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靖评《下沉年代》：新美国史之“拜登外史”

《下沉年代》，[美] 乔治·帕克著，刘冉译，文汇出版社/ 新经典文化，2021年1月版，520页，108.00元

《纽约客》专栏作家乔治·帕克畅销书《下沉时代》副标题是《新美国秘史》（The Unwinding: An Inner History of the New America），不过换个角度看，称之为《拜登外史》也未尝不可，因为书中相当篇幅乃是其贴身幕僚的近距离观察和爆料，可以聊补正史之不足。

《下沉年代》描绘了一个即将崩溃瓦解的超级大国（unwinding有解体、解密之意）——与其称之为美国，不如称之为“没国”，或称“操蛋国度”（Clusterfuck Nation）。在这里，华尔街精英无非是诈骗团伙精英，华府的经济政策和顶层设计根本无力施行，坚信美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以民主、自由、平等为立国之本的富裕而强大的国家，即所谓美国例外论（American Exceptionalism）更成为笑谈。相反，普通民众只能依靠出卖劳动苦苦谋求生存：他们早已失去独立和反抗精神，沦为垄断集团的附庸和工具，沦为字面意义上的“没国人”（Americain’ts）。照《纽约时报书评》专栏作家戴维·布鲁克斯（David Brooks）的说法，帕克这部借鉴小说笔法、如万花筒般呈现的新美国史，是他迄今为止“最具野心”的一部作品，堪称是“美国梦”幻灭的现代版——帕克本人也坦承本书立意及文风很大程度上受到大萧条时期著名小说家约翰·多斯·帕索斯《美国》三部曲（1930-1936）的影响。

帕克在接受媒体访谈时曾指出，在二十世纪结束以前，美国人普遍相信存在一种契约——一种所有人自得其所的契约：“当时的人们比现在受到更多的约束，拥有更少的自由，但他们有更多的安全感，每一代人都感觉下一代人能够有所完善，做得更好。”但从上一代人（八零后）开始，这种契约已经无法履行。对此帕克解释说：“许多美国人觉得他们在孤军奋战，没人会帮助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社会存在一种不公平现象，那就是精英阶层蒸蒸日上，而普通人，包括那些过去或许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的人，却在生活的泥潭中难以自拔。”这也正是作者在本书中所探讨的问题。通过展现社会名流与普罗大众的生活片段，帕克发现美国衰落的乃是历史的必然，因为美国人丧失了共同的价值观——正如书中人物小说家雷蒙德·卡佛所言：“这一刻到来了：妻子和我认为神圣的、有价值的、值得尊重的一切都分崩离析，包括每一种精神价值。”

本书通过巧妙穿插讲述了五个故事：迪恩·普赖斯是一位里根时代的共和党人，抱有乐观精神，而后成为奥巴马改革方案支持者，并致力于在南方乡村推广生物柴油，但在突如其来的能源危机中遭受重创；塔米·托马斯是俄亥俄州扬斯顿市一位非裔美国工人，在“去工业化”的浪潮中，当地实体化的工厂被关闭，城市开始衰败，至1983年，该地成为名副其实的“锈带”（Rust Belt），仿佛癌症病人慢慢被杀死——作者将病因称为“死亡螺旋”（Death Spiral），即经济实体陷入债务持续上升、效益却每况愈下的恶性循环；杰夫·康诺顿是一位从政的律师，职业生涯初期，即追随政坛新秀乔·拜登参议员，后来在政治理想主义和党派利益诱惑之间摇摆不定，最终心灰意冷，选择了远离政坛；贝宝（PayPal）联合创始人彼得·蒂尔是硅谷亿万富翁，他信奉自由主义，认为互联网革命的实质是虚无，并对其前景忧心忡忡。本书第五个故事讲述的并非某个人物，而是一座城市，即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市——讲述这座美国城市如何在次贷危机及其所引发的金融风暴中经历生死考验。

拜登

帕克将这些私人故事与当时公众人物的生平事迹交织在一起，将相关的新闻标题和简短的传记、评论等拼贴在人物特写中，使得人物形象跃然纸上。本书中出现的公众人物，不仅包括金牌主持人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沃尔玛创始人山姆·沃尔顿（Sam Walton）、说唱歌手肖恩·科里·卡特（Jay-Z），也包括众议院前议长纽特·金里奇（Newt Gingrich）、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当然更包括康诺顿长期追随的政坛常青树乔·拜登。作者将名人轶事与各种报纸头条、广告标语甚至流行歌曲组成光怪陆离的“马赛克”，以此折射时代涌动的洪潮与暗流。

