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销售旺地

【编者按】

本文选自《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这是文化史学者罗伯特·达恩顿的新作，以来自瑞士的图书销售代表让-弗朗索瓦·法瓦尔热环法旅行为主线，描述了当时法国图书贸易的各个环节。澎湃新闻经授权摘录其中一章，标题为编者所拟。

堆放在比利时列日省的这家书店门外的成包的图书。为了躲过国家的检查，法国的作家们经常在国外出书，然后将图书通过边界。

任何人从第戎旅行到贝赞松（96公里）和弗朗什-孔泰的其他地方，都知道景色变化是多么显著。草地取代了葡萄园，丘陵变成了高山，山谷两旁切成悬崖峭壁，幽深的谷底奔腾着湍急的溪流。我们想象不出法瓦尔热是如何穿越的，这不只是因为他没有描述过，而且他在离开第戎后，就完全停止写信了（他很快就会回到纳沙泰尔，可以就最后一段旅程进行口头汇报）。他的日志显示，他在去贝赞松的途中穿过多勒，然后就沿这条路越过汝拉高原到达蓬塔利耶（62公里），接着从那儿沿着塔威山谷向下，回到纳沙泰尔（58公里）。法瓦尔热孤身一人，骑着马，顶着冬天的头几场暴风雪，跨过道路崎岖的山口。

到达贝赞松后，他便进入了自己熟悉的地域。不仅是因为他以前在那里待过，而且因为该市的书商与汝拉山脉另一侧的纳沙泰尔供应商关系密切。贝赞松是一块图书消费的乐土。这里有读写能力的人口比率高，有一所高等法院以及其他几个法院，有总督府、众多行政管理机构、各种各样的文化和教育机构。根据1764年的调查报告，图书销售生意在这里谁都可以做。没有书商行会，从事这种贸易不需要官方批准。任何人都可以开店，甚至都不需要从学徒干起，只要警察许可就行。报告指出，结果这里就有了许多五花八门的图书经销商，他们受教育不够，缺乏资质。他们什么样的书都卖，包括很容易从瑞士弄到的禁书。到1781年，贝赞松有12家书商、4家书商兼印刷商上了《出版年鉴》，对一个有25,000人口的城市来说确实很多。

要了解贝赞松的图书市场，没有比夏尔-安托万·夏尔梅及其妻子的信件更好的资料了。夫妻俩夫唱妇随一起打拼，1783年丈夫过世后，妻子把生意接过来继续做。从1759年到1788年，他们与纳沙泰尔出版社一直保持着稳定的通信联系，共写了179封信，涉及大量生活细节，为我们了解外省书商提供了一份不可多得的可靠资料。

夏尔-安托万1735年12月8日生于一个书商世家。他的父亲是书商，弟弟让-菲利克斯是印刷商。根据1764年的报告，当时29岁的夏尔-安托万开的书店刚刚破产。五年后，他首次出现在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档案中时，他是家族企业“夏尔梅兄弟姐妹公司”的成员，向纳沙泰尔出版社的新印刷厂供应纸张和其他材料。“夏尔梅兄弟姐妹公司”也经营小规模的图书生意，自1771年年底，他们开始向纳沙泰尔出版社下订单，从梅西耶的《2440年》开始。到1773年10月，夏尔-安托万在市中心的圣皮埃尔街开了一家自己的书店。

夏尔梅的信偶尔提到其他的一些供应商，他们大都住在洛桑和日内瓦，但这些信表明他总是喜欢从纳沙泰尔出版社订货。1782年9月6日，他写道，“我们喜欢和你们出版社做所有生意，我们对你们出版社心怀感激和尊重。”纳沙泰尔出版社之所以博得他的感激，是因为有段时间他重病卧床不起，出版社同意延缓结清他的账目。就在那时他和出版社的董事们有了私交。他常常去纳沙泰尔和他们当面商谈订货，也安排货运路线，包括在蓬塔利耶附近边境的偷运行动。这种访问导致一种近似友谊的关系，可以从他写信的语气看出来。尽管信件保持了商业信函流行的有条不紊的风格，但是语气渐渐变得亲切热情。1777年3月7日，夏尔梅写信给当时在巴黎出差的奥斯特瓦尔德和博塞，仅仅是让他们放心，纳沙泰尔的一切都很好。他刚刚访问了出版社本部，他们的妻子身体健康，极其“亲切、礼貌和热情”地接待了他。

由于有这些密切的关系，夏尔梅的信件具有其他大多数书商的商函所缺乏的一个方面。它们不仅反映了他订购图书的情况，还反映了他订货所采取的策略——他在进货时评估市场并考虑不断变化的情况所采取的方式。他做生意的指导原则是谨慎。他虽然订过一些禁书，但是只要感觉到有一丝风险，他就会停手，而且他经营的书籍大部分都不是违禁的。对于新版书，订购前他会先尝试读一遍，以便预测什么是能吸引顾客的东西。无论何时，只要有可能，他都要先在他自己的顾客中进行预订，然后再向出版社订购，他很少大量订购某一种特定的书。“我把销售当作指南针，”他解释说，“我背离它是不可能没有危险的，这就是我不冒一丝风险的原因。”他在早期的信中把自己说成是“小零售商”，尽管法国政府1778年建立本地的书商行会后，他被选为最高官员（理事）。他规避风险，保守地估计市场需求，订购数量从不超过他认为能卖掉的数量。按照夏尔梅夫人（Mme Charmet）所说，他的订货策略是“图书品种要多，而每种图书的数量要少”。

