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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失落的汉代灵州县

在汉代西北边疆的北地郡(约相当于今甘肃省庆阳市,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吴忠市),有一个叫做“灵州”的县。

在汉代西北边疆的北地郡(约相当于今甘肃省庆阳市,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吴忠市),有一个叫做“灵州”的县。这个名字颇有些浪漫的边陲小县,在汉代历史上也有过“高光”时刻。

东汉永初元年(公元107年),酒泉郡(今甘肃省酒泉市)羌民因不堪官府压迫,揭竿而起,引发整个凉州境内羌民响应。各部羌民在击溃朝廷派来的镇压大军后,推举先零羌首领滇零为皇帝,定都丁奚城,建立政权。这个丁奚城就在灵州县。一时间,灵州县成为羌人政权的核心。东汉朝廷对于凉州羌人束手无策,只能下令撤销包括北地郡在内的凉州诸郡,把官民内迁安置于今陕西省关中平原。

定都于丁奚城的羌人政权可谓东汉朝廷心头大患。此后,执掌朝政的邓太后调集大军,发誓攻取丁奚城。元初二年(公元115年),邓太后派遣六位二千石级别官员(相当于今天的部级官员),领军攻打丁奚城。结果六位官员相互掣肘,汉军先胜后败。六个二千石级别官员,战死五人,仅有一人逃脱。第二年,邓太后令堂弟邓遵亲自挂帅,率领朝廷精锐部队,另外请南匈奴单于出兵协助,终于攻破丁奚城,羌人皇帝零昌(滇零之子)出逃。此后直到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凉州各处的羌人部落陆续平定,这场历时近二十年的“羌乱”终告结束。

灵州这个边陲小县,因凉州羌乱“意外走红”,频频出现于东汉史籍。灵州另外一个“声名”获益于当地傅氏家族。这个因东汉汉阳太守傅燮而走上历史舞台的家族,在魏晋时期先后涌现出傅巽、傅瑕、傅畅、傅玄、傅咸、傅亮等名人。“北地郡灵州县”也伴随这些名人而名扬天下。

不过,随着东汉末年西北统治秩序的瓦解,朝廷不得不再次将北地郡内迁到关中平原。北地郡故地被羌胡占据,灵州县也随之撤销,逐渐尘封在历史长河之中。

汉代的灵州县究竟在哪里?宋代以来的志书讲到,汉代灵州县就是隋唐灵州(今宁夏自治区灵武市)。这个说法沿袭千年,已经成为定论。在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就把汉代灵州县标绘在今宁夏灵武市北。

《中国历史地图集》对汉代灵州县方位的标绘

《中国历史地图集》对汉代灵州县方位的标绘

我从2010年开始关注一份汉代出土文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这是一份抄写在竹简上的法律文献,上世纪80年代出土于湖北省荆州市张家山247号汉墓。什么是《秩律》?简单地说,这是一份记录汉朝各级官员工资级别的文书。这份文书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把汉朝管辖的所有县名抄写下来,用于标识各县长官的工资级别。当时官员工资以“某某石”的形式标注,前面提到的二千石级别官员,就表明这个官员的年薪是二千石粮食。当时这种工资级别叫“禄秩”,《秩律》因此得名。

《秩律》在罗列六百石级别县名时,出现了“灵州”(在第463号简),这引起了我的注意。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抄写于西汉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里面的县名是吕后初年朝廷管辖的。可这个时候,汉朝还没有控制到今宁夏自治区的灵武地区。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

今宁夏灵武市在先秦时代并不在华夏文明地域范围,一直是西北游牧民族活动的地区。秦始皇统一华夏后,对外开疆拓土,于公元前214年派大将蒙恬从游牧民族匈奴手中夺取了河套地区,才将今灵武市纳入秦朝版图。可惜好景不长,秦始皇死后,中原大乱。匈奴冒顿单于趁乱又把河套地区夺回去了。司马迁在《史记》里明确地讲,西汉初年汉朝与匈奴以“故塞”为界。这个“故塞”就是秦始皇出兵河套前,秦国跟匈奴的边界,也就是战国末年秦昭襄王修建的长城。至于河套地区纳入汉朝版图,要等到汉武帝时期了。吕后初年,汉朝根本控制不到今宁夏灵武市,怎么会管辖“灵州”?