作为一部荣获2013年美国国家图书奖（非虚构）的畅销书，书中的事例引人入胜，足以让世人在这里读懂美国。所谓“下沉年代”，作者其实意指近四十年来美国规模较大的三次社会转型：1980年代第一次转型的具体表征为中产阶级收入停滞，社会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根据作者的解析，这种转型与信息时代劳动力市场性质的变化、家庭结构的变化、医疗成本的上升以及高等教育质量下滑等因素息息相关。第二次转型是2008年严峻的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作者认为，这场经济衰退的诱因既有全球资本的失衡和美联储政策的不力，更有华尔街的贪婪和风险评估模型的失灵。而当下最为严重的第三次转型则极有可能导致国家政治结构和经济制度的全面瓦解。帕克坚信，出现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的民主制度已宣告失败，精英阶层成为财阀的枪手和帮凶：“政治家和将军们已经成为顾问、专家。军队由专业人员组成，而非公民。公立学校让公民的子女都成了半个文盲。”——而精英背后的财阀才是这场金钱和权力游戏的暗箱操纵者。熟稔华盛顿和华尔街游戏规则的人都知道，美国的权力中心存在大量的“自我交易”（或称转手交易），其中绝大多数完全合法，无懈可击。但是，正如帕克在书中一再追问的那样：这些来自哈耶普（以及沃顿）等世界顶尖大学的精英，这些自古以来最具多元文化身份、最倡导机会平等的精英（阶层）为何甘心情愿被收买（或出卖），并最终堕落为利益集团的玩偶？帕克提出的“顶层腐败”理论或许是主要原因，但并不能真正解释长期以来薪酬停止增长、贫富差距加大、社会资本日益集中等现象，这些现象背后显然有更复杂的政治文化因素。

美国的民主政治体制曾经创造出世界上最伟大的工业强国，而现在，随着美国民主的衰落，这一时代即将走向没落和终结。借书中人物之口，帕克为“没国”预言了一幅能源紧缺的末日画卷，其中包括基于汽车的市郊生活方式的奔溃，公共社会秩序的坍塌，以及游击战式的暴力革命四处蔓延——整个国家将分裂为半自治的核心区域和武装割据的地方政体。正如尼尔·斯蒂芬森（Neal Stephenson）在反乌托邦科幻小说《雪崩》（Snow Crash）中描绘的那样，此时美国大部分地区已成为强大的企业财团和黑手党管理的主权飞地——谁也无法逃避他们身边的暴力和社会分裂。

这也是帕克写作本书的初衷，作为调查记者，他有责任和义务向国人揭露美国正在“下沉”的真相：日常生活的结构被瓦解，传统价值观被摧毁，精英阶层唯利是图，政府领导人“玩忽职守”。根据他的诊断，如今“美国生活中唯一默认的权力”，是“有组织的财阀”。其势力之强盛，连政治人物也难免受其操控。书中主要人物之一杰夫·康诺顿，正是在洞穿华盛顿与华尔街的内幕交易后，才黯然退场。而他和拜登之间长达十余年“亲密无间”的政治合作，也为读者了解这位当选总统提供了别样视角。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早期，康诺顿以乔·拜登为榜样，立下雄心壮志，成为拜登的竞选助手、募集资金者、华盛顿说客和美国政事局内人（insider）。但在金融危机期间，目睹华府权贵的勾心斗角和肮脏交易，康诺顿对拜登的崇拜连同其政治抱负一同破灭——他在帕克面前控诉拜登“冷酷无情”，是不折不扣的冷血操纵者：除了他本人的总统梦，别的一概漠不关心。

