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新文化运动的特立独行者

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应邀来到首都图书馆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分享我祖父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的一些经历。我把讲座的名字稍微做了一个改变，原来是叫“梁漱溟：新文化运动的特立独行者”，我给改成了“梁漱溟在新文化运动中特立独行”，强调了一个动感的感觉，因为现在是一个符号的时代，需要标签、需要符号，虽然我祖父身上有很多光环、很多标签，但是我觉得他更是一个实干家，是一个行动的人，他的思想是能够落实到他的行动中的。

1917年1月4号蔡元培正式出任北京大学校长，晚间就在寓所接待了我祖父的拜访。我祖父当时是持着这篇《究元决疑论》的文章向蔡先生请教，一见面蔡先生说：这个文章我已经看过了，写得很好，我这回受邀主政北大，希望你能来哲学门来担任个教师，教印度哲学。

1911年，梁漱溟于顺天中学高等学堂毕业，借长兄方留日归来带回的日本大学生服装留影纪念。

我祖父有点儿惊讶，为什么？他只是一个中学学历，中学毕业以后，他因为投身新闻事业，就做了一个新闻记者。他没有去考学，没有任何的资历，蔡先生就邀请他出任北京大学的讲师。他有点儿很惊讶，当时他就推托道：“蔡先生，印度哲学有六个门派之多，我只是对佛学略知一二，你让我去教恐怕不合适。”蔡先生说：“我现在也寻不到其他人，你来就好。”我祖父还是在推辞，但是蔡先生说：“你不要把它当做你来教书，你就当做把喜欢哲学的一班朋友聚在一起，大家共同地来研究、探讨。”

蔡先生再三邀请，我祖父也不好推辞，就应承了下来，这一天他答应了蔡先生的邀请出任北大的讲师，但是他又向蔡先生言明，他无法立刻就任，那阵他还是司法总长的秘书，还有很繁忙的工作。蔡先生允许他介绍一个他认为能够替代他的朋友来代课，我祖父就推荐了许季上先生来替他讲印度哲学这门课，所以他还做司法总长的秘书。

青年梁漱溟

也就1917年的夏天，那阵随着张耀曾辞离司法总长的职位，他也自然而然不再担任这个秘书了，就闲赋在家。当时他也游历湖南的寺庙，都差一点在那儿出家。但是因为兵祸、战乱使他痛下决心，他还是想要做一番事业，对这个国家产生影响，所以他回到北京，也接到了蔡先生的通知，因为许丹先生（许季上先生）得了一场大病，不能再替他代课了，让他赶快来上课。

所以在1917年的11月份，他就先去北大校长办公室去正式报到。当时有蔡元培先生和陈独秀先生在那儿，我祖父一进门寒暄过后，直截了当地就问蔡先生：“你们对孔子是什么态度？”蔡先生一愣。因为你想想，我祖父当时二十四岁，一个小年轻儿，对一个校长，而且对他知遇之恩的校长，毫不客气地问问题。蔡先生有一些惊讶，但是他还是很包容的。

他就答道：“我们不反对孔子。”我祖父就说：“我不但不反对孔子，我此次来北大就是替释家孔子说个明白，不做旁的事情。”大家可以注意这一点，这是我祖父公开的第一次对孔子的表态，以后我会接着讲他的态度，大家也可以看到。所以1917年的12月5日北京大学的《日刊》上正式刊出梁漱溟开始讲授印度哲学。

《究元决疑论》载于《东方杂志》1916年第13卷第5期

然后他通过这篇文章（《究元决疑论》）一是得到了蔡先生的赏识进了北京大学，同时也得到了一些前辈学者的垂青，像林宰平先生。林宰平先生大家可能知道的人不多，但是我一说黄远生最后的遗著的合集《远生遗著》，还有梁启超先生的《饮冰室合集》最后的编撰整理者全是他，而且梁启超把他所有的东西直接就委托给林宰平先生。他是通过司法部的，因为他曾经也是一个法律学家，也是留日学习法律的，所以他有一些法学界的朋友，他认识司法部的同事主动来结识我的祖父。

