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嫁妆计算的公式

何谓“嫁妆”，相信每一个有社会生活经验的人都不陌生。毛立平博士在《清代嫁妆研究》（以下简称《嫁妆》）的导言中提出：“嫁妆，是女子出嫁时娘家陪送的财物，亦称‘嫁装’‘嫁资’‘妆奁’‘奁具’等。”她试图以物权为中心，对清代的嫁妆进行考察。因此，她认为：“嫁妆是母家赠送给女儿供其带到婆家使用的财物。”（3页）

毛立平著《清代嫁妆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

众所周知，在传统的婚姻缔结过程中，男家是要向女家提供聘礼的。或称彩礼、财礼。对于这笔彩礼，《嫁妆》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但给出了一个简明的认定：“聘礼是男家送给女家的礼物，使用权和受益者应为女方家庭。”（164页）这样处理，其方便之处不言而喻，但是，与实际的社会生活相去较远。

为了说明传统婚姻缔结过程中的财务往来，对嫁妆的来源和构成做清晰的揭示，我设计了一个计算公式。这个公式由两部分构成。

嫁妆的计算公式

首先，从男方角度看。传统的婚姻，因为是从男居，男娶女嫁，从缔结婚约到正式迎娶，男方须多次、以多种形式向女方提供一定数量的礼金和礼物。可统称为财礼，或雅称彩礼，亦称聘礼。这笔彩礼（M），其表现形式、馈送时机和次数因时代、地域、人群的不同而各有差别，这都不构成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馈送对象。大而别之，其受礼对象只需分两类。一类是女方家人，特别是女方父母（M2）。另一类是新娘本人（M1）。这样，男方付出的彩礼可以用公式（Ⅰ）来表示：

M=M1+M2（Ⅰ）

因为受礼对象不同，寄予其中的经济关系便呈现出两条清晰的理路。M2属于人情往来，受礼人可以照单全收，或在接收后小有回馈，各受当时当地风俗的制约。而M1则须在新娘过门时带回男方家中。

因此，从女方角度看，嫁妆（J）的来源也有两个基本构成，可以用公式（Ⅱ）表示：

J=M1+F（Ⅱ）

其中，F表示来自女方家庭的馈赠。如果细分，有来自新娘父母的赠予，也有女方亲戚或闺蜜的添箱，还可能有新娘本人婚前的劳动所得，等等，但在此不需要区分。重要的是将F与M1区分开来。严格地讲，F部分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陪嫁”“陪送”。如果笼而统之地将“嫁妆”（J）视作“陪送”“陪嫁”，以为它们是一回事，显然属于不明就里。

《嫁妆》一书引用了大量史料，并制作了多幅表格，如表3-2“嫁妆与聘礼关系举例”（160-163页），表5-1“贫家陪嫁举例”（237-239页）、表5-3“地方志中的奢嫁记载”（248-253页）。这三个表中有不少现成的史料，可以证明上述公式（Ⅰ）（Ⅱ）的成立。例如：

（1）民国《安达县志》：“家愈贫，而聘金逾多，甚有荡其所有仅足谋一妇者，而女家妆奁则除一身更无长物矣。故俗谚有曰：‘富者聘女，贫者卖女。’陋习相沿，殊可慨也。”（239页）

（2）民国《凤山县志》：“女家备办上述各物，除将男家所给聘金用尽外，上中家每嫁一女，先时须贴用一二百元，现时约贴数万元。”（161页）

（3）民国《平乐县志》：“至于聘金之来，完全璧返，为婚姻不论财之表示，不独富有者为然，稍足支持者大率类是。”（161页）

（4）民国《重修蓟县志》：“惟贫困者嫁女无资，少索财礼以为嫁女时之衣饰。”（237页）

（5）民国《平乐县志》：“贫者嫁女，其被帐、衣饰、箱橱、盆桶，则视取偿于馈赠也。”（238页）

（6）同治《雩都县志》：“贫家因以为奁，或多索金。”（238页）

（7）民国《万全县志》：“富者每遇婚姻，必大事铺张，以夸耀乡里。所有双方之聘礼、妆奁，或用高桌陈列，或用食盒装置，抬夫数十人，亘长百余步，鼓乐前导，车辆后随。沿途观众不绝，无不啧啧称羡。”（249页）

（8）同治《筠连县志》：“有女家贫不收采礼，奁具悉听夫家自制，谓之‘倒办’者。”（239页）

这八条史料，例（1）中“富者聘女，贫者卖女”一语，可以证明M2的存在。事实上，其他例证中虽然没有明确指出，但按照人之常情，女方父母养了一个姑娘嫁给男方，男方无论如何总不至于一点儿礼物都不给的。所谓“贴钱嫁女”只是就双方往来的经济总量来说的。因此，M2的存在应该是不证自明的。公式（Ⅰ）的要义在于揭示M1的存在。如果没有M1，公式（Ⅱ）就无法讨论。