作为阿拉巴马大学的一名商科学生，康诺顿当年曾邀请参议员拜登莅临学校发表演讲。拜登的口才和亲民形象令康诺顿印象深刻，他立誓，如果这位参议员竞选总统，他愿竭诚效劳。1988年，已经获得MBA学位的康诺顿放弃待遇优渥的工作岗位，作为筹款人加盟拜登的总统竞选团队。拜登竞选失败后，康诺顿进入参议院司法委员会担任助理。之后，在克林顿任内，他在白宫法律顾问阿布纳·米克瓦（Abner Mikva）手下工作。在此期间，康诺顿亲眼目睹种种政治勾当和暗箱操作，目睹华盛顿政要名流的虚伪假面被一层层揭开（他们最有良知的声明是，“政治并不全然是为金钱”）——当精英阶层和垄断集团赚得盆满钵满之时，这个国家的普通民众却如待宰的羔羊，苦不堪言。身为“局内人”，康诺顿开始醒悟，所谓美国的民主制度，当初创设之时其根本目的在于保护私人财产，而今日则演变为保护权贵资本。民主已然变质，立国之本动摇，国家陷于内乱纷争也就毫不奇怪了——而要改变这一切，唯一的方法就是摆脱资本主义——这也是康诺顿理想幻灭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一愿景在美国根本无从实现。

在华盛顿，尽管康诺顿被视为“拜登党”（或称“拜登跟班”），但事实上他认为自己并未得到“公平对待”——比如“忘恩负义”的拜登拒绝让米科瓦举荐自己进入内政部，康诺顿对此深感失望。离开白宫之后，康诺顿对包括副总统拜登在内的奥巴马总统班底的幻想彻底破灭；他搬至佐治亚州靠海的萨凡纳乡间，专心著述，出版了一部回忆录——《收益：为何华尔街总是赢家》（The Payoff：Why Wall Street Always Wins）。据作者本人宣称，本书是对上述所有“失去信仰的人们的真实写照”。

在《下沉年代》一书中，借助康诺顿的叙述，拜登成为并未正式登场的“隐形”主角。他出生于宾夕法尼亚小城史克兰顿的一个天主教家庭，一向以中产阶级诉求为己任，自称“中产乔（Middle-Class Joe）”。自1972年当选特拉华州参议员至今，他在政坛深耕近半个世纪，堪称美国政坛的资深人物。尽管早年患有口吃，被同学讥笑为“拜拜拜登”，但身残志坚的拜登却通过每日对镜苦练，逐步纠正了这一毛病，并成长为一名出色的演讲者。据康诺顿描述，正是在校园聆听演讲后，他被风度翩翩、平易近人的拜登所折服——他记得拜登的开场白：“我知道你们今天晚上到这儿来，是因为你们听说我是一位伟人。”紧接着拜登说：“没错，我是广为人知的所谓‘当总统的料’。”人群哄笑，无不为他的幽默感所倾倒：拜登的名字为“Biden”，时常被人误认为“Bidden”——后者有“被吩咐、被拣选”之意，常用于《圣经·新约》耶稣召唤他人的场景中——此处乃暗指拜登自命为天选之人。

在康诺顿看来，言辞幽默、直言不讳是拜登的强项，但更多时候不假思索也会惹来一身官司。2008年金融风暴期间，拜登在电视节目中侃侃而谈：华尔街的白领犯罪如瘟疫流行，必将“祸及全美”，并将其根源归结于政府司法部门监管的严重失职。随后，他在纽约大学的一次演讲中公然宣称：“人们相信，我们的司法系统及管理部门形同虚设，他们甚至可能从来没有尝试过如何有效地处理上层社会那些违背伦理且涉嫌违法的犯罪行为。”此言一出，立即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并引发白宫强烈抗议。

同年5月，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以色列议会的一次演讲中把美国民主党人比作二战前对希特勒一味姑息退让的西方领导人。拜登对此提出尖锐批评，声称布什的演讲是“胡说八道”“令人愤慨”——由于涉嫌攻击现任国家领导人，拜登后来被迫道歉，但事实上此后他并未稍加收敛。在他宣布与奥巴马竞争民主党候选人前，拜登接受《纽约观察家报》记者访问。他在访谈中评价对手奥巴马是他所认识的“第一位口齿伶俐、聪明、干净而且外形好看的主流非裔美国人”，明显犯了“政治不正确”（PI）的大忌，于是又不得不在第一时间出面为自己辩解：他本人无意贬损“过去的那些黑人总统参选人，更没有轻视奥巴马的意思”。这一事件被看作是拜登易犯低级错误的又一个例证——脱口而出的那些令他尴尬或者辞不达意的言论，在他的整个政治生涯当中经常如回旋镖（Boomerang）给他本人及其团队带来意想不到的伤害。2012年，拜登在一次公开讲话中描述自己的从政经历时曾说，“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我认识八位总统，和其中三位很亲密。”——此处他使用的英文“亲密”（intimately）一词有暗示性关系之意，令人浮想联翩。在媒体报道后，他又被迫出面澄清。《纽约时报》对此评论说，拜登时常会不小心“把脚放在嘴里”（指犯错误），他头脑中“薄弱的过滤器无法阻止他信口开河”。