1920年的夏天有一辆小汽车——我祖父印象非常深刻，因为那个时代要是看到一辆汽车是非常不容易的——停在了我们家在崇文门外英子胡同的门口。从车下走下来谁啊？林宰平先生、蒋百里先生、梁启超先生，还有梁启超先生的嫡子梁思成先生，他们四个人来登门造访，我祖父当时非常地惊讶，因为他非常仰慕梁启超先生，但是为什么没有主动去结识他呢？这可能就源于我的曾祖。我的曾祖也是非常赞同君主立宪的，曾四次投书两次拜访梁启超先生而不得，所以基于这种情况，我的祖父可能有些担心，觉得梁先生架子比较高大，可能不愿意见，所以他有这种抵触心理。他没有主动去拜访他，相反是他们主动地来拜访他，使得我祖父很惊讶。他们来拜访他也是因为这篇文章，来探讨佛法、佛理。

这篇文章还让我祖父得以结识了熊十力先生，著名的一个哲学家，也被认为中国的新儒学的三圣之一。因为在这篇文章里我祖父指名道姓地批评了熊十力，说“此土凡夫熊升恒”——熊十力先生的字是升恒——“愚昧无知”，就是对佛法不懂，说三道四，批评了他。也是二十年前后的夏天，熊先生写个明信片寄到北京大学给我祖父，在明信片上说：“那篇文章我看过了，骂我的不错。我现在在南开教中学，暑假想过来，能不能见个面”。我祖父就回书：“可以，没有问题”。这样他们就在北京的广济寺得以相见，从此一见如故，成为终身的朋友。

熊十力

熊先生这个人为人非常豪放，他也是跟我祖父一样是属于自学成才的，没有上过什么学，他学历可能比我祖父还要低，这么一个学者。但是他为人豪放，行事很豪放，跟我祖父的风格很相反，但是他们俩却非常友善、友好，而且经常他们的学生都互为学生，我爷爷的学生就管他叫真师，他的学生也管我爷爷叫术师，所以他们非常好。

熊先生这个人还有他自己一个特点，他这个人非常豪放，同时在生活中他非常随意，这个人有一个小故事，就是他不识数。数字的大小、钱币的大小他不知道，所以他兜从来不放钱。他曾经跟我祖父还有一帮学生在大有庄，在中央党校旁边同住，不带家眷，当时还有一个德国人。只有两个人是吃单独的饮食的，一个是西洋人，还有一个就是熊先生，为什么？熊先生的饮食每天必须有肉，而且不能少于半斤，其中有一天他就把负责采买的薄蓬山叫来：“小薄，这个肉我怎么觉得少？”后来薄蓬山说：“我看着他说的有半斤”，然后熊先生这个事就过去了。可是过了一段时间熊先生还是觉得肉少，又把薄蓬山叫来问，薄蓬山说：“我亲自在店里看他秤的，足足的八两”——当时旧时的半斤就是八两，有这么一个成语半斤八两——但是熊先生不识数，他听着感觉八两就比半斤多，从此就不再问了。

而且他这个人非常容易相信人。可能由于熊先生跟我祖父的关系，我的父亲还认了熊先生做干爹。他1948年的时候在北大教书，我爸就去看他，看我爸学的是生物，所以他就问：“培宽，吃什么有营养？”我爸说牛奶，现在从西洋看他们吃牛奶都比较强壮，说了一通，然后说还有红辣椒，维生素A、维生素C，挺好，挺好。过一段我爸又去看他，就看到熊先生拿牛奶煮面条呐，然后小菜里也有红辣椒。这是熊先生的两段轶事。

