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末“右派”丁玲结束了二十年的流放、监禁，重返文坛，到了八十年代，这个极“左”路线下的受难者，却一度被目为“红衣主教”，一个僵化教条有点“左”的形象，特别是在她的老对头–––一贯“左”的周扬忽地“异化”，向“右”迈了一小步，旋即被批检讨、狼狈缩回那只脚的时候，两相对照，老太太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于是文坛某次换届选举的盛会上，在场的丁玲得票不高，因病不能到会的周扬获得经久不息的掌声，作家们会下又自发地给周扬写慰问信，签名的人很多，排着队。
当时有一个人在场却鄙夷而过、坚决不签–––是曾因胡风案牵连受迫害的耿庸。当年周扬在领袖指引下批胡风分子、搞各种运动，是毫不留情的。人们背地称他是“文艺沙皇”。所以“文革”后复出，周扬会上会下给人鞠躬道歉。显然耿庸没有原谅他。丁玲从北大荒回来不久倒是主动登门看望周扬，然而这个整她的人却没有向她道歉，只一味地讲自己在“文革”中受苦受难。丁玲非常遗憾地意识到，周扬的道歉还远没有真正触及他自己的灵魂。待到看见周扬对来访者笑谈历史功过，把延安时期他代表的“鲁艺”和丁玲代表的“文抗”分列在“歌德派”和“暴露黑暗派”两端，丁玲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她心里凛然冷笑：又在标榜自己正确而指人为异端!
中国文艺脱离不开现实政治，这是很生动的一例。中国作家从“左联”开始即分“左”“右”，直到1949年以后文坛历次运动，作家们的政治选择或被选择，向左向右、你左我右、忽左忽右、形左实右，浪大水深，风云变幻。道行很高的王蒙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作“左右说丁玲”，多少言及这种复杂情形。还有人推测，丁玲八十年代在某些场合的表态，不过是自我保护的现实策略。她的秘书王增如说，那是为了“防身”。
一贯被左棍打、心有余悸的丁玲并非过于敏感。她的“右派”问题平反、恢复党籍、特别是历史问题如何作结论，过程并不顺利，遇到种种阻力、拖延。她写《鲁迅先生于我》，提到她被捕后，鲁迅谈及她时没有因小报谣言而谴责她，但后来有些人却对鲁迅的谈话过度阐释，指她为自首、变节–––这篇文章，《新观察》要去却没能刊发，中宣部、作协党组、核心领导小组转来转去地审，说有点小问题，某某和某某将找丁玲谈话;丁玲等着，准备反驳，某某某却一直没来。这篇文章在《新文学史料》发表，又收入《鲁迅先生诞辰百年纪念集》。而她写于1979年底的那篇《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因为陆定一反对，差点没能编入《瞿秋白纪念集》，幸而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的坚持，才使人们看到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秋白–––同时也感受到写作者丁玲深沉而柔软的内心世界–––这个丁玲认识的秋白，不只是党史上那个犯过错误的早期共产党人，也不还是那个后来与鲁迅惺惺相惜、被鲁迅视为知己与兄弟、文坛携手的秋白，这个秋白，以1979年底陆定一的眼光去看，太不高大，而且暧昧游移，远不是标准化的党的领导人形象。
瞿秋白
这个秋白，第一次见面时“话不多，但很机警，当可以说一两句俏皮话时，就不动声色的渲染几句，惹人高兴，用不惊动人的眼光静静的飘过来”;这个秋白是好老师，给丁玲和王剑虹讲苏联情况像熟练的厨师剥笋，相比之下她俩在平民女校听刘少奇讲苏联就直如瞎子摸象，而以秋白的教法教她俩读普希金诗，读了三四首后，两人简直以为已经掌握了俄文!这位聪明得体、有才华有识见而且风度翩翩的二十四岁的秋白老师，几乎每天下课后都来两位少女的小亭子间，神聊中外古今，吟诗唱赋，也谈身世遭际。–––这是不寻常的。果然，一派天真的丁玲被人告知，秋白陷入恋爱里，还让她猜猜是谁。她猜不着，却发现好友剑虹起了变化，直到发现藏在垫背下一沓剑虹的诗稿，恍然明白剑虹爱秋白。于是丁玲当“红娘”，促成了剑虹与秋白。