除了言语“失当”，拜登的其他政坛糗事也被“身边人”康诺顿一一道破。1988年，拜登第一次参选美国总统，信心满满，但很快被揭发其演讲稿部分内容乃是剽窃——其中“金句”实际上出自时任英国工党领袖金诺克（Neil Kinnock）。这一丑闻持续发酵，拜登在党内同志重压之下，不得不宣布退出竞选。平心而论，拜登的首次竞选失利与其说由于剽窃，不如说出于党争。众所周知，拜登一向擅长以亲民姿态拉拢选民，在当时的一次公众集会上，他声称其祖先曾在宾州煤矿工作，他们没有得到应有的人生机遇，这令他感到“非常愤怒”——拜登的原意，不过在于共情（或煽情），但党内外人士却揪住不放，考证“拜登的先人中根本没有矿工”，属于恶意欺骗选民。不仅于此，拜登在法学院读书时的“学术不端”行为也被媒体曝光——当时他在一门课程论文中引用了《福特汉姆法律评论》刊载的一篇文章，但却没有明确标注。尽管事发之后拜登被要求重修课程，并最终以高分通过，但毕竟算是操行方面的“一个污点”。此外，媒体还揭露出拜登对自己大学生活的夸大其词：例如他在大学期间共获得三个学位，曾靠全额奖学金进入名校法学院，毕业成绩在班上名列前茅，以及他曾参加过民权运动，等等。一名政坛新秀有意无意的“自我吹嘘”被无限放大后，上升到道德诚信的高度，无所遁形。一番穷追猛打后，拜登只得黯然告退——他说他的候选人资格已经被他过去的“不实阴影”所覆盖。

与之相关的是，美国有线频道公开播放的一则1990年代的影像资料一度也引发了轰动。拜登当时同意在一次不加剪辑的竞选活动中全程佩戴麦克风——这在美国政坛堪称史无前例。在长达九十分钟的访谈节目中，有八十九分钟他都表现得十分出色，但就在活动即将结束之时，一名选民问起他的法学院成绩，很可能触到了他的痛处，结果被拜登当面回怼：“我觉得我的智商可能比你要高得多。”——这一秒钟的“脱口秀”虽然快意恩仇，却也让他付出了惨痛代价，否则他也不必等到数年后的2008年才开启第二次总统竞选之旅。

照康诺顿的观察，虽然拜登因为此类失言常常被人戏称为“乔炸弹”，但这并不能掩盖他演讲与表达的天才。许多时候，他总能用寥寥数语引发满堂喝彩——比如在纪念肯尼迪总统遇刺的公开演讲中，他的名句“不能仅仅因为我们的政治英雄被谋杀了，就说我们的梦想已经破灭；它深埋在我们破碎的心底”堪称是教科书级别。2013年，拜登在新罕布什尔大学关于大学校园性侵问题发表演讲时说：“不管你喝醉了还是意识清醒，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不管你在床上还是在宿舍里，抑或在街上，不同意就是不同意。即使你一开始说同意，但随后改变主意，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不同意就是不同意。”——日后也成为广为传诵的名言。2019年，针对文莱打算实施伊斯兰法律，允许对通奸和同性恋者处以石刑，拜登指斥这一行径倒行逆施、“骇人听闻”，并主张“不能用民族文化传统为这种反人类的罪行开脱”。由于涉嫌干涉别国内政，美国国务院后来被迫发表声明——但这就是拜登，我行我素，与一般政客畏首畏尾的风格大相径庭。正如康诺顿所说，历经两次竞选（当时尚未预料到这位年过七旬老人2020年的第三次竞选），“拜登的人生已被研究透彻——就连他植发一事也不例外”。他能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或许与这份“公开透明”的自信有关。