熊先生后来经我祖父的介绍，去了南京支那内学院学习，当时他在支那内学院也结识了陈铭枢先生。所以这篇《究元决疑论》使我祖父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垂青，让他来到了北大任教，也结识了一些前辈大家，也结识了一些好朋友，所以这篇文章对改变他的人生命运起着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他1917年12月份正式就任北大的讲师，可是他却说“北京大学培养了我”。这是北大档案馆、历史馆可以找寻到他教课的课表，还有他做的课题，也有孔子哲学。

梁漱溟1942年桂林留影

他进入北大以后他还写下了一篇小文章叫《吾曹不出如苍生何》，当时军阀混战，他起来号召大家起来举行“国民息兵会”，这个活动李大钊先生也参与了。他当时为了表明态度，写了一篇小文章，大家通过这个小文章的一段话可以看到我祖父那时就开始了一种担当的精神，我给大家稍微念一段：“余以为若不办，安得有办法。若要办即刻有办法。今但决于大家之办不办，大家之中自吾曹始（吾曹就是我们），吾曹之中必自我始。个个之人各有其我，即必各自其我始。我今不为，而望谁为之乎？嗟乎！吾曹不出如苍生何？”他那时就开始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一种担当的精神去参与解决这些问题，这个小文章当时他自费印刷了几千册，在社会上还有在北大的教研休息室里散发。其中有一次辜鸿铭先生走到教研休息室，看到这个小册子，拿起来看了看，我祖父当时在一旁，望了他一眼，他说了一句话“有心人哉！”胡适先生也看到了这篇文章，他当时是北大的教授，留洋的博士，在日记里写下了“梁先生这个人是要革命的”。

来到北大，我祖父的学历是最低的，又没有什么背景，当时北大已经是人才济济，“新派”、“旧派”。“新派”的人物像胡适、陈独秀、李大钊；“旧派”的刘师培、黄侃、林琴南等等都云集在此。当时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发源地，而我祖父在“新派”、“旧派”的中间，左右不能。他对旧派是不认可，他认为他们说的那些旧道理被陈独秀骂得体无完肤，回嘴不得；而“新派”又认为他是“旧派”的人物，又不太理会他，所以他倍受压力。这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杂志《新青年》。当时“新派”他们高喊着“打倒孔家店”、民主、科学的口号，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瞩目，其中为首的就是陈独秀先生，我祖父对他的评价是：陈先生是一个反封建的闯将，是“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头脑明晰，笔锋锐利，批判“旧派”观点如摧枯拉朽。“陈先生之精辟廉悍，每发一论，辟易千人”，所以他非常欣赏陈先生那种豪放、勇敢的态度。陈先生也是中共早期的创始人之一，有“南陈北李”之称。

1918年7月，北京大学哲学门毕业合影。前排教师左起：康宝忠、崔适、陈映璜、马叙伦、蔡元培、陈独秀、梁漱溟、陈汉章，二排左四为冯友兰。

这是1919年北大哲学门的毕业照。这个照片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当时照完这张照片，班长孙炳文拿这张照片就去给陈先生看，陈先生看过说照得都挺好的，就是梁先生的脚伸得长了一点。大家可以看到在右边第二、三中间有一只脚伸得比较长，就一只脚。后来孙炳文先生说这哪里是梁先生的脚，是您的脚伸到梁先生前面去了，陈独秀看过哈哈大笑。在第二排左四就是冯友兰先生，他的毕业论文指导者是我的祖父，我祖父记得他毕业论文是他给批阅的。冯友兰先生原来也是“尊孔派”，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后我再讲1974年那一段。

当然“新文化运动”还有一个重要的人物不得不说，就是胡适先生，胡适之。我祖父对他的“白话文运动”是非常欣赏的，他说“胡先生的白话文运动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干，然未若新人生思想之更属新文化运动的灵魂”，你看他对白话文的评价是非常高的。但是在新文化运动中新旧交锋，我祖父又参与其中，他们之间难免有一些文章进行交锋和碰撞，所以他们就产生了一些碰撞，这是自然而然的事，很平常。但我祖父却表明他自己对这种碰撞的一种态度，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不认为我反对他们的运动，我不觉得我是他们的敌人，他们是我的敌人，我是没有敌人的。”他又说“在这个时候，天下肯干的人都是好朋友！我们都是一伙子！”这句话放到当下也有他深刻的意义，希望大家去思考。我们搞阶级斗争、搞对立是没有出路的，我们和而不同这才有这个国家的发展。

