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佃玉评《法老的宝藏》：莎草纸：通向永生与财富的轻舟

《法老的宝藏——莎草纸与西方文明的兴起》，[美]约翰·高德特著，陈阳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488页，98.00元

古埃及文明诞生自公元前三千年以前，得益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文明诞生后蓬勃发展，早在四千多年前就建立起强盛的帝国，成为地中海世界最富庶的国度。古埃及虽然先后遭到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的入侵和统治，文明逐渐消亡，并且经过中世纪寻宝者的掠夺，文物遭受严重破坏，但是今天依然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和珍贵的宝藏。说起“法老的宝藏”，人们脑海中总会想起宏伟的宫殿、金字塔、帝王谷、法老的金棺、黄金面具、精美的工艺品、珍珠玛瑙项链、圣甲虫护身符……至于莎草纸，我们虽然知道它是古埃及人的伟大发明，但是往往并不会将其视作“宝藏”。然而，约翰·高德特的这部著作——《法老的宝藏——莎草纸与西方文明的兴起》，却从非常新颖的角度——莎草纸的历史入手，通过全面的介绍，告诉我们，“纸张才是法老最珍贵的宝藏”。

一、通灵的媒介

丧葬习俗存在于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中，但是，古埃及人的丧葬习俗，相对来说更有特点，他们狂热地追求死后的“永恒世界”。早在史前文化阶段，埃及就已经出现了原始墓葬，而且已经有各种各样的随葬品，比如人的小雕像等等。对古埃及人来说，死亡只是生命的中断，而不是结束。人死后灵魂并不就此消失，而会进入来世的永恒世界。而身体是人灵魂的居所，人死后，灵魂还会回来居住。古埃及人的这种观念在头脑中根深蒂固，因此形成了制作木乃伊来保存死者尸体的丧葬习俗，木乃伊无疑是古埃及文明最重要的象征之一。基于这种虔诚的信仰，古埃及人为自己的后事煞费苦心。法老要为自己修建金字塔等气势恢宏的陵墓，并在坟墓内墙壁上刻上铭文，祈祷永生，普通人也要为木乃伊准备丰富的随葬品。随葬品中不可或缺的一种，就是书写在莎草纸上的“亡灵书”。

在中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009年-前1650年），古埃及人形成了死后要在地下世界经历奥西里斯审判的信念。奥西里斯崇拜认为，人死后，要先在地下世界的众神之前陈述自己生前的所作所为，证明自己没有犯过罪。审判的时候，死者的心脏会被放在天平的一端，另一端放上代表真理和正义之神玛阿特的羽毛，在木乃伊的保护神阿努比斯的监督下进行称量。如果心脏和另一端的羽毛平衡，那么负责记录审判的托特神便宣布死者无罪，死者的灵魂便可以在奥西里斯的冥界生存下来。如果不平衡，那么死者的心脏就会被守在一旁的怪兽吃掉，死者也就难以在来世复活。所以人们通常要在死者的坟墓中放一本亡灵书，帮助死者在接受奥西里斯审判时为自己辩护。正如《法老的宝藏》中所介绍的，亡灵书是“永生的守护者”和“天国的入场券”。

莎草纸让古埃及的普通人也能拥有自己的亡灵书，为他们开辟一条通往永生的道路。死者可以在莎草纸卷的指引下，划着自己的纸莎草轻舟驶向天国。一旦成功抵达天国获得永生，逝者就会发现，自己身处在“芦苇之野”。作者在书中向我们介绍了一种新颖到令人惊讶但是却合理有据的观点：“芦苇之野”在更古老的时期真实存在过，因为公元前8000年到公元前3000年左右，非洲的这片区域曾经是一片汪洋泽国。公元前3500年以后，气候开始发生变化，撒哈拉地区才逐渐成为干旱的不毛之地。

对于埃及人来说，与神的交流、对来世生活的希冀是至关重要的，而莎草纸充当了最重要的媒介。为满足死者永生的愿望而准备的亡灵书，是否真的起到了沟通死者和神灵的作用？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它的确向现代的人们传达了信息，沟通了几千年的时空。书中介绍的沃利斯·巴奇等人发现、购买、整理、汇编、复制亡灵书莎草纸卷的传奇故事可谓跌宕起伏，同样也令人产生遐想：这些亡灵书是否已经指引死者获得了永生？虽然这个问题难以回答，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亡灵书本身确实获得了“永生”。无论莎草纸被发现的途径、方式如何，发现者是盗墓贼还是考古学家，都已无关紧要，在一定意义上讲，书写它们的埃及人已经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被后世铭记。

二、谋利的渠道

埃及是尼罗河的赠礼，两千四百年前睿智的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就已经看破这一点。对于这句至理名言，我们理解的侧重点往往在于埃及有着尼罗河赐予的巨大的粮食产量——尼罗河每年定期泛滥，从上游带来了大量富含腐殖质的泥沙，淤积在河谷和三角洲地区，形成肥沃的黑土地，使得埃及成为一个富庶的产粮大国。而这部著作告诉我们，“莎草纸产业一定是古埃及雇用劳动力最多的产业之一，也许仅次于食品产业”。这可能是本书将莎草纸称为“法老的宝藏”最直接的原因。

