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丁一读《堂斗》：“天地会”在纽约

1900年的纽约，正处在成为“世界首都”的前夜。一群“中国苦力”来到了纽约，在陌生的国土上力图保持中国人的尊严和生活。这群人身处两种文明交叉的边缘性位置，对美国人而言唐人街过于“东方”、诡谲和难以理解，但纽约包容了它，也改变了它，它也见证了纽约的成长。

美国华人的“双重边缘性”对理解《堂斗——纽约唐人街的金钱、罪恶与谋杀》（下文简称《堂斗》）十分重要。这种“双重”，一方面是近代中国在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现代化浪潮中的边缘性，另一方面则是十九世纪以来外来移民在以白人为主体的新教文化中的边缘性。

《堂斗》用实证的态度考察纽约唐人街暴力冲突的早期历史。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堂口”开始从旧金山的华人群体扩展到纽约，为争夺地盘和势力展开搏斗。“暴力”几乎成了唐人街的标签，堂口之间的斗争——“堂斗”——从二十世纪初一直持续到大萧条时代。作者苏思纲对纽约唐人街的“暴力”和“犯罪”进行了详实考察，“堂斗”体现了华人群体在美国社会中低下、被排斥、被挤压的无奈现实，唐人街和美国社会形成的强烈反差甚至对抗既源自于“排华主义”浪潮的恶果，也根植于传统乡土社会和现代都市文明的冲突。

《堂斗》主要讲述了 “安良堂”“协胜堂”和其他堂口之间发生冲突的曲折故事。商人李希龄（Tom Lee）领导的“联谊堂”（后为“安良堂”）是纽约最大的堂会，而李希龄游离在华人商界上层和坦慕尼协会（Tammany Hall，把持纽约市政的权势集团的组织）之间，他的形象正面而威严。另一位传奇人物、“协胜堂”堂主“素鸭”（Mock Duck）则不同，他依靠杀手和暴力试图获得主导唐人街的权力。随着“素鸭”主导“协胜堂”，李希龄的权势开始走下坡路，在纽约唐人街逐渐失去拥有绝对权威的地位。故事还有一个重要主角是纽约市政当局，警察局曾经由坦慕尼协会控制，镀金时代的政治腐败为唐人街的帮派横行提供了“制度支持”。随着进步主义改革运动在纽约吹响号角，进步党人也会击败坦慕尼协会、试图管理唐人街的犯罪和混乱，这种努力虽然往往受到掣肘、法院也很难依靠“证词”和“证据”做出公正裁决，但它成了结束“堂斗”的重要因素。

1913年左右的李希龄

1905年左右的素鸭

在美国历史宏大的篇章里，唐人街的故事并不特殊，外来移民如爱尔兰人、意大利人有着类似的贫苦移民、黑帮和腐败的故事，“因为多数美国人相信移民是美国贫困、犯罪和政治腐化的根源，威胁了美国社会制度的存在和发展。实际上社会问题不是美国城市化时期独有的弊端，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共有的痼疾”。（梁茂信：《1860—1920年外来移民对美国城市化的影响》，选自《美国移民史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74页。）

对中国人来说，“堂口”具有特殊的意义，它作为一种秘密会党的存在形式，浸染了一种民间的族群意识和自发动员。“天地会”从康熙时代的南方市镇兴起，跨越太平洋在北美大陆播散，到后来孙中山先生改组海外洪门、改堂为党、发起革命，直至1949年10月1日曾经执掌安良堂的司徒美堂作为华侨代表站在了天安门城楼上——“堂口”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打下了自己的烙印。“堂口”和“纽约”都有写不完的离奇故事，而那个时代的纽约唐人街刚好成为这两个世界边界的神奇交汇点。