1920年3月14日，左起为蒋梦麟、蔡元培、胡适、李大钊

这是非常著名的李大钊先生、胡适、蔡元培、蒋梦麟先生，蒋梦麟后来也做过北大的代校长。

新文化运动虽然蔡先生不是主要的人物，但他对新文化的产生是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人物。我祖父认为：“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个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当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运会来临时，许多人都参与期间的。然而数起来，却必以蔡先生居首。”所以我祖父对蔡先生非常的推崇。他又说道：“所有陈、胡（陈独秀、胡适）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个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能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我祖父对蔡先生的推崇去年我还看到一篇文章，就是认为梁漱溟对蔡先生夸大了蔡先生的功劳，但是我以为他认为蔡先生的理念不过是现代大学所应该具备的理念，此言不差，但是我又请问：蔡先生就任北大马上快一百年了，这一百年来举目望去，中国又有哪位校长又做到了呢？这个很重要，知行合一，我一直会要强调的“知行”，知道没有用，需要行动。

这句话觉得挺重要，希望给大家念一下：“他（蔡先生）对于我讲的印度哲学、中国文化等自亦颇感兴味，不存成见，这是一种气度。这一气度完全由他富于哲学兴趣相应而俱来的。换而言之，若胸怀意识太偏于实用，或独断固执脾气的人，便不会如此了。这气度为大学校长所必要的；老实说，这于一个为政于国的人有时同属必要吧！”治国也是如此。

梁济（1858-1918）

就在“新文化运动”期间，我的曾祖在1918年9月就开始写他的遗书《敬告世人书》。他当时看到社会动荡，在政府里的人都是为一己之利，根本不考虑国家，根本不考虑民众的情况下，他决定以身殉死，警醒国人。他在《敬告世人书》中写道：“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殉之而后让国人共知国性乃立国之必要”。

就在1918年他生日的前三天，他就准备去投湖，当时他谁也没告诉，而且他写下了遗书，把他自己的债务、欠的钱都还掉了，找人借的钱挨家都送还后，就在一天，在家中他跟我祖父碰了个面。他问我祖父：“世界会好吗？”我祖父随口答道：“会好的，相信一天天会往好里去的。”这就是他们父子最后的对话。

有一个著名的我祖父跟美国艾恺教授的对话“这个世界会好吗？”就源自于这句话，是我的曾祖问我的祖父“世界会好吗？”三天后就是他的六十岁生日，家里都准备给他过生日了，他投积水潭自尽。后人为了纪念他，在他投湖殉道之处立了“桂林梁先生殉道处”，“文革”期间也被毁坏了，碑的右首第一人就是刚才我说到的彭翼仲先生。

他在北大因为受到新派、旧派的这种压力下，他得自己去钻下心来研究文化、研究哲学。所以，他在写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后他说过一句话：“诸君或不相信，《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是逼出来的。”就是环境所逼、形势所逼，迫使他不得不对中国文化、西洋文化、印度文化、世界上三大主流文化进行比较、分析、研究，从1920年他就做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演讲，开始在北大，然后在山东，后来成为当时在“新文化运动”中非常有影响的一部著作。

当时蒋百里给他的老师梁启超写信称赞此书“此亦迩震古铄今之作”；胡秋原先生说：“有独创的意义和可惊叹的深刻思想力”；熊十力先生也说：“梁先生提出‘未来世界文化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话，是很有胆识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在当时迅速被印成十二国文字，而且也多次再版，从22年至今一直都是由商务印书馆出。这本书也让他一举成为全国乃至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哲学家，甚至于直到三十年代，西洋人一直以为梁氏是中国的唯一哲学家。

