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霍松林：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直心灵

2017年2月1日，陕西师范大学教授、古典文学研究专家霍松林先生于西安辞世，享年97岁。

霍松林先生1949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国杜甫研究会会长、陕西诗词学会会长、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中国韵文学会常务理事等职务。

霍松林在初中时即写出《卢沟桥战歌》《闻平型关大捷·喜赋》《惊闻南京沦陷·日寇屠城》等诸多忧时感事之作。在半个多世纪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生涯中，霍先生教书育人、著书立说。先后出版专著《文艺学概论》《文艺学简论》《唐宋诗文鉴赏举隅》《文艺散论》《白居易诗译析》《西厢述评》和他主编的《万首唐人绝句校注集评》等。

本文系霍松林学生邓小军教授于1999年霍松林八十大寿时撰写的《师门回忆》一文。 

霍松林先生

听松林师演讲唐诗

一九八一年夏天，霍松林先生路过重庆，为我们西南师范学院同学作了一次唐诗的演讲。

在此之前，我已经读过了霍先生的《文艺散论》《原诗校注》《说诗晬语校注》《滹南诗话校注》《瓯北诗话》校点等著作。霍先生诗学功力之深，识见之精，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虽然二十年过去了，但我至今还记得霍先生演讲的内容，是杜甫的《石壕吏》和贾岛的《寻隐者不遇》。印象最深的是，霍先生把唐诗含藏的象外之象，言外之意，层层打开，宛如在我们面前打开一座座宝藏，如数家珍，一件不漏。同时，把诗人的同情心自然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感染我们于无形之中。听霍先生演讲唐诗，使我十分佩服。这是后来松林师与我师徒缘分之缘起。

后来，听我们西师（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曹慕樊师、谭优学师说，霍先生和老师们座谈，特别提出不仅要为杜甫平反，而且要为韩愈平反。慕樊师、优学师也深为赞同。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思想解放运动方兴未艾，那种早春解冻般的清新感，已是今天的人们所难以体会到的。霍先生为韩愈平反的主张可以说是当时古典文学界的一股春风。

一九八二年春，我把自己的论文及诗词习作寄给霍先生，信中表示希望明年毕业时投考霍先生的研究生。并附赠诗一首：“先生讲学次渝州，满座清风暑意收。远影孤帆碧空尽，高山长在水长流。”霍先生很快赐覆，奖励备至，并说：“我很想收这个研究生”，但明年不收研究生，“你还是考别处的吧”，“以后我可能收博士研究生，到那时，希望你来考。”这封信给了我深深的感动，长远的鼓舞。

一九八二年，我投考到安徽师大中文系宛敏灝师、刘学锴师、余恕诚师门下作研究生，攻读唐宋文学。一九八五年，霍先生作为我的硕士论文评审人，对我的硕士论文《盛唐诗史述论稿》，给予了好评。

直到一九八七年五月，我到陕西师大参加博士生人学考试以后，始与松林师和师母胡主佑老师见面相识。这时，离初次听松林师讲唐诗，已经有七年的光阴了。

师徒合作著述，松林师把稿酬全给了学生

入学第二学期，松林师嘱咐我要写论文。在松林师指导下，我写成《论中国传统诗歌的文化精神》《论宋诗》两篇文稿，连同旧作《韩偓年谱》稿，呈松林师审订修改。松林师一一悉心修改后，由我们师徒二人联合署名发表。

《中国传统诗歌的文化精神》发表于《江海学刊》一九八九年第一期，《论宋诗》发表于《文史哲》一九八九年第二期，两篇论文都被当年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转载。《韩惺年谱》上、中、下三篇，连载于《陕西师大学报》一九八八年第三期，第四期，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后来，《论宋诗》为台湾学者张高评先生收人《宋诗综论丛编》（台湾丽文文化公司，一九九三年)，《论中国传统诗歌的文化精神》为香港学者李玉梅先生《陈寅恪之史学》所援引（香港三联书店，一九九七年，页四百四十九），《韩渥年谱》则为几所高校的研究生论文所援引。当这五篇论文发表后，松林师把稿酬全部给了我。

