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福建兵勇越境赴港捕犯一事，除郭双林教授在一篇论文中简略提及外，国人几乎一无所知。在中国，跨省捕人本属寻常，前提是要向当地有关部门打招呼。福建官员这次开着炮舰带着大队人马到香港，不知会港英当局，直接把海盗张阿知抓了。他们没想到内地军警在香港没有执法权，或者故意装作不知。
1886年，英国占领香港已经45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成立25年，福建船政局创办20周年，作为很早就与西方打交道的沿海省份，福建官员本应对香港情况有些了解。奇怪的是，闽浙总督杨昌濬对香港被割让后的法律地位依然不清楚。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还说张阿知“逃往广东香港”，不知道香港属于广东是1841年以前的事。
张阿知犯下12宗抢劫、杀人罪，罪行特别严重，绝对应该抓捕归案。问题在于，割让给英国之后，香港属于另一个法域（jurisdiction）。清廷要从香港追捕逃犯，必须履行条约规定的手续，征得港府同意，由香港警察执行拘留，交巡理府审判确定有罪后，由港督批准才能引渡到内地。清廷官员、兵勇在香港自己动手抓人是违法的。
“艺新”炮艇越境捕人
张阿知（亦作张知、张芝、张志），福建兴化人，福建著名海盗，在福建沿海至少犯下12宗抢劫、杀人罪案，1885年秋，为逃避惩罚潜逃香港。张阿知在香港，继承亡兄张结光的生意，拥有“金祥发”渡船，经营台湾、香港之间的贸易。
1886年1月，闽浙总督杨昌濬手下的道员刘倬云，派千总周泰和带领“艺新号”炮舰前往香港抓捕张阿知。“艺新号”是福建船政局自行设计制造的木质炮艇，1884年马江之战时船舷中弹受伤，退往上游避险，1885年修复后重新投入使用。
福建“艺新号”炮舰
1月22日上午8点，“艺新”号带来的水手、兵勇8人，在线人指引下，来到香港皇后大道“兴发”店，找到被福建省通缉已久的海盗张阿知。众人一拥而上，把张阿知用铁链锁住，准备押送上船。“兴发”店老板阿国报警，结果来了大队港警，把“艺新”号7名水手刘文天、森稳财、郑文豹、吴学全、张成法、杨灿元、森庆云一一扣留，另有1人漏网。
第二天，香港巡理府开庭审理此案，主控人为大状师士督士，指控7名被告违反了1875年香港第二号法例第七条之规定，犯有殴打、非法拘禁罪。福建方面聘请的大律师高露云虽竭力争取保释，奈何控方律师坚持这是重大案件，必须两位大法官共同出庭才能决定，最终仍将7名水手还押监房。（1886年1月25日《循环日报》）
领队的周泰和知道闯了大祸，急忙跑到广州，向两广总督张之洞求助。张之洞致电闽浙总督杨昌濬：“刘道倬云派‘艺新’轮船周太和到香港，密捕海盗张阿知，未经贵处知照港督，十八日迳行锁拿，港官藉口侵其辖地之权，将水手并盗犯扣留，候贵处备文提拿，迟恐纵逸。敝处事后始接周禀报，缘未知犯案情节，碍难越俎。”（《广州大典》总第342册第468页）此事对张之洞来说，实属无妄之灾。周泰和去香港之前不向广东省通报，出事后却要广东来帮他们收拾残局，令张之洞十分恼火。若福建方面事先通报，广东方面一定会先咨询香港律师，然后按照合法程序申请引渡。
后来大名鼎鼎的“文化怪杰”辜鸿铭，此时正在张之洞幕府默默无闻，被委派负责张阿知案在香港的联络工作。在8个月里，辜鸿铭风尘仆仆，来往省港之间，联系香港律师，上法庭听审并作详细记录，随时将最新情况向张之洞报告，请示下一步进止。
辜鸿铭
26日，张之洞复电杨昌濬：已托英国驻广州领事调停，领事答复这不是广东省事务，而且道员刘倬云的文书也不能作为凭证，看起来有推托之意。张之洞依然坚请领事发电报给港督，尽力争取，并建议杨昌濬通过英国驻福州领事向港督疏通。
28日，张之洞向总理衙门汇报：周泰和赴港抓捕张阿知，既不通知广东省，也不知会港督，让手下抓捕张阿知，港督大怒，认为侵犯了港府管辖权，拘捕福建省7名水手。广东方面获悉之后，请驻广州领事发电给港督，承认周泰和不熟悉条约及交涉惯例，鲁莽从事，同时通知福建当局，一定要将周泰和严加惩处，书面向港督道歉，然后请求释放水手、引渡张阿知。
