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词与南宋词：曾省惊眠闻雨过，不知迷路为花开

“曾省惊眠闻雨过，不知迷路为花开”，李商隐这两句诗，说是看花，其实是写他的艳遇，而我的艳遇则是宋词。少年时代，读宋词是误入藕花深处，有遇仙之感。

北宋词和南宋词是有区别的。王国维偏爱北宋词，我也是。北宋词是小棉袄，贴心贴肺，不隔。南宋词是风衣，好看，但有点隔。

北宋文人的心理人格相当圆融，有宽和包容的气度。比如欧阳修不喜欢佛教，但并不像韩愈那么强烈地排斥。据说他晚年还和一个和尚做起了朋友。他也并不干扰和反感苏轼等人接受佛教思想。苏轼对其门下之士，也是和而不同的态度，如群星错落，花叶参差。

“澶渊之盟”，影响深远。宋、辽两国对峙结束，百余年内，基本没有大的冲突，社会生活繁荣富庶。重文轻武的文化政策，使士大夫自身的存在感空前加强。人只有内心世界有了强大稳定的依托，情感生活和精神生活才能变得从容而有余裕。于是“闲愁”、“闲情”出来了，“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兵荒马乱中的紧张心理，是不可能产生这种情绪的。北宋文人真是有“闲”，他们的词里有很多“闲”字，“针线闲拈”、“闲坐”、“闲眠”、“闲寻”、“闲信步”，连泪水都可以是“闲”的——“一春离恨懒调弦，犹有两行闲泪、宝筝前（晏幾道《虞美人》）”。他们的内心世界是舒缓的，因而也是舒展的，用张先的一句词来形容，正是“日长风静，花影闲相照”。闲而能定，所以他们的感情质地，有一种静定的底子，包括伤感。北宋的词，情调上是温的，软的，仿佛一江春水向东流。南宋清而易冷，北宋清而能旷。北宋文人的情感世界，整体来说，是一篇“闲情赋”。他们的烦恼，往往是“闲”出来的。 

到了南宋，江山只剩了半壁，文人的内心世界有紧促感，都城名为临安，纵有鲜花着锦之盛，也只是暂且姑且之意。心弦绷紧，词的情调就显出几分清冷色彩来，风格上有一点玻璃质，脆，亮，但是格外精美。辛弃疾是一个典型的例外，但他的英雄主义的高昂激切中，其实是有着深深的无奈的。到了晚期，吴文英、王沂孙他们在玻璃上雕花，有一种清晰繁复的朦胧。南宋文人的心灵世界，整体来说，是一篇“秋声赋”，有很强的身世之感。南宋词，南宋的绘画，南宋的艺术气质，仿佛弥漫着更多的水意，水的气息。这水，当然是秋水。秋水漫漫，不仅是时势使然，应该也与南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有关。关于地理、气候与文化特质的关系，钱穆和黄仁宇都曾论及过。

北宋词是直接抒发，南宋词是观照后抒发，这就有了一个省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方便情感沉淀和结晶，文体意识自然而然就更加自觉起来。

同一种情感表达，在《古诗十九首》里是“思君令人老”，质直朴拙，仿佛伸手直接从生活上撕下来似的。在柳永那儿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具体的描写刻画中，有了回环婉转。到了南宋的吴文英那儿是“惆怅双鸳不到，幽阶一夜苔生”，虚了，静了，雅致尖新得有了现代人的意识。而从北宋到南宋的词人中，有一个公认的过渡性的大家，这就是周邦彥。

周邦彥是一桥飞架南北。南北朝时的傅大士有偈语曰：人从桥上过，桥流水不流。傅大士大约是以桥隐喻易逝的肉体，以水隐喻恒常的佛性。而我这里的意思却是，宋朝的文人虽离我们而去了，宋词的美却永远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