在公开场合以亲民形象示人的拜登私下里其实脾气暴躁，“颇难相处”。尤其是在竞选期间，由于事务繁忙，缺少睡眠，简单对付的垃圾食品又有碍消化，导致拜登焦躁易怒。一旦动怒，他便会使用他最喜欢的俚语（“操他妈的白痴”）来称呼他的男性下属：“操他妈的白痴还没把我要的简介材料拿过来。”——该词既是名词，也是形容词：“这个活动领袖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还是说你们太操他妈的白痴了连这也不知道？”而拜登动怒的原因，大多乃是由于筹款募捐惹出的麻烦。拜登痛恨筹款，痛恨它所带来的麻烦和妥协。一次，康诺顿曾目睹一名年轻幕僚上车时手拿一份名单，提醒这位参议员“该打几个筹款电话了”，不料拜登竟对他大吼：“你他妈给我滚下车去。”拜登的同僚中，有些人似乎大半辈子都在打电话筹款——加州参议员艾伦·克兰斯顿据说哪怕在健身房里骑室内脚踏车，也要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有时就为了筹得五百美元——但拜登几乎从未打过此类电话（他更信奉面对面的演讲沟通）。他痛恨那些人一方面为他写支票一方面对他提要求，因为他无法忍受自己被利益集团挟持或绑架，更不想欠他们什么人情。身居华盛顿多年，但他从不跟固化的上层阶级打交道，而是每晚都会离开国会山的办公室，穿过马萨诸塞大道走向联合车站，然后搭火车回到威尔明顿的家人身旁。2011年3月19日，为纪念拜登对美铁和美国铁路客运的支持，威尔明顿站被命名为小约瑟夫·R. 拜登车站——在拜登担任美国联邦参议员期间，他在本站和华府之间乘坐火车超过七千次，他也因与美铁的深厚历史而被称作“美铁乔”。而拜登本人更乐意自称“普通人乔”，以示与华府权贵相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意味着一种近乎挑衅般的自负和倨傲。仿佛古罗马刚直的保民官或法国大革命中的罗伯斯庇尔——“他无法被收买，因为他不知感恩”。或许正因为这一点，在康诺顿看来，在整个华盛顿，除了拜登本人之外，没人觉得他有朝一日还能当上总统——而拜登对总统大位的执念和迷思已经变成了政坛广为流传的笑话。但正如康诺顿指出的那样：似乎很少有人留意到，拜登是一名天生的政治家，已在政界摸爬滚打四十余年，他对美国人想要的东西了如指掌，他对总统职位的渴望也远超众人之上。在他身上展示出某种林肯式的悲剧性力量——坚忍刚强、百折不挠——也是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必需的特质和动力。

值得一提的是，1991年至2008年间，先后担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主席的拜登在宾州威德恩大学法学院执教一门宪法学研讨课，很受学生欢迎，往往一座难求。为了不辜负学生期望，公务繁忙的拜登有时会从海外乘坐专机飞回位于特拉华州的威尔明顿分校授课。帕克在《下沉年代》中对金融大鳄及权贵政要极尽嘲讽，拜登这一件小事可算得上是例外，或许因为它代表了美国人一向秉持的传统价值观。在行将解体的当下，这种极具理想主义的价值观弥足珍贵。

在接受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著名节目主持人瑞秋·马丁（Rachel Martin）采访时，针对后者提出关于（美国）国运兴衰是否具有周期性这一问题，帕克认为从某些方面看，它的确具有周期性。最早的衰退出现在建国之后不久，第一代美国国父（Founding Fathers）去世之后，取而代之的是乌烟瘴气的党派之争，严重撕裂了美国社会。1860年代内战爆发说明美国民主共和制存在“先天不足”，1920年代经济大萧条宣告垄断资本主义是美国社会的“顽疾”，而2008年金融危机则进一步应验了这一论断——当然，这并不代表美国社会已无药可救。正如帕克在访谈结束时所说，“即使这个社会具有凝聚力的价值观已经丧失殆尽，但它并非漆黑一团——其光明之处在于它仍不乏生机活力和美好的梦想，就好像《下沉年代》中的人物屡遭挫折却永不言败。当我将目光从名流政要转向我身边的普通人时，心中仍充满了希望。”———借用伟人名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当此下沉年代，且看愈挫愈勇的拜登能否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