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治驱蝗：清代新疆的蝗灾与蝗神信仰

清代新疆的蝗灾时空分布

新疆地处欧亚内陆腹地，气候属于中温带干旱区，地理形势由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环抱着塔里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构成。横亘于中部的天山山脉把新疆分隔为南北两大区域，天山以北以草原为主形成畜牧经济的游牧社会，天山以南以绿洲为主形成定居种植的农耕社会。无论天山南北，清代以降的社会经济有显著发展，尤其天山以北持续的农业开发活动改变了其原来的生态环境，原生天山北麓的亚洲飞蝗对草场和各种农作物进行蚕食，适宜的条件下就会演变成蝗灾。

伊犁是清廷治理新疆的总汇之区，也是屯垦重地，蝗灾也比较多发。乾隆三十一年（1766）九月，伊犁屯田“今年偶被蝗灾，收成歉薄，粮价必昂”，乾隆命令第一任伊犁将军明瑞查明情况，确定赏给屯垦兵丁的钱粮数量。明瑞随后查明奏报：“今年锡伯、索伦、达呼尔等十佐领兵丁，耕种地亩被蝗，所有前借给耔种，及接济粮石，刻下不能交纳，请俟丰收时归还。”乾隆考虑边疆军民的生计拮据，直接宽免应还的耔种和接济的粮食。乾隆三十二年（1767）五月，伊犁将军阿桂奏报“伊犁乌哈尔里克山谷、塔勒奇、哈喇乌苏、阿里玛图、察罕乌苏及锡伯、回子种田地方均生蝻子”，尤其是“塔勒奇河流域蝻子极多”。伊犁地区具有良好的蝗虫栖息生态环境，屯垦种植又为其提供适宜的食料，构成蝗灾发生的基础条件。

乌鲁木齐在乾隆年间屯田农业较为发展，清廷设置的乌鲁木齐都统辖区从牧场转变为城镇，蝗灾也与农业的发展相伴随。乾隆三十九年五月十三日（1774年6月21日），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上报三十八年乌鲁木齐、昌吉等地方发生的飞蝗灾害和扑灭工作。五月二十九日（7月7日），索诺木策凌又报告玛纳斯所属塔西河一带遭到蝗灾，并详细划分六分、七分、八分不等的受灾等级和具体地亩数。七月十四日（8月20日），乌鲁木齐都统索诺木策凌再次奏称：“今岁厄鲁特部落耕种地亩内，有被蝗虫伤损者八十余顷，所有从前借给伊等粮石，应于今岁完纳者，请展限二年等语。……今岁被蝗伤损过半。”乾隆批准了索诺木策凌对厄鲁特部落的救灾方案。乾隆四十一年（1776）六月，时任乌鲁木齐都统永庆上奏“乌鲁木齐下属奇台县遭受蝗虫灾，请予赈济”。乾隆五十四年，乌鲁木齐都统尚安等上奏“迪化州所属地方，蝻子萌生，率属扑灭”，迪化州（州治所在乌鲁木齐迪化城）所属地方包括阜康县、吉木萨尔县、奇台县、昌吉县、玛纳斯县，表明这次蝗灾发生的地域范围较大。

嘉庆十年至嘉庆十三年（1805-1808），祁韵士被遣戍伊犁，观察到造成灾害的蝗虫有其天敌“黑雀”，并判断是“鷟鸑尔”。祁韵士作竹枝词“蠢蝗害稼捕良难，有鸟群飞竞啄残”，描述“鷟鸑尔”消灭蝗虫的情形，“雀如燕而大，色黑，有斑点，啄蝗立毙，然不食也，土人目属神雀”。同治四年（1865），伊犁将军明绪奏报称：“伊犁地土宽广，田畴交错，军民日多，植米麦一律茂盛，乃于四月底正当结穗之际，蝗蝻滋生，伤害禾稼，……不转日间，忽有神鸦数万翔集，顷刻间蝗蝻灭尽。”经过上百年的发展，伊犁地方的农业卓有成效，蝗灾仍然时有发生，类似的情况在天山以北的新兴农耕区比较有代表性。但在社会动乱的年代，蝗灾缺乏有效的治理，加之无力救灾，蝗灾危害和社会危机相互表里。