其余七条史料，例（2）（4）（5）（6）是将M1用于置办嫁妆（J）。例（3）（7）是将聘礼（M1）原物璧还。这些都可以清晰地揭示公式（Ⅱ）的存在。例（8）从表面上看似乎M1没有发生，因为这笔彩礼根本就没有送到女方家去。但既称“倒办”，也就是男方代替女方办的，办了以后总归是给新娘子享用的，因此，这种情况M1实际上还是发生了，只不过付给地点是在男方家，而不是先送去女方家再带回男方家。

嫁妆计算公式的应用

利用公式（Ⅰ）（Ⅱ），可以较清晰、准确地分析传统婚姻缔结过程中的经济往来关系。

毛博士在《嫁妆》一书中，想绕开上述M1、M2、F诸项参数，笼而统之地从物权角度加以检讨。该书先是树立一个前提，认为男方将聘礼送给女方家以后，其“使用权和受益者应为女方家庭”，以至“女方父母可以将聘礼转化为女儿的嫁妆，也可以利用聘礼作为家庭其他的经济支出”（164页）；而“嫁妆是女方家庭馈赠给女儿女婿的礼物”（205页）。由此将讨论向纵深发展，将其引向妇女的财产继承权。

这一立意，当然是无可厚非的。但因未能分析出M1、M2、F诸项参数，致使该书在讨论中往往不能导出一针见血的结论。例如，第三章“嫁妆与清代妇女的财产继承权”第一节第二部分“从嫁妆与聘礼的关系看妇女的财产继承权利”，作者写道：“嫁妆与聘礼有着密切的联系”，“它们有时成正比”，“有时成反比”，“许多情况下，嫁妆还由聘礼转化而来”（160页）。这就完全不能说明聘礼（M1）与嫁妆（J）之间的数量关系。

事实上，应用公式（Ⅰ）（Ⅱ），还可以看到《嫁妆》一书对聘礼（M）、嫁妆（J）的物权解释并不到位。

按照《嫁妆》书中的理解，最难以解释的恐怕就是前述同治《筠连县志》中的“有女家贫不收采礼，奁具悉听夫家自制，谓之‘倒办’者”。按照正常理解，男家把彩礼送到女家，女家再用这笔彩礼置办妆奁，两边都风风光光的，有何不好？

又，该书第五章述及“一些家庭在陪送嫁妆时使用欺骗的手法”时，曾征引同治《洪洞县志》的记载：“近俗竟有假妆奁为饵，以争财礼者。既有用铜锡充数，以骗亲者；更有以好看为名，令男家借取首饰、币帛，及赚物到手，或尽裁减，或竟当（卖）者，致使日后残恨其妇，诟詈其婿，究以两姓之好，遂成仇雠。”这里面包含两种情况。对此，毛博士的解读是：“女家以置办妆奁为名向男家争要聘礼，到手之后即使用欺骗的手段，用‘铜锡’冒充金银器物为嫁妆；或者女家令男家借取他人物品以充体面，而用后不还，甚至当卖。”（244页）

应该说，毛博士的前半解读是到位的，即女家以置办妆奁为名向男家争要聘礼。但是，如果聘礼真像《嫁妆》书中所认为的其“使用权和受益者应为女方家庭”，女家怎么会“令男家借取首饰、币帛”，直接要不就完了？如果男方认为女家“也可以利用聘礼作为家庭其他的经济支出”，怎么敢借首饰去送给女家？

由此可见，男家的聘礼（M）当中，有一部分（M1）根本就不是送给女方家庭的。尽管它从形式上被送到了女方家，但物权并没有转移过去，其使用权和受益者仍属于男方家庭，女方家庭不可以对它随意处分，它必得随新娘过门而回归到男家。一旦不按这个游戏规则玩，就会付出沉重代价。

上引同治《洪洞县志》资料中，女方家庭自作聪明，或是“用铜锡充数”，或者裁减、当卖，导致M1不能完璧归赵。男方拿女方父母没办法，只好“残恨其妇”“遂成仇雠”以为报复。而前述同治《筠连县志》中所述的“倒办”，显然是为了避免出现这一后果，索性从形式上不把M1转移到女家去，而是直接在男家置办，以绝后患。

这里面有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是，史料中对M1、M2不加分别，都笼而统之地称为“聘礼”。因此，在具体史料中，所谓“聘礼”，到底是特指M2，还是包含M1，需要体察人情世故仔细领会。如乾隆《安溪县志》所载：“贫者嫁即先讲定聘金若干，聘金少者无妆资，衣裳只是布素。”（238页）其中，开头所谓“先讲定聘金”，指先讲定M1和M2；“聘金少者”指M较少；“无妆资，衣裳只是布素”意味着M1也很小。