其实,这个疑问并非我第一个发出。东汉班固编撰《汉书·地理志》,在北地郡灵州县下标注“惠帝四年置”。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周振鹤先生在上世纪80年就注意到这条记载。他质疑道,汉惠帝时期还控制不到今灵武市,《中国历史地图集》恐怕把汉代灵州县的位置画错了。

宋代志书把汉代灵州县与隋唐灵州联系起来,依据是什么呢?翻阅史籍,可以注意到唐代志书《括地志》的一条记载,“(灵州)在河渚之中,随水上下,未尝陷没,故号曰灵州”。这话看起来太熟悉。因为唐人颜师古在给《汉书·地理志》北地郡灵州县作注时称:“水中可居者曰州。此地在河之州,随水高下,未尝沦没,故号灵州。”这两段话完全一样。隋唐灵州与汉代灵州县得名方式一致,当然就是一个地方。

不过仔细想想,好像不太对劲。隋唐灵州的“州”,是一级政区通名,如同今天的“省”、“市”。这个州显然不是“水中之州”的意思。《括地志》用这段话解释隋唐灵州得名,可谓风马牛不相及。而且在其他唐代志书追溯灵州沿革时,也没提到跟汉代灵州县有啥关系。《元和郡县志》描述灵州沿革为“汉时为富平县之地”,明确讲隋唐灵州在汉代属于北地郡富平县,没提到灵州县。看来,应该是《括地志》搞错了。估计《括地志》的编撰者在编写灵州沿革时,看到社会上流传的汉代灵州县得名缘由,就拿来解释隋唐灵州得名了。但是他忘了,隋唐灵州的“州”,跟汉代灵州县的“州”不是一回事。不过,他这么一疏忽,就把后来人带到沟里去了。

问题又回到原点了。汉代灵州县究竟在哪里?其实,唐人自有说法。唐高宗太子李贤在给《后汉书》灵州县作注时称,汉代灵州县在唐代庆州马领县西北。《通典·州郡典》《太平寰宇记》也有相同的记载。唐代庆州马领县,即今天甘肃省庆阳市庆城县马岭镇。唐朝人这个说法非常明确,比宋代以后的说法应该更可信。

我们有没有可能把汉代灵州县方位再精确限定一下?

前面提到了,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和《汉书·地理志》班固注释表明,西汉初年朝廷设置了灵州县。这个灵州县一定在战国时代的秦昭襄王长城以内。根据几十年来的文物普查,秦昭襄王长城的走向非常明确,其在马岭镇西北的走向在今甘肃省庆阳市环县“城西川—环县城区—城东沟”一线,汉代灵州县应该就在今环县城区以南,庆城县马岭镇以北的环江河谷内。再进一步说,应该在今环县南部的曲子镇境内。因为今曲子镇以北在唐代属于方渠县(驻地即今环县城区),不属于马领县了。

翻翻《中国文物地图集·甘肃分册》中的环县文物图,可以发现在环江沿岸的曲子镇刘旗村正好有一座汉代古城遗址,被标注为汉代“方渠县故城”。不用多想,这个古城就是汉代灵州县了。

《中国文物地图集·甘肃分册》标绘的环县南部文物遗址分布(图中蓝色图标为汉代“方渠县故城”)

《中国文物地图集·甘肃分册》标绘的环县南部文物遗址分布(图中蓝色图标为汉代“方渠县故城”)

2019年初夏,实地踏寻汉代灵州县的机会来了。

2019年春,我参加了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以下简称北大文研院)的驻院访问项目。驻院期间,文研院筹划组织第三次西北考察活动。我受到邀请,参与此次考察。当我被拉入西北考察团微信群后,得知此次考察将前往甘肃省庆阳市,不禁心中暗喜。

我在微信群里提出,能否去环县看看?得到李孝聪、邓小南老师的支持,他们同意拿出一天时间去环县。之前只在文献、地图中看到的环县,终于有了触手可及的机会。

2019年6月19日北大文研院第三次西北考察终于成行,从北京南苑机场出发,于当日下午抵达庆阳市西峰机场。考察团一行随后前往庆阳市西峰区参观了庆阳市博物馆,之后又驱车赶往庆城县(隋唐庆州、明清庆阳府驻地),参观庆城县博物馆,并在庆城县过夜。第二天,我期盼已久的环县考察即将揭开。

考察团一行在庆阳市博物馆参观(从左至右:邓小南、李孝聪、李零、庆阳市博物馆馆长、我)

考察团一行在庆阳市博物馆参观(从左至右:邓小南、李孝聪、李零、庆阳市博物馆馆长、我)

6月20日,考察团一行在对庆阳老城进行简单参观后,即驱车前往环县。车队在庆城县文物工作人员引领下,沿着211国道向环县行驶。在途径马岭镇时,考察团下车参观马岭遗址。不过遗憾的是,这个曾经作为西汉北地郡郡治的县城,已经看不到汉唐遗存,仅残留有一段明代城墙。考察团成员李零先生不无遗憾地感叹,“实在没有什么可看的”。