清代新疆蝗灾爆发的时间主要分布在四月份到十月份，夏蝗与秋蝗并存，主要集中在的五、六、七、八、九月，而以六月左右的夏蝗最多。恰如徐光启对蝗灾发生季节的观察和总结：“最盛于夏秋之间，与百谷长养成熟之时正相值，故为害最广。”新疆蝗灾持续的时代从清朝一统新疆的乾隆直至清末宣统，其中咸丰朝缺乏文献记载。但咸丰帝在位10年，飞蝗七载，全国大约三分之一的省份蝗祸泛滥，新疆估计也难以幸免。清代新疆蝗灾生发的地理空间分布在天山以南的哈密、吐鲁番（含鄯善）、焉耆（含库尔勒）、库车、拜城、乌什、疏勒、莎车等地域，天山以北的巴里坤、奇台、吉木萨尔、阜康、昌吉、乌鲁木齐、呼图壁、玛纳斯、乌苏（含精河）、伊犁等地域。新疆蝗灾发生与清代新疆农业的发展密切相关，尤其出现在政府组织的屯田开垦区域，重点集中在天山北麓和吐哈盆地的绿洲农耕区域。清代新疆蝗灾集中发生的地域与亚洲飞蝗的生物群落主要分布于天山南北麓的低地绿洲地理空间基本吻合。

清代新疆的蝗灾分布

新疆蝗神信仰与蝗灾治理

蝗灾本来属于自然灾害，但其对人类社会的侵害从粮食安全延伸至社会浮动，冲击灾区的社会生活和社会心理，造成一种社会危机，不仅仅需要物质的补偿救济，还需要社会心理的精神抚慰。蝗灾的治理就在祭祀蝗神和人力捕蝗两种历史过程中并行不悖。清朝一统新疆之后天山以北新兴农业区得到长足发展，天山以南原有绿洲农业也得以恢复。中华农业文明特有的蝗神信仰也成为新疆蝗灾治理的社会机制，各种类型的蝗神庙随之成为天山南北农耕社会的常见景观。

八蜡庙、虫王庙和刘猛将军庙随着新疆蝗灾的社会治理中出现在天山南北。乾隆三十一年（1766）八月，乾隆给军机大臣的谕旨指示：“闻内地农民皆祀刘猛将军及八蜡神。伊犁虽系边徼，其耕种亦与内地无异，理宜仿傚内地习俗。”传达命令给伊犁将军明瑞等新疆高级军政官员，“令其建祠设位供奉”。伊犁初始的八蜡神和刘猛将军祭祀设施比较简略，建制完整的八蜡庙和刘猛将军庙是由第二任伊犁将军阿桂约于乾隆三十二年主持修建的。乾隆四十一年（1776），任职伊犁满营协领的格琫额详细说明：“八腊庙在惠远城步营大厅之侧，东邻学房，南向正殿三间，后为主持房二间，殿中供设先穑神农、司穑后稷、水庸、水房、猫虎、昆虫、农畯、邮表暇（畷）神位八，而无塑像。其西为刘猛将军庙，规模一如八蜡庙之制”，同时指出两座庙宇“至今岁时致祭祀，以少牢永护星屯矣”，而“蝗起伤禾”是两座庙宇得以完善的直接动因。

八腊庙和刘猛将军庙在伊犁同时并存，直到咸丰年间还有清晰的位置记载：“八腊庙在惠远城鼓楼东，刘猛将军庙在惠远城鼓楼西。”同治四年四月底，伊犁蝗灾被自然天敌飞鸟食灭，被认为是刘猛将军显灵的神异。伊犁将军明绪“奏请晋加刘猛将军封号”，朝廷据此钦定刘猛将军“普佑”封号，传达全国各地刘猛将军庙遵照执行。咸丰七年（1857），朝廷再次重申“刘猛将军为驱蝗正神”，礼部随之拟定“保康”封号。据此，新疆的刘猛将军庙也应当增加新的封号，并在官方祭祀中行使，进一步明确刘猛将军为“驱蝗正神”的神圣与权威。新疆建省之后的伊塔道属地区重新修建一批刘猛将军祠。刘猛将军的蝗神信仰不仅仅是能够驱除蝗灾的神灵，庙宇的修建与祭典也成为稳定社会秩序的教化工程。