还记得，松林师恳切地对我说：“为学生修改文章是老师的责任，修改后的文章，著作权还是学生的。这几篇文章之所以联合署名，为的是早一点发表，为你以后独立发表文章扫清障碍。将来你出论文集时，就去掉我的名字。”松林师又说：“这些稿酬我都不要，你现在读书，家里有孩子，可以补贴家用。”松林师给予我的莫大帮助和温暖，使我如何可以忘记！

松林师在经费困难的条件下，支持我两赴河汾，考察王通遗迹

我的博士论文《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始于研究唐代文化的开端河汾之学与贞观之治。这是自宋代以来聚讼纷纭而未能解决的重大历史公案。一九五四年，陈寅恪先生在《论韩愈》中写道：“世传隋末王通讲学河汾，卒开唐代贞观之治，此固未必可信”，即是持存疑态度。但同时寅恪先生对王通深致仰慕，体现出极为敏锐的历史文化感受能力。一九八九年春，我自信在文献考证上，已经基本解决河汾之学与贞观之治这一历史公案。但是，当我读到《永乐大典》所录元《河津县总图记》《河津县志》，明万历《河津县志》及清光绪《山西通志》，记载山西河津县东北五十里黄颊山中文中子避乱隐居讲学之石洞尚存，文中子讲学洞“多断碑”，以及记载河津县南三十里通化村有文中子祠，心情不能平静。黄颊山碑刻是否至今尚有遗存？如果有，这些碑刻属于什么年代？碑文对于文献考证是否有确证或反证的价值？通化是否尚有关于王通的文物遗存？这些问题，在我心里反复往来。显然，我必须到河汾去，对王通遗迹作全面的实地考察。

当时我所在的陕西师大文学研究所，经费困难。为了邀请各地专家，举行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会，已经决定博士生们不外出访学，以节约开支。而我自己，又实在拿不出这笔钱。但是，当我不得不向松林师提出资助考察的请求时，松林师认为用实地考察支持文献考证十分必要，所以破例资助我两赴河汾，所获甚丰。

在松林师的支持下，一九八九年四月，我接连两次赴河汾考察王通遗迹。第一次，到达山西万荣县通化镇通化乡，即王通高弟薛收《隋故徵君文中子碣铭》及《文中子中说》等原始文献所记载的“龙门县万春乡”旧属河津县即隋龙门县。在通化乡，我访问了王通后人数家（当地父老乡亲言，王氏家谱是毁于土改。又言通化有其他族姓自明代迁来已蕃衍到几十户，而通化王通后人，自隋至今，一直是几户人家，既不蕃衍许多也不断灭，在当地称为异数），发现了王通后人家藏明万历时敬忍居所刻《中说》木版（在王通后裔老大家，全套木版堆满了一间房屋。“文化大革命”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中说》木版曾被县里没收，后退还，仅损失个别版片），考察了文中子祠（位于镇内街上，祠庙以及明清匾额犹存，大门前旧时立有敕碑：文武官员到此下马），文中子墓遗址（位于镇东北数里田野上，墓园已毁于“文化大革命”）。并且结识了当地热爱、传承王通之学的父老乡亲（他们的事迹令我感动）。

接着，我北上山西河津县张吴乡史家窑村，准备上山考察文中子讲学洞。该村位于吕梁山脉南段黄颊山下，正当白牛溪口。黄颊山、白牛溪之名称，自隋代沿用至今，并没有改变。其地理，亦与王通之弟王绩《游北山陚》所记“白牛溪里，岗峦四峙，信兹山之奥域，昔吾兄之所止”相合。白牛溪溪水清澈，妇女们在溪边浣洗。但是，村长吿诉我，文中子讲学洞在深山之中，当天回不来，山里荒无人烟，不能过夜，你不能去。还说，地、县领导都来过，想上去，都没能上去。就这样，第一次到黄颊山下，已经见到黄颊山、白牛溪，我却只好无功而返了。

返回西安后，我仍不死心。再一次向松林师请求资助考察。 松林师又一口答应，毫不犹豫。于是我得以第二次奔赴河汾。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我重返史家窑村，立即出资经村长请了当地一位史姓老农作向导为我带路。上山攀行十六里，到达文中子讲学洞。文中子讲学洞位于黄颊山里一座山峰的北面，东面深壑，壑东峰岩，壁立千仞，地望正与王绩《游北山赋》所述 “北岗之上，东岩之前，讲堂犹在，碑石宛然”相合。我一一考察了文中子讲学洞（洞本为一大岩穴，当面砌石为墙，中央拱石为门，遂为一大洞室。洞东二十米，尚有另一较小洞室。