这是源于什么呢？陈独秀、胡适之、张申府等等那些大家，为什么西洋人没有认同他们呢？就源于他们是拿来主义，没有创新。梁漱溟呢？是在总结三种文化的基础上对三种文化的评判，他是有创新的发展。所以这上头也谈到了孔子，我祖父对孔子的态度在这本书又一次体现，但是他不是简单地赞成，当下现在也开始“尊孔”了，我有些担忧，我怕是一种简单的，对待文化一定要是继承发展的，不能抱住老道理来解决新问题，我们得有发展的。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书影、梁漱溟题记说明

这是商务印书馆在各个时代出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不同的版本，这本书现在还在商务印书馆出。从1922年到现在都快一百年了。这本书让他迅速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知名的人物，当时他在北大只是一个讲师，可是当时北京做民意测验，全国十大名人梁漱溟跟冯玉祥并列第十，可见这本书给他带来的影响力。

通过这个书他也结识了像后来大家都知道的李济深先生，他也是国民党的元老，还有陈铭枢先生，最重要的就是冯玉祥先生。冯玉祥先生还专门请他去南苑，他那阵屯兵南苑。在南苑练兵有五个旅，他亲自陪同，每个旅做一次儒家哲学的演讲，营以上的军官都要听，当时就有韩复榘先生在此旁听。就因为有这份渊源，才有后来我祖父在山东得到韩复榘先生支持搞乡村建设的实践，以后再讲这个话题。

1935年，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的同仁合影于邹平。前排左一为梁漱溟，右二为晏阳初。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比较中国文化、西洋文化和印度文化三大文化的类型，他认为中国文化是人对人的；西洋文化是人对物的；印度文化是人对自身的。都有不同的诉求、欲求。我在这儿对这本书不做过多的介绍，我只是把他的结论告诉大家，我祖父对三种文化的比较得出的结论是：世界文化的未来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我这里非常想跟大家分享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补遗的一段话，这句话大家可以仔细去品味它：

“我相信凡是人都是会自己去走对的路的，所有的不对都在‘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这就是说，有些人想借某种权利去压下别的意思，推行自己的意见；只信任自己，不信任大家。我以为我们有什么意思可以尽管陈述；但不应该强众从我。”这句话非常重要。“因为大家本来都是自己能走对的路，如果真是靠我一个人去纠正大家，即是已足表明此事之无甚希望。不信任人，是最不对的；人在直觉上都自然会找到对上去。所以知识上、人格上的错处坏处，都是一时的，结果是终究要对的。用强力干涉，固然错误，忧愁这世界要愈弄愈坏，也是错误。我信人都是好的，没有坏的；最好是任听大家自己去走，自然走对。因此我全无悲观，总觉得无论如何都对。我从来未曾反对过谁的说话。同我极不对的话，都任凭去说，说了有好处的，因为经过了这一步，便可以顺次去走下一步。人都是要求善求真的，并且他都有求得到善和真的可能。这话看似平常，实甚重要。”九十多年了，马上一百年了，这段话所阐述的这些问题在当下依然存在，所以我们需要反思如何改变这种现象。

左起依次为叶麟、朱谦之、梁漱溟、黄艮庸

他在北大交的这些朋友都是亦师亦友式的，这是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一版，他登了一张照片，你看边上的几个人，从左到右：叶麟、朱谦之、梁漱溟、黄艮庸。其实除了我祖父之外那三个人都是他的学生，但是他无所谓师生。我祖父特别写道：“这是我同我三个顶好的朋友叶麟、朱谦之、黄庆（艮庸）的照相，他们都是北大的学生，却四人年皆在二十几岁，差不许多。我们相与并无所谓先生和学生，只是朋友，而且是小孩子般的朋友。四人性格和见解并不相同，几乎一个人一个样子，所以议论每多不合，但是总觉得相对是第一乐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