在此，我们可以用公式（Ⅰ）（Ⅱ）推演出聘礼、嫁妆数量的普遍情形。

如果是贫家，在公式（Ⅰ）中，M当然总体上会很小。但是，当M变小，压缩的只是M1，不会是M2。从男方的角度来说，这里面可以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因为穷，筹措资金肯定是件烦心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M1反正是要回来的，不如把它省了。即使不能省，也要尽可能让它缩小，这样，筹措资金的压力就会变小。而另一方面，如果把M做成M1、M2两部分，万一送过去后，女方把它全当成M2，本应该作为M1返还男方的部分也不返还了，男方会很麻烦。因此，从资金安全角度来说，也会尽量地省掉M1。省掉这一部分，只是面子上不好看，并不影响实际。而如果省了M2，那女方父母绝对不会同意。于是，用公式来表示：

M1=0

M=M2

J=F≈0

这就是俗语所说的“买卖婚姻”。即男方给女方父母一笔彩礼，然后把人领走。这种情况下，也就不要谈啥嫁妆不嫁妆的了。

须特别指出的是，在公式（Ⅱ）所示的经济关系中，就习俗层面来说，嫁妆J最基本的来源是M1而不是F。

道理明摆着：对富家来说，M1和F都可以很大，即通常所谓厚聘、厚嫁。但对穷人来说，F往往趋于零。此时J还能否存在，其实取决于M1之有无。《嫁妆》中曾引清代俗谚“上等之家贴钱嫁女，中等之家将女嫁女，下等之家卖儿卖女”（11页），反映的正是这一规则。用公式来表示，便是：

上等之家：M=M1+M2，J=M1+F；其中，F比较大，是以“贴钱”。

中等之家：J≈M1，F≈0；是谓之“将女嫁女”。

下等之家：M1≈0，M≈M2；F≈0，J≈0；是谓之“卖女”。

这个公式是以从男居为模版而写出来的，如果双方协商，婚后从女居，即通常所谓“入赘”，那么男女双方换位即可，并不影响计算结果。这种婚姻，由于传统父权家长制的文化影响，一般只有男方万不得已才会答应，绝大多数发生于下等人家。所以，下等之家除了“卖女”，还有“卖儿”一说。

明乎此，要从嫁妆（J）中探讨女性的财产继承权，恐怕只能令人失望。因为，在J=M1+F这一经济关系中，只有F部分来自女方家庭。而这一部分，只有“上等之家”才会有一定数量。对于广大的中等、下等之家，F是无限趋于零的。

几点感想

嫁妆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但显然中国的嫁妆有其强烈的自身特色。上述嫁妆的计算公式（Ⅰ）（Ⅱ），本身并不复杂。但从中可以得到不少启示。

最大的启示是，研究中国的传统社会，一定要从本土的人情世故出发，对传统社会有设身处地的理解。《红楼梦》中有一副著名的对联“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现在我们做社会史研究，完全应该把它铭刻在座右。

所谓“世事洞明”，我以为最根本的一条是，凡事不能从条条框框出发，而应该着眼于社会实际。尽管古代的法令、条规可能有这样那样的规定，但一定要注意其实行情况，绝对不能以纸上的空文去代替活生生的事实。而历史，终归是靠事实说话的。

例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百二十五规定：“汉人婚娶纳采及成婚礼，四品官以上，绸缎不得过八匹，金银首饰不得过八件，食品不得过五十。五品以下官各减二，八品官以下有顶戴人员以上又各减二。军民人等，绸绢不得过四，果盒不得过四。其金银财礼，官民概不许用。至庶民妇女，有僭用冠帔补服大轿者禁，违者罪坐夫男。”《嫁妆》一书认为：“此法令虽然是针对男家纳采而言，其中的‘其金银财礼，官民概不许用’对于女家陪嫁也同样具有约束力，直接证明婚嫁中用金银属于违法行为。”（183页）在道理上，这样的理解是对的。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规定其实是一点儿约束力都不会有的，尤其是对普通百姓。中国的社会就是这样，很多事情规定得很细、很严苛，但正因为规定得太细、太严苛，事实上这样的规定根本就没法实行。如果一切按规定执行，世上早就没有人走路了。

从道理上讲，绝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的结婚只有一次，如此重要的人生礼仪，但凡有条件，谁不想弄点金银装点装点。而事实上，那么多清代史料，包括小说、影像资料表现的婚礼，除了赤贫，有几个人在结婚时没有上述所谓“违法行为”。那么多人“违法”，说明这样的规定根本就不具备推广的意义。比较合适的做法，应该是根据历史上的实际生活，去研究这样的规定为什么制定，制定后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施行。而不是反过来，先肯定它，然后来想象古人的生活。

