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史是个时髦的领域，但也是很不容易进入的领域。复旦大学学者张仲民是大陆较早投入此道的学者，他的博士论文讨论的就是晚清一批“卫生”书籍的出版、阅读与传播情况，修订后以《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为名付梓（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新著《种瓜得豆：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或将促进阅读史在中国大陆的开花结果。
《种瓜得豆》作者：张仲民 版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年11月
近代中国，西学东渐，“语必柏林，言称彼得”，新名词多得让人眼乱缭乱。对此学界已有相当多的研究，但大都关注新名词（以及新名词所代表的新知识、新思想）的内涵及其诞生史，较忽略对其接受层面情况的考察。因此，“公开的精英表达如何被读者接受、如何见之于社会实践、其间的差别有多大、产生的社会效果如何等等”，就成了此书探研的重点。
《种瓜得豆》主体为六章，基本上以“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为核心。第一章讨论“清季启蒙人士改造大众阅读文化的论述与实践”，主要涉及两种举措，一是鼓吹新小说，梁启超的“小说革命”堪为代表；一是从事戏曲改良，“使下流社会移风易俗”。在作者看来，清末启蒙人士的这些举措所悬鹄的过高，对大众阅读文化的规训和改造实际效果有限。因本章讨论的主体还是清末知识精英，加之史料的限制，如以“引车卖浆者流阅读什么以及如何阅读”为目标，那么显然还需一段艰辛旅程才可能实现。
第二章题作《“淫书”的社会史》，所谓的“淫书”是指生殖医学方面的书，如《生殖器之研究》《男女之秘密》等当年的畅销书，是考察时人身体观、生育观，研究性文化史、卫生史的绝好材料。作者“如当代任劳任怨的鉴黄师一般，埋首故纸堆辛勤披览晚清民初之海量‘淫书’”（戴海滨语），考察了这类读物的广告、序言及大致内容，对所谓“接受政治”问题作了比较充分的探讨，具体体现在三种“读者反应”上，其一是孙宝瑄、徐兆玮（均有日记存世）这样的趋新人士，“他们应该是最符合书籍广告及序言中所建构的那部分读者”，对这类新学持欢迎、认可的态度；其二是将生殖卫生读物当做新鲜的“淫书”来购阅和使用；其三是对《吾妻镜》这样惊世骇俗的作品予以严厉的谴责。
接下来三章分别讨论“黑格尔”、“古腾堡”和“世界语”在近代中国历史语境下的接受史。“黑格尔”“世界语”两章，作者在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方面都下了很大的工夫，如果材料能得到更充分的开掘，结出的果实也必然更丰硕。
对于“谷腾堡”这座富矿，虽还可以从其他角度再做工作，但仍让人赞叹。作者对晚清民初古腾堡三种历史书写模式进行了梳理：（1）就古腾堡论古腾堡，没有将中国印刷术视为古腾堡印刷术的源头；（2）将古腾堡印刷术与中国印刷术进行比较，借此反躬自省，但并未将中国印刷术视为古腾堡印刷术或欧洲印刷术的导师；（3）将古腾堡印刷术与中国印刷术进行联系，认为古腾堡印刷术是从中国经马可·波罗或蒙古人或阿拉伯人传过去的，在中国印刷术的基础上改良升级。第三种历史书写模式逐渐“拥有了最大的合法性，慢慢成为一种宰制性的认知与思维方式”，至今还在中国学界有很大的影响，历史教材仍然持这种观点。这种历史书写模式深刻反映了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国族主义焦虑。根据学者辛德勇《中国印刷史研究》的辨析，这种认知在当代中国印刷史研究中还大有市场。
《中国印刷史研究》作者：辛德勇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6年11月
通观全书，读者还会发觉“清末民初的阅读文化与接受政治”有一个绕不开的镜像，那就是日本。如学者徐坚坦言，我们似乎遗忘了中国考古学的滨田耕作传统以及中国博物馆学的棚桥源太郎传统，而这两个传统就奠基于隔海相望的东瀛。同样，如果同时参阅石川祯浩先生《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等著作，我们对近代中国文化与政治中夹缠的日本因素会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反过来也有助于理解“种瓜得豆”的局面和结果。
《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作者：(日) 石川祯浩 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9月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