很快，总理衙门也向英国驻京公使交涉，终使港府同意释放7名水手。这只是第一步。福建方面的最终目的是引渡张阿知，必须将事主、证人送到香港出庭指证。2月1日，张之洞致电杨昌濬，粤方会竭尽全力协助闽方申请引渡，已派首席洋务幕僚蔡锡勇赴港，聘请大律师出庭。（《广州大典》第342册第492-493页）
引渡交涉用了8个月
蔡锡勇（1847-1898），福建龙溪县人，早年毕业于广州同文馆（官办的外语学校），1875年随第一位驻美公使陈兰彬出洋，担任使馆参赞、翻译，1881年回国，入广州实学馆任教习，兼任广东文报局工作。1884年张之洞到任，任蔡锡勇为首席洋务幕僚，一直到1898年英年早逝，他实际总揽张之洞各项洋务事业的管理工作，为晚清不可多得的杰出人才。蔡锡勇赴港后，决定聘请律师伊颖士（Mr. Evens）代表中方出庭，留翻译辜鸿铭、余贞祥在港跟进。
蔡锡勇
拙文《陈晓平：“郭嵩焘诡计”的得与失》谈到，郭嵩焘将天平天国森王诬指为海盗欺骗港府，港府事后得知真相十分后悔，从此对清方的引渡要求总是百般挑剔，这在张阿知案上表现得十分明显。福建方面解送到港的第一批受害人、证人，遭到被告律师严厉盘问，慌乱之中供词自相矛盾，被认定无效。
不得已之下，张之洞通知闽方，从兴化组织第二批、第三批证人到港。按英国法律，拘留疑犯有一定期限，不像清廷的衙门可以将疑犯无限期拘押；在法庭确定的拘留期内，若被告不能提供确切证供，必须无条件开释疑犯。每次等待证人到港的“空窗期”，伊颖士大律师都要向法庭力争，申请继续扣押张阿知，延期开庭，手续繁琐，律师费开支也甚大。
闽浙总督杨昌濬（1825-1897），字石泉，湖南娄底人，1852年以附生随罗泽南办理乡勇，在两湖、江西一带参与镇压太平军，1862年随左宗棠入浙作战，1869年署浙江巡抚，因“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被革职，1878-1883年一直在西北地区领兵作战，中法战争事起，驰援福建，旋升任闽浙总督。杨昌濬作为左宗棠亲信，长期在内地办理军务，对沿海省份的交涉事宜比较陌生，他在此案中的表现令人失望。
1月29日，他给总理衙门的电报充满了谎言：“闽派师船周弁赴香港，密拿海盗张阿知一事，先经知会粤督，转致港英总督。不意文尚未到，周弁遽动手获盗……”（李育民等点校整理：《清季外交史料》第3册，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298页）张之洞明言未曾收到闽方通报，是事后才接到周泰和禀报，杨昌濬还要狡辩“先经知会粤督”。至于他派周泰和赴港“密拿海盗张阿知”，更是显示出因小失大的愚昧。3月20日，他因香港提犯程序复杂，上奏朝廷，指责港府有意为难：
香港获盗，由闽提事主、见证解港，经屉琇府讯明，判定张阿知有罪。候港督批，交犯。昨接粤督电称：港督以供证参差，未能交解，商允押候。又请得上等律师，嘱提另案事主、见证，赴港对质等语。查原、被皆华人，条约并无由港督提质明文。张阿知犯案虽多，证见在洋，散处难提，即再提解质，彼有意为难，未必不再挑剔，徒滋拖累。况洋船触礁，动以抢劫索赔，今获盗又不照约交办，不解何意。（李育民等点校：《清季外交史料》第3册第1336页）
杨昌濬不了解，正是郭嵩焘当年刻意作假欺骗港府，迫使港府要求内地必须遣送证人到香港出庭作证；香港法院要求内地送事主、证人赴港对质，实属无奈之举。清廷政出多门，假公济私、公报私仇十分普遍，若港府仅凭内地地方衙门一纸文书即随便交人，居港华人的人身安全毫无保障，其管辖权即形同虚设。杨昌濬却觉得港府是“有意为难”，甚至袒护盗匪，这是乡曲之士对“他者”的恶意想象。对“他者”不了解，就把它妖魔化，把坚持原则认作恶意，不愿意深入了解“程序正义”的精神实质，一味抱怨与诋毁。
闽浙总督杨昌濬
对张阿知来说，际此生死关头，倾家荡产也要请最强大律师出庭辩护，最佳辩护策略则是对福建方面出庭的证人证词进行挑剔，找到漏洞即可一招制胜。闽方证人缺乏出庭经验，好几个证人都被对方律师盘问出漏洞，不得不一再延期审判。4月10日，张之洞不耐烦，发电报给伦敦的中国驻英公使曾纪泽，拟通过外交途径向港府施加压力：“闽省到港提著名海盗张阿知，迭次抄案照领事转致港督，并聘律师，讯多次，该犯杀人劫财拒捕，有案有证，巡理厅已判系罪犯，监候港督核定交否。闻初九、十日即定议。该犯所请状师甚狡辩，恐释放，请速商外部电港照约速交，万勿放。”（《广州大典》总第342册第173页）