乌鲁木齐农耕区的中心是迪化汉城和巩宁满城，逐渐发展为仅次于伊犁的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中心，八蜡庙、虫王庙和刘猛将军庙基于蝗灾现实背景的农业神祇信仰也次第出现。乾隆三十三年（1768）至乾隆三十六年（1771），翰林院侍读学士纪晓岚因罪被遣戍乌鲁木齐，诗中就有：“绿塍田鼠紫茸毛，搜粟真堪赋老饕。八蜡祠成踪迹绝，始知周礼重迎猫。”八蜡庙的祭祀还被寄予消弭鼠害的社会功能。纪昀观察到苇塘是蝗虫的孽生地，赋有诗句“年来苦问驱蝗法，野老流传竟未明”，并由此注意到民间流传的治蝗办法：“相传蝗生其中，故岁烧之。或曰蝻子在泥中，而烧其上是与蝗无害，且蝗食苇叶则不出，无食转出矣。故或烧或不烧。自戊子至今无蝗事，无左验，莫得其明。”纪晓岚应该是特意留心调查了新疆火烧灭蝗的治理办法。

八蜡庙民间俗称虫王庙，每年农历八月十五举办庙会，杀牲祭神,其中蕴含着防治蝗灾的社会动员。道光年间（1821-1850），乌鲁木齐智珠山上“八蜡庙左有台，前俯沙滩，后枕山麓。回栏停望，十里烟村，云木之盛，尽在目前，轩盖之游，俱过足下”，成为乌鲁木齐的一大胜景。新疆建省之后的省会迪化再次修建此前被战乱破坏的刘猛将军庙。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迪化县知县黄袁提出“蝗之为物生灭靡常，关系民生之利害也深，地方之灾祥也大，驱除之法不可殚述”，请求镇迪道“通饬各属，每岁春秋举行致祭猛将军吉礼，或建祠或设位，各听其便，以迓神庥而泯蝗孽”。镇迪道尹潘效苏在得到新疆巡抚饶应祺的同意后命令道属各地区遵照执行。

驱蝗神刘猛将

新疆天山以南原有绿洲农耕区同样深受蝗灾侵害，蝗神信仰也开始通行各地，蝗神庙的修建自然也是应有之义。光绪三年（1877），哈密办事大臣明春修建城北西河坝上游西大坡的龙王庙庙宇群，其中就有一座刘猛将军庙，直到1916年谢彬“策马游城北龙王庙”，发现“明公祠、观音洞及刘猛将军庙，建筑皆壮丽可观”。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日（1897年9月16日），吐鲁番厅接到镇迪道给吐鲁番厅关于祭祀刘猛将军的札文，依据“新疆近年每逢蝗患，大宪虔诚祭祷，则相率而去，遁迹荒旷之野，宿莽之圩，无大害，此其明验”，要求吐鲁番厅“或建祠或设位”，“每岁春秋举行致祭刘猛将军吉礼”。此后，温宿府在龙王庙内增修刘猛将军祠，巴楚州的绅民募捐集资在城东门建成刘猛将军祠，鄯善县知县苗茂在鄯善县城东南隅建修刘猛将军祠。新疆祀典中刘猛将军祠的祝文指其“吞蝗懋绩，为斯民捍患御灾”，官方因此“遍率土春祈秋报”，盼望“地无虞乎蚕食”，最终使得“民不叹乎鸿嗷”。

新疆官员参考的治蝗办法主要源于内地人力治蝗的经验集成《牧令全书》，类似巡查、挖沟、扑捕、火烧、收买等办法都在蝗灾治理中有所实践。镇迪道就如何严打蝗虫指示巴里坤“文武地方官及防营等督率兵勇民夫，赶紧扑捕、收挖，毋得稍留余孽，以致飞腾蔓延”。而吐鲁番厅则对入境飞蝗采取扑打和火烧的办法外，还“收买蝗虫一万五百二十六斛，每斛给银一分，共给银一百五两贰钱六分”。鄯善县报告称“鲁克沁地方督捕飞蝗，议交蝗虫三斤，给麦面一斤”，要求“由仓粮项下支发具报”。新疆省府通过地方官员按时祭祀刘猛将军的仪礼程序，希望“合省官僚及时猛加修省，如能感召天和，俾一切灾祲可以潜消”，显然新疆省府意图运用祭祀礼仪规训地方官员们为民行政。但实际上却事与愿违，蝗灾始终是民生大害。