当地父老乡亲言，抗日战争时期，文中子洞为国民党第二战区粮仓），讲学洞前及西南侧的文中子梯田（共有三处，已风化，但梯田及其垒石犹可辨认），文中子讲学洞明清摩崖石刻（明万历三年所刻，为年代最早），以及洞前大量的明清石碑遗存（这些石碑或立、或仆、或埋、或断，没于高可齐人的荒草之中。万历五年所刻，为年代最早）。两次考察的结果，是隋唐之际薛收、王绩等人的原始文献与元代方志、明清石刻、今存实地遗迹，构成了王通及其事迹真实性的颠扑不破的证明。简言之，实地考察证实了我的文献考证结论，而并无任何反证。

回顾两赴河汾考察王通遗迹，松林师在经费困难的条件下，给予我大力支持，我永远感激不尽。毫无疑问，如果没有松林师的充分理解和大力支持，就没有两赴河汾的实地考察， 我的研究成果和博士论文就将有极大的缺憾。 

读唐音阁诗增进对松林师的了解

读松林师的《唐音阁诗词集》，常使我增进对松林师的了解。在此仅举其中荦荦大端，略述一二。

《八百壮士颂》（一九三七年）：“‘中国不会亡’，歌声传四方。八百壮士守沪渎，七层楼上布严防。倭贼冲锋怒潮涌，壮士杀贼如杀羊。倭贼轰楼开万炮，壮士凭窗发神枪。倭贼凌空掷巨弹，壮士穿云射天狼。倭贼围困断给养，市民隔岸投干粮。倭贼纵火火焰张，壮士举旗旗飘扬。激战四昼夜，愈战愈坚强。热血洒尽不投降，以身许国何慨慷！堂堂壮士，壮士堂堂。四夷望汝正冠裳，中华赖汝扬国光。士气为之振，民气为之张。八百壮士作榜样，一曲颂歌传四方。颂歌传四方，‘中国不会亡！’”

此等诗史，无异为中国抗日战争之纪功碑，可以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松林师诗集中书抗日战争诸大篇，如《卢沟桥战歌》《哀平京，哭佟赵二将军》《闻平型关大捷，喜陚》《惊闻南京失陷，日寇屠城》《喜闻台儿庄大捷》，以及《欣闻日寇投降》，皆当做如是观也。松林师作《八百壮士颂》时，年才十六岁。

《读诗三百》十六首（一九四二年），第一首为《邶风，谷风》，起云：“游泳就其浅，方舟就其深。黾勉求有无，匍匐救凡民。”结云：“哀哀人间事，悠悠世上情。三复风人诗，泪下沾衣襟。”按《谷风》第四章：“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何有何无，黾勉求之。凡民有丧，匍匐救之。”松林师此诗，即是写《谷风》此一境界，及自己之感动与体认。记得昔年从曹慕樊师游，慕樊师尝言，《谷风》此章，发舒恻怛悲悯之情怀，写照人道之实践，乃是圣贤境界。先师曹慕樊先生是熊十力先生亲弟子，儒学、佛学、庄学和诗学学养精深，宜乎有此卓识。由松林师此诗，足见松林师对《谷风》此一境界体认之深切，亦足见松林师平生蕲向之高远。松林师作此诗时，年才二十一岁。

松林师之诗歌，写照了中国现代史的艰难历程，同时，亦反映了一位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直心灵。

松林师之诗歌，本自己之性情，合杜甫诗史之精神，与韩愈排奡之气韵为一体，而卓然自成一家。

松林师的学术气度

大雁塔畔，终南山下，从松林师游，三易春夏。多少往事，难以忘怀。我心里最深的印象，是松林师异乎寻常的学术气度。我的平时论文，或毕业论文，当批评处，松林师总是认真批评。但是，我的学术路子，有时逸出文学领域，或者不近当时风气，松林师则从不加以否定。相反，师总是给予相应的肯定，总是语重心长，以致久远为勉励。我体会到，在老师，学术的道路是多元的，可以并行不悖，学术的价值标准是超越当下的，是能传诸后世。能宽容不间的学术，并不容易。即此一端，已足见松林师学术气度之大。若无精深之学养，超迈之识见，又安能有此博大之气度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