1923年，丁玲与王剑虹在常德
但是“红娘”却起了惆怅，不久便独自离开。而此后剑虹的信与匆促的死，特别是秋白很快与杨之华结合，使丁玲对秋白怀着怨。后来每一次不期然与秋白相遇，她带着探究的目光细细打量，即便半个多世纪过去，依然记着并写下那些相遇的细节、言语、表情、心理……那些记叙中的欲言又止，迷蒙暧昧而意味深长 –—–
当她独自离开，新婚夫妇紧闭房门没有送行，却在随后剑虹来信里看到秋白的附笔，说他竟哭了，这是多年没有过的事。在剑虹死后，丁玲收到十来封秋白的信，谜一样的信，他责骂自已对不起剑虹，又说只有天上的剑虹有资格批评他，丁玲似懂非懂。百忙中，秋白到北京曾去学校找她，在门房坐等两个小时;又曾请丁玲看戏，因男女分坐两个包厢，也没有多交谈，两人总是错过或相遇匆匆。后来他们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一个奔走革命，一个成为著名作家。秋白早有了杨之华，丁玲和胡也频生了儿子。丁玲以“韦护”为题，以秋白、剑虹为原型写了一部长篇小说，秋白来信，落款处赫然写着“韦护”。还有一次，秋白突然降临丁玲的寒舍，也不知怎么找到的，还是带点儿抑郁的神情，当他看到丁玲的儿子，他笑说，他应该叫“韦护”。韦护是秋白的一个别名，也是韦驮菩萨的名字，秋白曾讲过，韦驮菩萨嫉恶如仇，遇见不平就要生气，就会下凡惩罚恶人。后来两人在鲁迅家里遇到过，那时白色恐怖，秋白又是在党内受批判、被闲置的人，而丁玲的丈夫胡也频已遭杀害、血洒龙华，两个人心里都有伤痛，却不敢碰触，他们的谈话“完全是一个冷静的编辑和一个多才的作家的谈话”–––那时丁玲擦干眼泪、担负起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工作，瞿秋白写稿支持。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丁玲入党仪式上。秋白翩然而至，还代表中央宣传部讲了话。此后，两人没有交集。
1926年6月17日，丁玲与胡也频在北京
以往透过《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这篇文章及相关史料，研究者们对于秋白与丁玲的关系就有种种猜测。一种猜测是丁玲也爱秋白，但秋白却爱剑虹，所以丁玲是爱情失意者。近来，丁玲之子蒋祖林撰写的《丁玲传》出版，首次披露了秋白与丁玲的感情真相–––这当然是丁玲生前告诉儿子的–––原来那时秋白爱的是丁玲。
丁玲之子蒋祖林写的《丁玲传》
那是1977年1月，距丁玲被打成右派反党分子的1957年，二十年过去了。期间十二年流放北大荒，五年坐牢秦城监狱，头上戴着“右派”与“叛徒”两顶帽子，又被发配到太行山下嶂头村。此时国家政治生活已发生了巨大变动，但丁玲对自己能否活到重见天日并不乐观，在儿子前来探望的几天里，她急于向儿子细述平生。关于瞿秋白，她这样说：“其实，那时瞿秋白是更钟情于我，我只要表示我对他是在乎的，他就不会接受剑虹。”
当她拿了剑虹的诗稿跑去找秋白–––
瞿秋白问：“这是谁写的?”我说：“这还看不出来吗?自然是剑虹。”他无言走开去，并且躺在床上，半天没说出一句话来。他问我：“你说，我该怎样?”我说：“我年纪还小，还无意爱情与婚姻的事。剑虹很好。你要知道，剑虹是我最好的朋友，我不忍心她回老家去。你该走，到我们宿舍去??????你们将是一对最好的爱人"我更向他表示：“我愿意将你让给她，实在是下了很大的决心的呵!”他沉默了许久，最后站起来，握了一下我的手，说道：“我听你的。”