亚洲飞蝗从起源地大面积迁飞，危害相邻地域的农作物，形成灾害的扩散。为此，清代新疆地方官严密布防，通过行政等级体系及时通报蝗灾信息。总体而言，无论伊犁将军为首的军府制还是新疆巡抚为首的行省制，清代新疆蝗灾治理的主体可以称之为祭祀蝗神主导的“礼治驱蝗”。天山北麓新兴农耕区域大量兴修蝗神庙属于内地农耕文明的农神信仰，并非是面对蝗灾爆发的临时应对措施。因而清代新疆的蝗神庙和蝗神信仰集中分布在天山北麓新兴农耕区域（19座），天山以南的绿洲农耕区域随着清政府的行政治理也出现了少量的蝗神庙（5座）。

中国蝗灾与蝗神信仰的历史格局

中国救灾思想的原始形态是天命主义的禳弭论，并在秦汉以后占支配地位，这是蝗灾治理的八蜡、虫王、刘猛将军蝗神信仰的背景。八蜡庙、虫王庙、刘猛将军三庙在历史上先后出现，印证着中国农业生产和农民饱受蝗灾苦难，也蕴含着前现代社会中国农耕文明的内在结构性特征。清代中国华北蝗灾巫攘以八蜡庙或虫王庙祭祀为主，江南则以祭祀刘猛将庙驱蝗为主，这些内地的蝗神庙类型都传入新疆，尤其扎根于天山北麓新兴农耕区域，形成祭祀多种蝗神共治蝗灾的信仰格局。

现代生物学的昆虫研究表明新疆的蝗虫灾害主要是由亚洲飞蝗导致的，而亚洲飞蝗生长的生态条件多戈壁和沙漠、夏热冬冷而又干燥。亚洲飞蝗在中国分布区的海拔高度一般在200～500m，最高可达2000m，最低为-154m（新疆吐鲁番的艾丁湖湖面）。历史上新疆农业生产的粮食作物长期以小麦为主，粟、黍、青稞、豌豆、高粱等为辅，清代玉米、稻米、油菜籽和胡麻推广成为主要粮食作物，尤其以玉米在天山以南、水稻在天山以北的变化最为显著。亚洲飞蝗主要的食料就是新疆主要的粮食作物禾本科的麦类、水稻、高粱、玉米、粟、黍等。

有清一代，新疆、内蒙古、西藏、东北等传统游牧空间的农耕都有相当规模的发展。亚洲飞蝗是新疆、内蒙、东北等各地干旱区所常会发生的虫类，新疆蝗灾具有夏蝗和内地农耕文明植入区域的时空分布特征，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相关地区的蝗灾规律和社会治理特征。高原游牧为主的西藏同样具有相当规模的河谷农业，受到西藏飞蝗蝗灾的影响，也发展出相应的祈福禳灾和人力捕蝗。清代新疆的农耕社会在天山以北草原地带大规模生成，适合新疆生态条件的蝗虫随之与依赖农作物为生的农耕社会形成竞争结构。象征蝗神信仰的八蜡庙、虫王庙、刘猛将军庙也随之从中国农耕的核心地带进入西北新疆，新疆的蝗灾与蝗神信仰主要表征农耕社会遭遇的生物性灾害与社会保护机制。

但从更大尺度的区域空间而言，新疆、西藏、内蒙及东北北部处于广阔的欧亚内陆草原地带，属于草原游牧社会的历史空间。中国农业文明长期在农耕游牧交界的长城一线的东南半壁累积发展，蝗灾也如影随形。亚洲飞蝗和西藏飞蝗的生物群落地理空间分布于长城一线的西北半壁，而东亚飞蝗的生物群落地理空间则分布于长城一线的东南半壁。清代的内地农耕文明已经嵌入长城一线的西北半壁，新疆蝗灾及相应的蝗神庙表征了这一历史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