对夏尔梅的订单逐月进行统计，就可以非常清晰地了解一个外省首府的图书需求情况。内克的《备忘录》（增补了《赞成与反对内克先生的著作全集》［Collection complète de tous les ouvrages pour et contre M.Necker］）和让利斯夫人的《戏剧》居于夏尔梅最常订购的书籍清单的榜首。随后就是一些从关于路易十五宫廷的毁谤性书籍中挑选的最受欢迎的书，尽管夏尔梅一般避免订购禁书。他喜欢哲学家观点温和的书籍：伏尔泰的《哲学通信》以及《理性的历史颂歌》（Eloge historique de la raison），此外还有卢梭的《忏悔录》。他甚至很热切地想订购梅西耶的《巴黎图景》和马蒙泰尔的《印加人》。克洛德-约瑟夫·多拉的轻体诗、戏剧和寓言在订单中也显得突出，此外还有雷纳尔的《哲学和政治史》。而夏尔梅的全部订单表明，对历史书籍、游记、几部小说和一些科学书籍的需求相当可观。

这种一般的模式在法国其他地方的大多数大书商的订单中都能发现，虽然对个别书籍的需求各家书店会有所不同。夏尔梅的例子不一般的地方，是他在下订单的时候，还对书籍和作者进行评论。他和许多书商一样，抓住机会利用读者对凡尔赛宫廷内部生活的好奇来牟利，尽管他不会冒险，也不想让他的书店充斥粗俗的毁谤书籍。1775年9月30日，他写道：“如果你们邮寄给我……两本八开版的《路易十五回忆录》，让我看看它是什么样的书，我将不甚感激。如果是本好书，并且有可能卖得好，我就订购100册。但是，如果它和《杜巴丽夫人轶事简编》（Précis de Mme du Barry）（有关路易十五的情妇的一种毁谤性传记）是一路货色，那订购12册就够了。”显然他觉得《路易十五回忆录》还不错，值得向他的读者推荐，因为当出版社未能及时把书发运给他时，他抱怨说：“我每天都因为《路易十五回忆录》被顾客吵得焦头烂额，这都怪我过早地跟他们提到这本书。”夏尔梅还认定《路易十五的私生活》是一本潜在的畅销书。但是这本书在出版商兼批发商一层需求就特别大，因此出版社无法充足供应。两周后，他们给他发了26册，但是他还要26册，抱怨说他的竞争对手已经从其他供应商那里弄到货了。缺货，出版社解释说，他们跟另一家出版商做过一笔交易，要按折扣价购买200册，但是此人违约了，为了赚快钱要留着自己卖。

贝赞松的来信还会告诉他们，什么作家最吸引当地读者，并在一定程度上告诉了他们这些作者的身份。在1780年代，除了伏尔泰和卢梭，还有三位作家尤其受欢迎：雷纳尔神父、米拉波伯爵和西蒙-尼古拉-亨利·兰盖。雷纳尔的《哲学和政治史》在1781年遭禁，而雷纳尔的逃亡和声名鹊起，也使他的书成了畅销书。米拉波的《论逮捕密札与国家监狱》强烈谴责国家权力的滥用，此书在纳沙泰尔由福什长子公司出版，在贝赞松特别受欢迎。米拉波就是从贝赞松附近的茹堡监狱逃出来，与一个老法官的妻子一起私奔的，也正是这件事激发了他的想象力。夏尔梅夫人于1782年接手生意时，她恳求出版社赶在秋季高等法院开幕式之前，把《论逮捕密札与国家监狱》和米拉波的色情著作、后来以《名门浪子》（Le Libertin de qualité）之名重印的《我的转变》（Ma Conversion）发运给她。兰盖的《巴士底狱回忆录》涉及类似的主题，在这个拥有大量律师的城市也同样受欢迎。兰盖是律师出身的论战记者，在贝赞松拥有许多读者。夏尔梅说《兰盖先生致法国外交大臣韦尔热讷伯爵先生的信》在1777年6月的市场上是最热门的书籍：“能花25（译者按：原文如此，疑是2.5）路易谋得一本的人就算很幸运了……有些曾经卖到4到5路易。”三年后，夏尔梅夫人确信，如果出版社能及时把《巴士底狱回忆录》运给她，她就能卖掉许多。她认为（她和她的已故丈夫一样，对市场需求的观察非常敏锐），卖得最好的是用“力量”（force）写的书，至少是在政治和时事的领域。她向出版社保证，杜尔哥（Turgot）的《遗作集》在1787年需求量大，就是因为“这本书是用力量和能量写的”。出于同样原因，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耶的书也卖得好——但不是他的所有书。他的《巴黎图景》吸引了大量读者，但《巴黎缩影》（Réduction de Paris）不行：“公众发现里面什么新东西都没有，对它不感兴趣，尽管用加工过的材料写的序言很有力。”

《法国大革命前夕的图书世界》，【美】罗伯特·达恩顿/著 高毅、高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2021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