外交归外交，法律问题终归是要用专业手段解决。张之洞察觉到，对方律师能力超强，前后几个闽方证人都败下阵来，必须换律师。这次请的还是第一次为7水手出庭的高露云。
在张之洞悉心指导下，福建方面终于找到沉着镇定、思维清晰的证人3人，5月17日由兴化启程赴港。好事多磨，当时在香港很难找到懂兴化话的翻译，经高露云竭力争取，巡理府同意押后开庭。这次到港的事主、被劫船主林礼举，冷静镇定，供词准确无误，终于获得法官接纳。在多个轮次较量后，巡理府判决张阿知罪名成立，9月7日港督批准同意移交，9月13日将张阿知交给福建省赴港提犯委员押赴广州，随后搭乘招商局轮船回闽，10月17日在福建处决。一场旷日持久的交涉终于降下帷幕。
此案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解决，主要依靠张之洞、蔡锡勇、辜鸿铭以及香港律师高露云的不懈努力。1904年刘倬云去世后，署湖南巡抚陆元鼎奏请赐恤，厚颜无耻地把从香港引渡海盗的功劳归于刘倬云：“时著名海盗张阿知、张野横行闽粤，人莫为何。该故道奉委捕拿二犯，挑入香港，外人庇护甚力，乃列积案，上书总所，援约章争之，卒收两犯置诸法。”（1905年1月8日《申报》）派军警赴港的是刘倬云，组织前几批证人赴港作证失败的也是刘倬云，等别人把事情办成了，刘倬云却把功劳归于自己。由此，我们可以了解清廷官员各种“表功”文字，包括自我吹嘘的和亲朋吹嘘的，都不可随便相信，须知功则归己、过则归人、讳败为胜、杀良冒功乃是清代官场惯技。
馀波
5月7日，张阿知案尚未了结，上海《申报》转载署理港督孖沙（Mercer）告示，就周泰和越境捕人事件作出声明：“照得香港久为藩属，居此地者即为我大英统治之民，应如何保安之处，谅四方官民素所深知。讵意周泰和管驾‘艺新’炮船，由福建到港，擅自行权拿人。此等作为，不独蔑视大英国体，抑且故违公法。本署部堂自不能任其躁妄，故即开释被拏之人，并将此案各节，咨请署理驻京钦差大臣，转咨大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核办。旋准回文内开，该员妄为，殊深惋惜，已行令闽浙总督备文来港谢过，并函知各省督抚，严饬所属，不得往香港拿人等因。随又准杨制军电开，业已将周泰和摘去顶戴，并撤销札委矣，恳请宽其既往，各因。理合将此案晓示尔等民人等知悉。”（《申报》1886年5月7日）
港督模仿天朝口气，称香港为“藩属”，犹如清朝称呼朝鲜、越南。港督强烈谴责周泰和等人“蔑视大英国体”，违反国际公法；因下属官员犯下越境捕人铸成大错，闽浙总督已正式向港府道歉；港督还表示，已发函通知各省督抚约束下属，“不得往香港拿人”。这份告示，各省官员多会看到，不过依然难以阻止内地官员越境“执法”。
张之洞一直希望粤港之间能订立交犯条例，一劳永逸地解决香港逃犯问题，反复通过总理衙门、驻英公使向英方施压，可惜这个愿望未能实现。1889年，经驻英公使曾纪泽的不懈努力，香港立法局终于同意讨论一个向内地移交逃犯的简捷条例。按照曾纪泽、张之洞的要求，英国外交部授意给香港政府的法例草案，包含“以华官印文为凭”的交犯条款，但由于发生另一起越境捕犯案件，香港立法局在开会讨论时又将此条款删除。（《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二辑第8册第386页）这年夏天，广东大鹏协副将手下兵勇偷偷潜入英界捕捉疑犯吴临斋，事后诈称在华界内执法，引起另一起中英严重交涉。功败垂成，谁之咎欤？
清廷与香港交犯问题一直未能妥善解决，深刻反映了西方法律体系与“中华法系”的冲突。内地官员以权宜、变通为高明，香港则高度重视程序。张阿知、吴临斋有罪，要按照法定程序把他绳之于法，而不是瞒过港英偷偷越境进行“绑架”。香港当时属于中华法系之外的法域（jurisdiction），内地兵勇不顾程序擅自赴港“执法”，只能增加国际社会对清廷的疑虑，给以后的引渡交涉制造更多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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