二十世纪初纽约的城市图景几乎是拼接了整个人类主要群体的马赛克，初来乍到的华人加入了爱尔兰裔、英格兰裔、犹太裔、意大利裔、德裔和黑人的队伍中，在纽约最臭名昭著的街区挣扎谋生。统治阶层住在默里希尔（Murray Hill）和格拉梅西公园（Gramercy Park）的豪宅里，大量工人则挤在四坊（Fourth Ward）的廉租公寓、曼哈顿下城的东江（East River）码头和六坊的五分区，这里因酒馆、赌场、妓院和帮派斗争而声名狼藉。1886年远渡重洋的自由女神像被树立在哈德逊河口，纽约代表着美国向世界各地的“疲惫的人们”张开了怀抱。然而，纽约的唐人街却还没有共享到自由火炬下的荣光，华人显得过于“异质”，报纸上的评论者对华人充满“异国情调”的描写并不显得浪漫，背后是怀疑和惊异的注视，“那些叙述者们热衷于编织东方谜事与骇人诡计，以满足读者的想象与期待，而并不意呈现真实的历史”。对苏思纲而言，他既要面对美国社会对华人文化形象的夸张和歪曲，破除白人群体对唐人街“神秘感”背后的不信任和猜忌，也要面对华人群体对着一段并不光彩历史的刻意遗忘，“我也明白很多华裔美国人想要简单地忘记‘堂斗’，以图淡化公众对早期华埠居民的不堪记忆”（《堂斗》，第4页）。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从移民的背景中考察堂斗的历史意味着“堂斗”不仅仅是两帮地痞流氓之间的争狠斗恶，也反映了美国社会对华人作为移民群体应当享有的平等权利的褫夺。华人的身份成为苏思纲这个“美国学者”对他们进行观察的主要关注点：在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美国，身为一个住在唐人街的华人意味着什么？华人以“苦力”的身份进入美国，参与加利福尼亚的金矿挖掘和太平洋铁路建设，1869年太平洋铁路的竣工使得大批华工不得不另谋出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末，加州议会通过《排华法案》，排华的浪潮逐渐扩大，国会终于1882年5月通过了《排华法案》，禁止华工入境十年，这一政策延续了六十一年之久。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华盛顿州、俄勒冈州、怀俄明州、加州与西部其他州的暴徒开始袭击华人的商铺与家园。很多华人因此返回中国，而留下之人则向东进发，将目光投向中西部和东部的芝加哥、圣路易斯、费城、巴尔的摩、波士顿等大城市。华人的生活方式和美国人迥异，这加深了排华浪潮中对“黄祸”的恐惧，大肆渲染华人“不可同化”为美国人，比如他们过于节俭而不在乎居住条件、不说英语和参与政治等等都成为华人种族低劣、奴隶本性的“证据”，“一些报刊为了煽动起全民性的排华浪潮，或刊登漫画，或连载漫画，丑化华人形象，把华人描述为一张大厚嘴唇、头扎长辫、两目斜视、肤色脏黑的吸血鬼，调戏白人少女”。（梁茂信：《论19世纪后期美国对华移民政策》，《美国移民史新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82页）在这种极其不利的氛围中，美国华人群体的总数持续下降，既有的华人群体开始从西海岸走向纽约，纽约成为华人聚居的首选，“纽约市华人总数在19世纪最后十年增加了两倍，从两千多增至六千多，还不包括住在郊区和被漏查的华人”（《堂斗》，第37页）。

在美国华人的生产和生活离不开各种互助社团组织，社团分为三种类型：以血缘为主导的、以地域和同乡为主导的和以“结拜”主导的，最后一种则具有黑社会的犯罪性质，称之为“堂”。“堂口”起源于清代中国东南部的秘密社会组织——洪门，这种秘密组织源于南部中国对满清政权的不满，这个组织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号“天地会”。金庸小说《鹿鼎记》里对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描述道：“生平不识陈近南，便称英雄也枉然”。陈近南确有其人，据说他创立了天地会，所谓“忠义堂前无大小，百万兄弟尽姓洪”。天地会广布南部中国（主要支派有三合会、三点会），天地会与哥老会（云贵川多称袍哥，长江中游多称哥老会、洪江会、江湖会，江浙皖多称洪帮）一齐构成了秘密会党的两大流派。一般而言，它们都可统称为洪门、洪帮（红帮）。“天地会”在海外的“分舵”名号为“致公堂”，这是孙中山在旧金山宣传革命的核心力量，也就是后来的“致公党”。

苏思纲认为中国人的等级观念和家族观念使得这种组织形式在美国得以复活：

在中国，等级地位一直都很重要，在美华人本能地想要按照中国模式来重建熟悉的社区结构。人们强烈的等级意识需要一位族长的出现。他的工作包括建立权威、消除分歧、主持仪式、解决问题以及谋求公共福利。（《堂斗》，第17页）

某种意义上，来自广州地区的李希龄在纽约的唐人街承担了“族长”的角色，这个被称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唐人街最有权势的中国人，代表着华人“变成美国人”的努力。他于1878来到纽约，他比其他人更早地穿上了西式服装，并且把辫子塞进了礼帽，甚至娶了一个比他小十岁的白人老婆。李希龄被旧金山唐人街的最高管理机构“六大公司”（后改为“中国公所”）派往纽约，也得到了坦慕尼协会的认可。他就任了副治安官，成为纽约历史上第一个在政府机关任职的华人。当唐人街经营赌博、娼妓和鸦片的行业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兴起后，李希龄则成为沟通纽约腐败的市政和赌场老板之间的桥梁，为寻求谋生出路的华人打开方便之门，也填满了自己和警察们的钱包。坦慕尼协会对警察局的官职明码标价，唐人街经营酒楼、赌场、妓院的老板也期望警察对他们的违法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过由于语言不通，警察无法直接向他们收取保护费，“赌徒联盟近来约定，赌场每星期每番摊要交八美元，其中三分之一流入李希龄的口袋，其余交给警方，以防他们突击搜查……王福清估计，这一特权每年能给李希龄带来一万美元收入”（《堂斗》，第35页）。