描绘农夫工作的古埃及纸莎草

从公元前3000年直到公元1000年，莎草纸一直是一种垄断产品。纸张的生产制作过程都被认为是法老的财产，因此一直严格保密。王室掌握着莎草纸的生产、分配、销售和税收。公元前二世纪，因为帕加马王国与埃及展开了图书馆藏书的竞争，托勒密五世发布禁令，禁止向帕加马出售莎草纸，这导致帕加马不得不改用昂贵的羊皮纸作为书写材料。到罗马统治埃及时期，莎草纸制造业像这个行省一样，被罗马皇帝私有化，最大的几处纸莎草产地被划为皇帝的世袭产业，所得收益全部归罗马皇室所有。同时，造纸行业被重新组织和标准化，为不断增长的市场供应莎草纸。埃及新王国时期（约公元前1550年-前1069年），莎草纸的生产规模增长到每年数千卷，到恺撒控制埃及之时（公元前48年），莎草纸产量更是一度达到数百万卷。纸张的出口也随着海外市场的增长始终持续不断。不但统治者通过垄断莎草纸的生产和贸易，敛聚了大量财富，而且造纸业提供了大量的工作岗位，普通农民也成为莎草纸产业的受益者。

书中没有重点讲述，但是显而易见可以知道，另外一个获利最大的职业是书吏（scribe，书中译为“写工”）。著名的古埃及文献《职业的讽刺》（Satire of Trades，它也是书写在莎草纸上留存下来的）中将有学问的书吏的幸福与工匠、农民等各种职业的不幸作了一番对比：

它（书吏）是所有职业中最伟大的，普天之下，没有一种职业可与之比拟……被委以重任，受人尊重，并锦衣还乡。铁匠……有着鳄鱼爪般的手指，他们浑身散发着鱼卵般的腥臭味儿。木匠……只有木材、锄头和斧头，还有那些无休无止的劳作，即使在晚间，他也要点灯熬蜡。珠宝制造者……只有夕阳西下时，才能坐下来休息，此时，他的膝盖和后背已酸痛难忍。理发师从清晨到黄昏一直在紧张地忙碌着，像辛勤忙碌的蜜蜂一样。芦苇收割者……蚊子叮咬着他……非常疲倦。制陶工……像猪一样在泥浆中翻掘。泥瓦工……手臂满是泥土，混合着各种粪便。木匠处境悲惨……得到的食品……不能满足孩子们的需要。花匠给自己套上了轭，他的双臂弯曲如同老人，颈部肿胀，还生着脓疮。农夫……手指肿胀，散发着各种臭气。编织店的草织编制者，处境比妇女还悲惨，膝盖顶着他的胃，不能呼吸空气。造箭者劳累虚弱，他要跋涉到沙漠的土地。送信人要去外国……害怕狮子，又担心亚洲人。锅炉工的手指肮脏，一股尸臭味。鞋匠整天都带着肮脏的油桶。男洗衣工在河岸洗衣，和鳄鱼比较接近。渔民……比任何其他职业的人都悲惨——他们工作在河里，与鳄鱼为伴……（摘选自郭丹彤：《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

通过这篇纸草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得知，在古埃及人的心目中，书吏是一种体面的职业，不用干体力活，还有机会当官。这与我们中国古代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不谋而合。《法老的宝藏》的译者在译注中解释，之所以将“scribe”一词译为“写工”，是因为“scribe并不必然具有‘官/吏’身份”。于这一点，我并不十分赞同。中国古代的“吏”，并不完全指“官”，也指没有品级的小公务人员。古埃及书吏从小便接受阅读、写作的技能训练，同时还要学习法律、宗教、行政管理等方面的知识，学成后被分配到政府、神庙等机构，其身份应该更类似于一种从事文案工作的公务人员。所以用汉语中的“书吏”来翻译，是没有问题的。

书吏们凭借自己在莎草纸上书写的技能，赢得了舒适的生活和受人尊敬的社会地位，而莎草纸则通过书吏的笔触，从不起眼的植物纤维变成文明的载体，成为全人类的宝藏。

三、文明的载体

人类从诞生之日起，便渴望表达自己、交流信息，从而发展出语言和肢体语言。为了记录和向更广的范围传达信息，人们发明了文字。世界上各个地区的古代先民发明的书写文字的材料各不相同，两河流域有泥板，帕加马王国有羊皮纸，中国有竹简、帛等等，而埃及人发明的莎草纸便利、实用且成本低。

