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起义的前奏曲：日本北陆14至16世纪的地方势力全景

2021年1月5日晚，东京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特任研究员黄霄龙应厦大历史系之邀，通过腾讯会议室做了题为《宗教起义的前奏曲：日本北陆14至16世纪的地方势力全景》的学术讲座。本场讲座由厦门大学历史系陈博翼老师主持，系厦门大学历史系主办“多元文明共生的亚洲：从印度洋、海岛东南亚到列岛”青年学者系列讲座第八场。

黄霄龙研究员曾以日本政府文部科学省国费外国人留学生身份赴神户大学大学院人文学研究科攻读日本中世史，并于2018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在大阪大学文学研究科从事博士后工作。现任东京大学大学院经济学研究科特任研究员。主要研究日本13-17世纪的社会经济史与佛教史。发表日语论文《室町期地方寺院の動向と都鄙諸関係：越前国西福寺を事例に》（《ヒストリア》，第272期，2019年）、《室町期越前国における時衆道場の展開と中央権力》（《地方史研究》第70卷第3号，2020年）。有译著《日本武士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10月），《物语日本史》中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1月）。

本讲座以日本史上最大规模的宗教起义（“一向一揆”）发生地北陆地区（特别是越前国，现福井县）为舞台，具体阐述当地各种佛教势力的发展。由于该地区在宗教史上的特殊性，学界长期以来偏向关注净土真宗势力，对十四至十六世纪的该地区势力全景的把握是非常片面的。本讲座关注其他派系的佛教势力，从政治史和社会经济史的角度，着重探讨以下三个因素的影响：（1）日本海沿岸的港口都市的发展；（2）武家领主的统治；（3）地方寺院与中央大寺院的相互关系。

中世后期日本的政治状况

讲座伊始，黄霄龙研究员对十四到十六世纪即中世后期日本的政治状况作了简要介绍。黄霄龙指出，虽然关东地区有镰仓府，但中世后期日本的政治中心主要还是京都。此时日本中央政府或将军幕府分派地方的组织形式多样。除了关东的镰仓府，在东北有奥州、羽州探题，在西南有九州探题。北陆地区属于幕府的直辖地，各国设置有守护。在当地管辖的并非守护本人，而是其代理人，称作守护代。以本讲座聚焦的北陆地区越前国为例，此前越前国的守护和守护代分别是斯波氏和甲斐氏。应仁之乱爆发后，已在越前扎根数代的朝仓氏当主朝仓孝景取代斯波氏和甲斐氏控制越前，以一乘谷为中心，统治越前全国。

接下来，黄霄龙主要讲述越前国主朝仓氏与佛教的关系，以及如何与以天台宗寺院为代表的宗教势力发生联系。

一乘谷，这座越前十五世纪中后期政治中心位于狭窄的山谷之中，其两侧遍布山脉。在山谷最为狭窄的两端，朝仓氏修筑了城门，用以控制进出和防卫。值得注意的是，一乘谷入口处城门是用耗费颇大的巨石所建。考古成果显示，这在当时城墙筑造中并不多见，朝仓氏此举意在显示武家权威。一乘谷是按照一定的都市规划建造的。谷中除了武士、商人等的住宅，还有多座寺院。以天台宗真盛派的寺院遗迹为例，该寺院的建立是为了祭拜朝仓氏的族人，已被挖掘出340处以上的石佛和石塔，可见谷中的政治生活与佛教密切相关。

福井县立一乘谷朝仓氏遗迹资料馆内的一乘谷鸟瞰图（黄霄龙摄）

平泉寺（日本天台宗名寺）是和朝仓氏相关的重要佛教势力。传说平泉寺由高僧泰澄大师于奈良时代的养老元年（717）开山。寺院的发展于15世纪中叶达到鼎盛期，现被称作“日本第一宗教都市”。后来在与一向一揆的战斗中惨遭烧毁，于江户初期得到重新修复。从江户时代平泉寺布局图来看，以分别代表“世俗”僧人的南谷和“守戒”僧人的北谷显示出此时寺院颇具规模。至今，平泉寺里中世修建的石路、石道依然留存。这正是一乘谷入口巨石城门筑造技术的源头。而寺院的土木技术运用于武家城池建设正好从侧面反映了当时武家与寺院的关系之密切。