排华主义对唐人街的影响是巨大的，这导致华人社区男女比例失调，城市空间受到压缩，正值发展的纽约虽然接纳了这些新来者，但是从衰退中迎来的经济增长却并未平等惠及唐人街。毫无疑问“堂斗”是犯罪和暴力冲突，三次堂斗表面上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琐事引发的，却是不同势力对日趋狭小的经济利益的争夺，原因在于被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的唐人街华人无法依赖法制、民主和“个人奋斗”来实现美国梦。当生存和安全都成为问题的时候，更遑论去习得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这成为美国社会攻击唐人街的口实。在缺少女性和家庭的单身汉社会中，华人在美国从事最辛苦的工作，却无法像正常人一样得到情感慰藉，“因此多沉湎于吞云吐雾的烟馆，呼卢喝雉的赌场，或是云朝雨幕的妓院之中，吸毒、赌博、嫖妓等陋习成为畸形社会里华侨消解乡愁和忘却劳累苦闷的‘良药’”（潮龙起：《危险的愉悦：早期美国华侨赌博问题研究（1850-1943）》，《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42页）。

在美国，堂口的活动范围是跨区域的，他们也密切关注着中国大陆的形势。纽约是堂口活动的重心，二十世纪初“协胜堂”和“安良堂”开始在美国各地发展分堂，并且建立正式的统筹机构，比如司徒美堂在1905年创立的“安良总堂”。这种跨区域的行动使得堂斗超出了一个城市，两个堂口往不同城市输送杀手、互相报复，持枪互射、埋藏炸药、白刃暗杀等等犯罪手段制造了不少令美国人惊异的屠戮，“随着各分堂的壮大，他们的行为越发独立。而星火一旦燎原，总堂便难以将其扑灭，终至局面彻底失控”（《堂斗》，第216页）。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第四场也是最后一次堂斗，由于在匹兹堡的安良堂年会上的派系斗争失败，部分安良堂人倒戈到协胜堂，最终引发了近十年的东部和中西部堂口的反复冲突。这种流血事件让美国报纸觉得华人野蛮、匪夷所思，常常为小事大打出手，并且没完没了，毫无法律观念。苏思纲则认为争斗的原因除了对经济利益和权力的争夺以外，往往也涉及亚洲社会的“面子”文化，中国人的这个观念高于法律。面子与荣誉、威望息息相关，为了保住面子，决不能忍气吞声，从而导致了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堂口也密切参与中国本土的各种政治运动，比如辛亥革命、抗日救亡。堂口领导人也热心公益慈善，对中国本土的饥荒进行筹款和救济，这为堂口最终转向保守型社团埋下了伏笔。

许多移民社区中都不乏犯罪现象，1904年有三百三十四名华人在纽约被逮捕，而相比之下，爱尔兰人被捕人数接近两千人，意大利人超过一万三千人，俄国人超过一万两千人，德国人超过一万一千人。这一年曼哈顿发生了六百多起命案，不过只有一个死于堂口冲突。但是唐人街的恶名远超其他族裔，甚至成为吸引猎奇者来这里旅游观光的卖点。

公开宣战的堂斗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不再存在，纽约唐人街的堂斗开始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视线。最重要的原因是华人的生存和居住模式开始改变，同时经济大萧条也打击了堂口的经济能力。华人不再都挤在勿街、披露街和包里街形成的三角区域，开始散居遍布在纽约各个区域。华人的餐厅和洗衣房也更多依靠白人主顾，这都让他们不再依赖堂口这种社团组织维系生活的条件。华人的生意越来越多依赖于非华人顾客的营生，他们跟随着顾客进入他们生活、工作的社区。尽管番摊和鸦片烟一直还在，在经济大萧条和警察的打击下，堂口也无意斗争。另一方面是政治局势的变化，政治改革措施让坦慕尼协会减少了对纽约政治的影响，市政的腐败被有效治理。可以看出堂斗消失的原因是多重的，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华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开始改变，暴力的犯罪成本过高也就逐渐消失了。新一代华人在美国本土出生，他们更乐于接受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以英语为母语，不愿意加入唐人街的派系斗争。就美国华人的群体感而言，抗日战争期间堂口对中国的援助激发起他们的团结，民族主义情结开始替代了底层社会里的秘密社会的观念，他们不再彼此分裂。

苏思纲笔下的堂口并不神秘，堂口的兄弟是一个个普普通通的人，他摒弃了那个时代美国社会对唐人街贴的“暴力”标签。城市报纸对堂口罪行进行了夸大和渲染，事实上参与堂口的人数仅仅是华人的一小部分，而且大多数人是为了生计所迫，也不参与暴力活动。苏思纲认为对华人根深蒂固的偏见塑造了唐人街的文化形象，美国的法律体系和华人的生活方式并不兼容，“白人的偏见，而不是任何事件，使纽约人将唐人街看作这座城市最让人头疼的麻烦之地。与其说华人有计划地让纽约所有法律机构都参与进来，不如说这些法律部门决心侵入华人的生活”（《堂斗》，第119页）。通过苏思纲的这本书可以窥见中国和美国在二十世纪初的交叉点上发生的宏大事件，他不仅仅描写了“天地会”跨越太平洋的传奇，更展示了纽约崛起前夜的浮世绘，亦让人惊叹华人在美国艰辛生存的旅途背后乃是一个古老文明和新兴文明在文化上的交流和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