曾经有人问我：“都说‘纸寿千年’，古埃及文明已经消亡一千多年，为什么还能留存下来如此多的莎草纸文献呢？”这看似简单却容易让人忽视的问题让我愕然语塞。《法老的宝藏》给出了很好的解答。书中详细介绍了纸莎草的种植、收割、莎草纸的制作方法、质地特点等，使我们了解到，莎草纸并不是我们想象得那样脆弱不堪、容易折断，而是充满韧性且易于保存。这种质地的“纸”，在埃及干燥的沙漠环境下，能够保存几千年。考古发现也证实了这一点，最早的莎草纸发现于埃及的新石器晚期（约公元前3500年），也就是说，莎草纸的使用，历经了古埃及整个历史时期，记载下了古埃及文明。

在埃及博物馆，导游给中国游客介绍纸莎草纸上的历史记录。

莎草纸产业的发展和繁荣，不只为埃及带来了巨额财富，更重要的，它为文化的传承提供了可能。早在古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686-前2125年），法老的金字塔墓室内墙壁上或者石棺上就刻有给国王歌功颂德的铭文，祈祷国王顺利升入天国。到第一中间期（约公元前2160-前2055年），因为政局混乱，王权衰落，地方诺姆长官势力增强，开始逾越礼制，模仿国王的做法，在自己的棺木上也刻上这种“金字塔铭文”。而莎草纸让类似的丧葬文本在平民百姓中得以推广，亡灵书从王公贵族的专利逐渐变成普罗大众的用品，这是莎草纸促进文化传承的最典型案例。

但是很可惜的是，古埃及人并没有利用好这种优势。古埃及文化是一种精英文化，文化的普及只局限在精英阶层。据推测，中王国时期，古埃及人口只有不足百分之一的人有读写能力，到新王国时期，在相对富庶的戴尔-艾尔-麦地那，这个比例也只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七。而且，古埃及人过于迷恋死后的世界，最初的莎草纸卷大多是宗教或者半宗教文献，到新王国时期传入民间后，也大多被用来礼赞神灵。因此，集价格低廉、携带方便、易于书写、便于保存等各种优点于一身的莎草纸，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普及文化知识的作用。文化只有扎根于普罗大众中才有生命力，古埃及文化普及率的低下导致古埃及文明在面临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的入侵时，没有能够保存下本民族的文化，文明逐渐湮灭，上演了一出历史悲剧。

公元前332年，希腊人征服埃及，从此，莎草纸为西方文明的兴起提供了必要条件。古希腊人本来的书写材料五花八门，他们使用过泥板、木板、皮纸、石头、陶片，直到大约公元前七世纪（古希腊人开展大殖民运动、希腊城邦兴起）才开始使用埃及出口的莎草纸，公元前五世纪（希腊文化繁荣的古典时代）莎草纸成为一种常规的书写材料，但是由于埃及法老垄断莎草纸的生产和出口，直到公元前四世纪（希腊化时代开始，亚里士多德的时代），莎草纸才成为希腊人写信的普通材料。从希腊人使用莎草纸的这些时间点来看，莎草纸对于希腊人建立城邦，发展出繁荣的古典文化，西方古典文明向地中海世界的传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希腊人、罗马人入主埃及之后，莎草纸的使用和出口开始蓬勃发展，其中最显著的例子是图书馆的发展。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在托勒密二世统治时期达到鼎盛，拥有藏书多达四十九万卷。这座从不起眼的小镇发展起来的城市成为全世界的文化中心之一。在托勒密王朝统治埃及的近三百年里，图书馆每年需要约七万张纸。到罗马统治时期，纸张年产量更是达到数百万张。据统计，到四世纪，罗马已有二十九座图书馆，在意大利地区还至少分布着其他二十四座图书馆，整个罗马帝国范围内还有更多图书馆分布在希腊各行省、小亚、塞浦路斯和非洲地区。这一切，都是以莎草纸的普及使用为前提。随着图书馆的蓬勃发展，图书贸易开始欣欣向荣。学术精英的作品在普通人群中传播，任何人都可以翻阅或者抄录到他们的作品。这是一个知识、文化从精英化、小众化向通俗化、大众化发展的过程，保证了文明的传承和进化。纸张成为西方文明成长和传承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环。

这部著作行文看似信马由缰，有很多奇思妙想，可能会让专业的历史研究者难以接受为学术著作，但是这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却给非专业读者带来了很多趣味性和代入感。著作的“不专业”还表现在引用了很多维基百科上的内容，但是，作为一部普及性读物，在确保信息准确的前提下，引用世界上最大的百科网站上的资料，其实也无可厚非。维基百科上的知识，也可以算作一种大众文化，经过作者的筛选、去伪存真，完全可以作为引用的资料。科普读物最重要的是“普及性”和“准确性”，而不是“权威性”。书中的主角——莎草纸最重要的作用，就是促进了文化知识的普及。书的译者在翻译上很明显也下了很大的工夫，译者并非历史专业，但是对埃及学相关专有名词翻译得相当准确，而且从简明扼要的“译注”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译者对古埃及的历史背景知识有相当程度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