听了母亲讲述，儿子问：“你说自己年纪还小，无意于爱情与婚姻，这是真话吗?”丁玲答：“当然不是真话。瞿秋白是我那几年遇到的最出色的一个男子，而且十分谈得来。不过也有一点是真的，就是在这以前我的确无意于恋爱，我觉得应该多读点书，立足于社会。”儿子不解：“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自我牺牲呢?要让呢?”她答：“我很看重我和剑虹之间的友谊，我不愿她悲伤，不愿我和她之间的友谊就此终结。”儿子又问：“那么王剑虹当时知道瞿秋白更钟情于你吗?”答：“我想，她或许不知道。但婚后，我想，她定会知道的。”
关于丁玲与瞿秋白之间情感状况的猜测，以上爆料总算给出了答案。而瞿秋白信中那句，他的错，只有天上的剑虹有资格批评他，丁玲在写《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时有意藏了半句，甚至后来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还在这句话里加上了杨之华，借以平息由《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引起的猜疑与议论，而事实上，她告诉儿子，完整的这一句是：“只有天上的梦可和地上的冰之才有资格批评他。” 梦可，是法文“我的心”的译音，秋白总是叫剑虹“梦可”;而那时的蒋冰之还没有成为作家丁玲。这半句，补上了丁玲与瞿秋白二人情感拼图的最后一片空白，以往的扑朔迷离可以真相大白了。
青春时期的情感是纯粹的，却又是笨拙的，好意的成全竟成了锐利的刺伤。剑虹死于肺病，又何尝不是死于心情颓唐：一边是密友的奉献，一边却是爱情的残缺。秋白爱冰之而不得，便以实现冰之的愿望为一种情感释放和表达，却又时时难忘对于冰之的爱恋而有负疚于剑虹。冰之侠义、成全好友，却不料失去秋白后才发现自己很受伤，而且剑虹那么快死去。三个人都有爱有怨，抑郁低回不已。虽然不久丁玲与秋白各自有了新的爱人，初恋总是难忘的。
瞿秋白在狱中打算写回忆录，题目也拟好了，叫作“痕迹”，并且列了三十个小标题，其中第十个是“丁玲和他”。可是他没来得及写，即被杀害。以他《多余的话》那样襟怀坦白的风格，又在大限来临之前，他一定会披肝沥胆、无所隐瞒地写出他与丁玲的交往，他对丁玲文学成绩的评点，可惜这样的文章永远没有了。2015年是他牺牲80年，《新文学史料》刊发一封秋白写给剑虹信，写于1924年1月12日，那是国共合作、秋白在广州筹备并参加国民党一大期间，百忙中写情书还不忘问一句：“冰之的腰不疼了吗?”据说《多余的话》有一种版本是有这样一句话的：“秉之也不知在何处，她是飞蛾扑火，至死不止。”“秉之”即“冰之”，是抄本的笔误，因为秋白曾经对丁玲说过那样的话。
1920年5月，瞿秋白在北京
秋白对于冰之，在她那么小、还没有写作的时候，就很深刻地了解她的性格、爱惜并鼓励她的志向，后来她所取得的文学成绩，秋白看到后多么欣悦，甚至暗中会觉得，她完成了他自己为政治奔走而放弃的心爱的文学梦。在狱中，在大限到来之际，他想到冰之，想到她会继承并延续他的未竟的工作……他是否想得到，连他遭受党内错误路线的打击，冰之在后来的生命历程中也同样承受了，甚至更其惨烈。
丁玲后半生的厄运从1955年开始，在不断扩大规模的批判会上，批判的调门也不断升级，虽然中间经过起伏，一度“翻案”，但到了1957年反右，丁玲陷落。周扬直接领导了这一场场阵仗。1957年7月25日，周扬展开讲稿，说“我不能不讲话了”，他一讲两个小时，他说：从历史来看，丁玲在南京、延安、北京这三个时期都没有经受住考验–––全面否定了丁玲的革命史。多人回忆，当时周扬口若悬河，口气强硬，上纲上线;9月，周扬又做题为《不同的世界观，不同的道路》的长篇报告，报告之长，竟于16、17日分两次才讲完。龚育之曾回忆：“正是在这些会上，我亲见了周扬疾言厉色，咄咄逼人，令人可畏的一面”。韦君宜在《思痛录》也有类似回忆：周扬的讲话“杀气腾腾，蛮不讲理，可谓登峰造极”……在痛批丁玲之后，周扬对丁玲：“以后，没有人会叫你‘同志’了。”周扬“说这话时，他那轻松、得意，一副先知的脸色”狠狠刺中了丁玲心灵的痛处。那样的批判会上，“群情激奋”，丁玲委屈，百口莫辩，有一次伏在讲桌上呜咽，更多时候“与陈明坐在一起，听着各种各样对她的批判，侮辱，作贱和羞辱。她的痛苦，她的隐忍，她的入地无门，我这支秃笔是没有办法写出来的”–––这是曾在丁玲主办的文学讲习所受教的、写过《小兵张嘎》的作家徐光耀的回忆。