平泉寺内的中世石路（黄霄龙摄）

14至16世纪的地方势力全景

进入北陆地方势力全景考察的第一步是对日本史上最大规模的宗教起义——“一向一揆”研究史的梳理。黄霄龙首先说明，本讲座标题所指之“起义”，采用中文“起义”中的“武装暴动、武装反抗”含义。日语的“一揆”含有结盟、结社之义，有平等、团结的特点，比如“庄家一揆”“国人一揆”。其中，庄家一揆指农民联结、抵抗领主重赋的现象，而国人一揆则是武士联结，所以在这两个词中“一揆”不能解释为“起义”。但“一向一揆”的特质之一是武装反抗，故题目用“起义”一词。在一向一揆和本愿寺研究史中，神田千里（代表作《一向一揆と战国社会》）、金龙静（代表作《一向一揆论》）、安藤弥（《战国期宗教势力史论》）是极为重要的三位学者，他们对一向一揆的本质和定义的意见不一，目前日本学界也仍有争论。

黄霄龙指出，其针对中世北陆宗教起义与前述研究不同。她认为，若不把除“一向宗”、净土真宗外的其他佛教势力放入当时历史进程中加以考察，永远无法跳出旧式叙述模式。因此，本讲座将着重选取两个颇具代表性的非一向宗的佛教势力，来说明其他佛教势力在中世纪北陆地方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一个是真言宗寺院——泷谷寺的例子。黄霄龙认为，地域社会对寺院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对泷谷寺的考察始于对其所在地之三国港历史的溯源。

三国港中最早发展成村落的是松下至“森町”这一区域，其在江户初期就已形成规模；随着17世纪后半叶的西回航路的形成，三国凑发展成了日本海岸数一数二的寄港地，村落的发展也逐渐扩大，往北部移动（木场町附近）；西光寺胜授寺等寺院也成立于这个时期，故17世纪后半叶到18世纪可以说是三国港作为寄港地发展的繁荣期。

在三国港，有大约12间寺院，其中成立于中世时期的就有5所，剩下的也多成立于江户初期。净土真宗6间，曹洞宗2间，真言宗2间，日莲宗1间，净土宗1间。其中真言宗的两间寺院（泷谷寺和性海寺）较早成立。

另外，黄霄龙还在此对前次红河学院叶少飞老师讲座中提到的朝鲜漂流人事件进行了回应。她指出，在三国港的性海寺院内也有“鞑靼漂流者供养碑”（1656年）和漂流者竹内氏之墓。关于漂流者们的见闻，现有根据竹内氏的同行人的口述所写的记录传世（可参考平凡社出版的东洋文库系列中的《鞑靼漂流记》）。

中世以来，三国港贸易兴盛，商旅辐辏，为寺院兴建提供了物质基础。因此才有开山睿宪建泷谷寺之业。睿宪，美作国（今冈山县）人，早年曾在京都、和歌山等地游学，后来到三国港创立泷谷寺。

在创建泷谷寺之前，睿宪已在多年的游学生涯中积累了大量的“圣教”。所谓圣教，黄霄龙认为系寺院创造影响力所依赖的精神资源和文化资本。圣教种类繁多，根据日本佛教史学者永村真的分类，主要可分为三种：一是释迦的教诲，二是各宗派祖师的著述，三是僧侣们为修学、法会和教化活动所写的著述。就睿宪而言，其曾在当时真言密教的中心之一——和歌山根来寺游学。在这里，睿宪不仅抄录了根来寺所藏佛经，而且记述抄录佛经过程中的体悟，进而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佛法理论。不过，从泷谷寺所藏抄本来看，或许是因为这次抄录时间太过短促，其所抄佛经潦草。因此，等睿宪至性海寺游学时，又重新抄录一番，形成了泷谷寺圣教的最初形态。随后，睿宪依此于三国港建泷谷寺。经过睿宪的长期的圣教积累和游学经验，泷谷寺也逐渐建立起圣教管理制度，确立了一套以圣教己有、不可外借为基本原则的管理体系。下面的规章便出自睿宪定下的泷谷寺寺院法。

