《古史辨》签名本，是顾颉刚毛笔签名赠给朋友的，顾颉刚日记上有记载。这本书既是著名历史学家的代表作、又是受到周作人肯定的散文家的作品，还是签名本，太难得了。

后来，我就把范围缩小到文学家这个范围内了。我最早收到签名本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那时我在北京参加《鲁迅全集》注释的定稿工作，一周有一天的休息时间，除走亲访友外，其他时间我就跑旧书店。一次在灯市口的中国书店里，我看到一批书全是跟鲁迅研究有关的。当时图书馆有很多书不能借阅，而那批书把40年代到50年代初的鲁迅研究资料收集得很全，于是我就用差不多一个月的工资买下了那批书。这是我在无意中买下的跟我专业相关的第一批书，其中就包括台静农先生所编的第一本研究鲁迅的论文集《关于鲁迅和他的著作》。

买下来之后我还发现，那批书都有同一个收藏者的签名——赵燕声，书里还有他夹进去的很多纸条。后来我才知道赵燕声先生了不起。他是做现代文学资料整理工作比较早的人，曾和当时的一位女作家苏雪林、一位法国神父善秉仁合作编了一部大的工具书《中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其中作家介绍部分就是赵燕声写的。此外，他还编过现代文学研究书目之类的资料。唐弢先生曾经在书中提到过赵燕声，而且还说向赵燕声借过书，也从侧面反映了赵燕声先生的收藏之丰富。我今年刚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文献学十讲》这本书的毛边本里有一张藏书票，用的就是《中国现代小说戏剧一千五百种》的封面，作为对这位前辈的一个纪念。

巴金《忆》

我在上海买的第一本与现代文学相关的书，是一本巴金的回忆录性质的书——《忆》，是80年代初我在上海旧书店淮海中路门市部买下来的。书里还有巴金的题字“赠彼岸先生”，当时我不知道“彼岸先生”是谁，就通过柯灵先生向巴老询问，才得知彼岸先生是个华侨，曾是巴金先生的一位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友人。巴金的作品当年风行一时，但他早期的签名本是很少见了。

大家可能知道“汉园三诗人”——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其中李广田先生不仅是个诗人，还是个散文家。我得到了他的第一本散文集《画廊集》的签名本，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精装本，是他送给当时上海的一位作家康嗣群的，题于扉页的钢笔字迹如今已经有些褪色了。

李广田《画廊集》

今年正好是钱锺书先生诞辰110周年，我特意给大家带了两本与钱锺书先生有关的书。第一本是柯灵、师陀改编自高尔基作品《底层》的话剧剧本《夜店》。根据书上的题字，这本书原是柯灵送给钱锺书夫妇的，后来被钱锺书捐赠给了合众图书馆，合众图书馆并入上海图书馆后成为上海图书馆的藏书，又因为破损被处理掉了……最终是我把它买下来。第二本是《手掌集》的毛边本，不仅集结了赫赫有名的辛笛先生的新诗代表作，而且还是当时仅有的50册道林纸本之一。这本书是1948年1月在上海出版的，出版当月就被赠给了钱锺书和杨绛。书的封面上有一个版画的手掌，当时上海正好出版了萧乾编的英国版画集，辛笛先生很喜欢其中这幅画。这本《手掌集》在港台也很有名。香港有一位女读者因为买不到这本书，曾借来恭恭敬敬手抄了一遍，后来她的手抄本赠给了作者辛笛先生，最后又被捐赠给了上海图书馆。

不管怎么样，书比人长寿。这些书，记录了作家之间互相赠书的轶事，也是这些人物之间友情的见证。

陈子善《签名本丛考》，海豚出版社，2017年5月

如果不读书，我就不会去追求和搜集这些书。找书、收书和藏书，算是一种读书衍生出来的兴趣。文学史不是像某些教科书那么呆板，而是非常生动有趣的，有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故事。我曾写了一本《签名本丛考》，还准备写第二本，因为还有很多关于作家和他们创作的生动有趣的故事可以写出来跟大家分享，让文学史鲜活起来、丰富起来。

结语

总结起来，我大体是这样一个读书的过程：从教书，到读书，再到买书，最后到编书和写书。每一个环节都不能说做得很好，只能说勉强过得去。有生之年我还会在这个范围里面打转，虽然转到哪一天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我会尽自己的能力尽量多编一些、写一些自己看看觉得还可以的书，跟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