又如，《礼记·内则》中有“无私货，无私蓄，无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与”的记载，希望家庭生活中的妇女无欲无求，就像生活在真空中一样。可是，古人也是人，古代的生活也是生活。古人不可能人人都信奉儒家礼教；即使信奉礼教、谨遵法规，也不见得都是坚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道学腐儒。出自《礼记》的这五个“私”字，在现实生活中绝不可能有任何意义。且不说普通人，古来那么多讲究修齐治平的读书人，谁见过他们谁家的妇女曾那么无“私”？曾国藩，一代理学名臣，卒谥“文正”，他夫人去世后每个女儿各分得八百两银子，这不是“私”又是什么？总不能说曾家是一个例外吧。

这几个例子是对“世事洞明”的解说。至于“人情练达”，应该承认有相当大的难度，我也只能是心向往之。不过较有感触的一点是：研究过程中恐怕不必有太多的理论关怀。

研究中国的社会史，最怕的是不管中国具体的情况，生拉硬拽地找一些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和视角，割裂中国的具体事实，拼命塞进去。看起来挺新颖，其实不解决问题。

例如，用西方的物权观念来研究中国传统的嫁妆，其中就有许多窒碍之处。一些西方学者，他们在西方的社会环境中长大，看待中国传统嫁妆戴着一副西方的眼镜，这是他们自身的特点，可以理解。中国人研究中国问题，当然也可以用一些西方的理论，但在用之前一定要先对前提进行检验。一定要对适应性加以充分论证。中国古代根本就不是法治社会，很多与法律相关的概念与西方完全不一样。因而其表现形式和运作规则根本就无法简单类比。

上文曾提到，聘礼虽然是男方送给女方家的礼物，但其中M1的部分，其物权并没有转移给女方，必须随新娘过门，以嫁妆的形式回归到男方家。回归之后，《嫁妆》一书断言：“即使女方家庭将聘礼转化为妆奁返回男家——这是清人常常使用的做法，这笔财产也与新婿的父母无关了，他们必须在分家时重新考虑分配给儿子的财产份额。”（164页）这是十分富有现代法律意义的表达，但不符合中国传统的思维习惯。据我所知，一个人家但凡儿子数量在两个以上，父母在考虑任何大额开支时，都会联想到分家的份额。聘礼作为一项大额开支，如果返回男家后只归小夫妻俩享有，那只不过是分家时他们应得财产的一部分，要不然就乱套了。

况且，有很多种情况，导致聘礼返回男家后，其所有权并不属于小两口。上引资料中，聘礼系借自他人的金银首饰，用过后肯定要归还，自不用说。有时还会出现一些特殊现象。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宝荪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活生生的例证：曾宝荪之母为广东电白人，按广东风俗以“平妻”身份嫁给曾广钧，曾宝荪祖母郭太夫人大不以为然，竟要新娘“交出所有聘礼”。这一事例虽然总体来说不算多见，但至少可以说明，聘礼M1部分返还男家以后，其物权并非与新郎的父母无关。

因此，我总以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事情，如果要拿西方、现代的一些观念来分析，实在是需要小心而又小心的。有些东西表面看来像那么回事，而内中却未必然。并不一定特别复杂，关键是逻辑理路不一样。此时，要紧的不在于有什么理论关怀，而是要把事实和道理搞清楚，即俗话所说的“人情事理”。像《嫁妆》一书中反复认定的“嫁妆与聘礼的多少往往成反比”（11、62页），这就于人情不合，于事理不通。嫁妆与聘礼“成反比”，天底下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如果这样，谁还愿意送聘礼？一分钱不送，岂不是可以得到更多嫁妆？

该书中引述了民国《万全县志》中的依据：“盖贫家聘礼，只索钱财，不重物品，其妆必少，甚至毫无。富者重礼物，不索钱财，其妆奁反多。”（62页）但原文讲的钱财、物品，只是表现形式，不可能指价值。所谓“贫家聘礼，只索钱财，不重物品”指的是M2。这是送给女方父母的，当然以钱的形式较为灵活机动。而“富者重礼物，不索钱财”，则无论M1或M2。至于“妆奁”，贫少富多，可谓当然之理。

至于价值，民国《万全县志》这条记载中，富者的礼物不可能少于贫者的钱财。有些礼物其实很值钱。我所知有这么一条例证：民国时一青年，被他同学的母亲看中，想把女儿嫁给他，要他拿四件金首饰作为聘礼。才四件，价值已近两千元。当事人说“这是旧时习俗”。显然清代的情形相去不远。

总之，我认为，做社会史研究，还是应该像古人所强调的那样，读书、明理。这个理，它不全在书上，更重要的是包含在实际生活中。只有先弄明白其背后的理，然后才能去谈其他。

（本文摘自张伟然著《女性与亲情文化：基于湘东南“讨鼓旗”的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