一、当寺灌頂等道具、設雖為密室之門徒同朋、於有所用者来至於当本寺可令借用勤行者也、 全不可出於他処事、況於他門之輩哉、

一、当院所納置聖教等雖為少分、全不可移他処事、但当住之人弘通利益之間可為其計、努々号我物不可随身於他処者也、

一、当所草木等事、坊室各々四壁之限或萱下夷或林下枝可為坊主計松椙等本切更々不可為坊主計、 惣相草木等一向為談議所之計可被用造営興行之詮要者也矣、已上十七ケ条

右所定置之条々、知恩堅信之弟子等永守此等格式敢不可違犯也、若於背此等掟致僻儀之輩者、 寺住之衆徒等同心遂評定可被追放其身者也、 仍世々累代置文之状如件、”

显然，睿宪选择在三国港建寺的确是明智之举。至十五世纪，创立仅数十年的泷谷寺已经发展出分支——门徒寺院和末寺。不仅如此，泷谷寺的圣教也随着其寺弟子的播迁而进入门徒寺院和末寺。至十六世纪，从三国港周边区域向越前国北部都出现了泷谷寺分支，门徒也大量增加。该地区是加贺（一向一揆的势力范围）与越前的国界，常发生动乱。在此地区增加门徒，有利于泷谷寺势力的发展和稳定。增加门徒的最基本方式便是传法灌顶和圣教的授予。

参与对东寺捐赠的越前寺院名单（黄霄龙供图）

地方寺院的发展离不开中央寺院的支持。泷谷寺与京都醍醐寺报恩院之间的互动则恰好展现出这一侧面。对泷谷寺而言，寻求中央寺院的支持与寻求地方武家势力的庇护同样重要。只有得到中央寺院的支持，地方寺院才有可能获得更多发展机会，京都醍醐寺报恩院恰好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它为泷谷寺的发展提供各种宗教资源和人脉。相对地，越前泷谷寺为应仁之乱后财政困窘的中央寺院提供“人力”和金钱。

除了寻求中央寺院的支持，寻求地方武家势力的庇护对处于乱世之中寺院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越前，当主朝仓氏的势力是泷谷寺无法忽视的。因此，如同地方寺院与中央寺院那样，地方寺院与武家势力也同样存在“捐输-报效”式的互动。比如，泷谷寺借朝仓氏之口保持寺院法的效力。又如下举系列朝仓氏对越前佛教势力的庇护政策：

一、 開山以来当寺之法流相伝之諸寺、不可成他門事、＜ 付門中之諸僧、寺内之阿闍梨并当寺之外於他寺他国不可受伝法灌頂等之事、＞

一、門中之僧侶望開壇事、為弘通利益糺法器従当寺可許之、末寺之阿闍梨不可許之、況不経当寺之儀而、恣灌頂等不可執行之事、

一、寺内之坊主師弟之契約無之、或死去、 或退出之族於在之者、彼跡可為院家計、同朋并縁者親類等惣而不可競望事、

（裏書）「当寺開山睿憲十七ケ条寺法并追加五ケ条之旨不可有相違者也、永禄七年十月廿五日

義景（花押）

黄霄龙强调，寺院的发展不仅需要努力争取来自上层的支持，如何在与同行的竞争中胜出也是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这一问题又因当时各寺院间的僧侣被允许自由流动和接受传法不受寺院限制，而显得更为棘手。

十六世纪泷谷寺与其他真言寺院的冲突示意图（黄霄龙绘）

此外，黄霄龙还顺带介绍了另一个以念佛著称的时宗/众寺院的发展历程。

结论

最后，黄霄龙指出，以社会经济史与政治史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对北陆地区的净土真宗之外的佛教势力——真言宗、时宗/众在地方社会发展状况，尤其是它们如何和当地政治权力（武家）、市镇商人、中央寺院发生联系的考察，是把握一向一揆发生的社会土壤的前提。另外，这个视角也为我们呈现出日本中世的中央（寺院，醍醐寺）和地方（寺院，泷谷寺）之关系的一个侧面（寺院面）。

在提问环节，同学们就僧人的流动、寺院之间的竞争、僧人与祖庭的关系以及古文书本身的格式等问题继续与黄霄龙交流，深化了大家对这些问题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