据李向东、王增如所著《丁玲传》的统计，1957年毛主席三次提到丁玲，但延安窑洞里填词“文小姐”“武将军”的盛赞，已经完全翻转为不屑。一次是9月底接见捷克访华代表团，他谈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搞文学的很糟，丁玲这样的人，是一个大作家、党员。现在很好，可以把她赶出去了，赶出去更好办，文学艺术会更发展。当时正是在讨论反右派斗争的方针政策和具体部署的八届三中全会期间。另外两次是在10月13日最高国务会议第13次会议讲话中，他说：“共产党里头出了高岗，你们民主党派一个高岗都没有呀?我就不相信。现在共产党又出了丁玲、冯雪峰、江丰这么一些人，你们民主党派不是也出了吗?"在谈到对右派分子的处理时又说：章伯钧的部长恐怕当不成了。比如丁玲，就不能当人大代表了。到了1958年1月26日《文艺报》对王实味、丁玲、萧军、罗烽、艾青在延安时期就引起争议的杂文《野百合花》《“三八节”有感》等“再批判”，毛主席亲自修改编者按，当时丁玲一读就猜出，那居高临下的气势和泼辣的文字一定是毛主席的手笔。她知道再申辩也没用了。她认了。
1983年1月，丁玲在澜沧江上
1984年8月1日中组部9号文件彻底为丁玲平反，所谓“彻底”，即不仅止于1979年平反了“右派”“反党”之罪，还包括对她南京被捕那段历史做出结论：“丁玲同志在被捕期间，敌人曾对她进行威胁、利诱、欺骗，企图利用她的名望为其做事，但她拒绝给敌人做事、写文章和抛头露面，没有做危害党组织和同志安全的事。而且后来辗转京沪，想方设法终于找到党组织，并在组织的帮下逃离南京，到达陕北。”对于那份“申明书”的定性是：“只是为了应付敌人，表示对革命消沉态度，没有污蔑党、泄露党的秘密和向敌自首的言辞”。丁玲非常激动，说：沉冤大白，这下我可以死了!周扬却很不高兴，他把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贺敬之找到家中，说：“丁玲的事情我不太好说，你还是应该讲一讲的，我过去跟你说过几次，丁玲的历史污点是翻不了的!”贺敬之说：“中组部那些材料全都经过调查取证，我怎么能怀疑呢?”周扬用严厉的语气说：“那叛徒哲学是可以的了?”贺敬之清楚记得，这位老领导对他的回答很失望，气急了，说：“你如果这样看，以后是不是还要在文艺界工作呢?”而其时周扬同志自己已是退到二线的中宣部顾问了。
1955年，在经过解放后多方查找、鉴定而确认的秋白烈士的遗骨，被安放在北京八宝山公墓。有一张照片是杨之华抚对秋白遗骨，满面悲戚与痛惜!那横陈的遗骸，头骨完整，肋骨、胸骨已碎成1寸左右，而5颗白纽扣还在，杨之华认出那是秋白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时穿的衣服上的扣子。到了1966年，因为秋白狱中写的《多余的话》，在“文革”中被认为是向敌人示弱的叛徒行径，一伙红卫兵冲进公墓，砸毁秋白烈士墓，挫骨扬灰!
1935年6月18日，秋白慷慨就义，年仅36岁，永远留在他的盛年。丁玲在此后的半个多世纪，获得更大荣耀，也遭受千夫所指，历尽劫难而不改初心，白发苍苍之际回首青春，仅此《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一篇，虽碍于隐私和现实考量而有所隐，却也足以自证–––那种自由的精神、越轨的笔致、如秋白《多余的话》一样的诚挚，无须“左”或“右”的尺子量来量去了。–––而在二十世纪国际共运大背景下，丁玲与周扬、还有瞿秋白，竟似是同一个人，在漫长生涯中走着崎岖路，左右奔突，千回百转，飞蛾扑火，在不同时段显现出不同的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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