考察团一行在庆城县马岭镇考察明代城墙遗迹

考察团一行在庆城县马岭镇考察明代城墙遗迹

在马岭镇,我们与前来接应的环县博物馆沈浩注先生会合,随后与陪同考察的庆城县文物部门工作人员告别,正式踏入环县境内。车队一行径直奔赴此次考察的重点—刘旗古城遗址。

临近中午,我们抵达环县曲子镇刘旗村。一下车便看到屹立在环江岸边的刘旗古城。刘旗古城位于环江和合道川的交汇处,地势极为险要。古城城墙轮廓非常清楚,甚至东西两城门的瓮城都清晰可见。考察团中有多位专业考古人员,大家随后在考古团员的带领下,对古城进行踏查。

对古城踏查后,大家逐渐产生疑问。按理说,这座兴建于汉代的古城,应该有丰富的汉代文化遗存。但是大家在古城内捡到很多陶片、瓦片,却没有一件是汉代的,年代最早的是唐代遗物。李孝聪老师凭借几十年古城遗址考察经验,也提出了怀疑。山地地区的秦汉古城一般修建在河谷中的河流冲积平原,而刘旗古城却选址在合道川、环江交汇处的崖岸台地。如此建城,显然是利用高亢的河岸崖面进行军事防御,这与唐宋时期军事堡寨的选址一致。结合种种迹象,团员一致认为,刘旗古城应该是一座唐宋时期的军事堡寨,不是一座汉代古城。

实地考察的结论令人大吃一惊。我连忙向随行的环县博物馆沈浩注先生询问,为何《中国文物地图集》会把这座古城标注为汉代古城。沈先生说,他们在此前的文物调查中,已经注意到这不是一座汉代古城,但是清代乾隆年间编修的《环县志》把刘旗古城称作汉代方渠县故城,他们基于《环县志》,仍然把刘旗古城标注为汉代“方渠县故城”。

刘旗古城俯瞰照片(左侧为环江,下方为合道川)

刘旗古城俯瞰照片(左侧为环江,下方为合道川)

听到这个解释,未免让人感到遗憾。明清时期的地方志多由当地乡绅牵头编撰,很多方志的质量很成问题,牵强附会的情况非常多见。仅仅根据地方志判定古城时代是不够的,还应该更多尊重考古调查的结论。显然,刘旗古城不是一座汉代古城,更不可能是汉代的灵州县。

被人寄予厚望的刘旗古城,最后竟然不是一座汉代古城,似乎汉代灵州县将继续笼罩在历史迷雾之中。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因为就在两小时前,发生了一件谁都不曾预料的事,给我们的考察带来了重大转机……

在结束对庆城县马岭镇的考察后,按照原定计划,我们将直接奔赴环县刘旗古城。环县博物馆的沈浩注先生开车在前面引路,带领我们行进在环县的211国道。当车队行驶到环县曲子镇驻地时,沈先生的引路车突然驶离211国道,开入曲子镇城区。紧随其后的我们深感疑惑,曲子镇并不在我们事先制定的考察计划之中。但是引路车已经驶入曲子镇,我们也只能跟随。

沈浩注先生的车在城区的路边停了下来,充满疑惑的考察团成员也随之下车。这时大家才注意到沈先生身边站着一位身材微胖的中年男子。沈先生向我们介绍,这位是环县二中(在曲子镇)的历史老师李建刚先生,他的父亲十几年前在曲子镇挖出一块瓦当,上面有文字,但是不能完全辨识,这次想借北大文研院各位专家来环县考察的机会,帮忙辨认瓦当文字。

这事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难题。因为考察团成员李零老师是著名古文字学家。李建刚先生从随身携带的一个塑料袋中掏出瓦当,考察团成员一拥而上,簇拥着李零老师,希望第一时间了解这块瓦当的时代和文字内容。

李零先生释读瓦当文字(瓦当下方为李建刚先生)

李零先生释读瓦当文字(瓦当下方为李建刚先生)

李零老师当场作出一个释文初稿,“永建五年,汉德泽弗□,北地县灵州,夷狄族,戎伐休”。考察结束后,我又请南京大学程少轩先生根据拍摄照片辨识瓦当文字,他在李零老师释文的基础上,把瓦当文字修订为“永建五年,汉德隆兴,复北地,县灵州,夷狄族,戎伐休”。

“永建五年”瓦当

“永建五年”瓦当

随着瓦当文字的成功释读,这块瓦当的“身世”也逐渐明晰。它把我们又拉回到两千年前那个血雨腥风的时代。元初三年(公元116年),东汉朝廷终于攻占丁奚城,北地郡境内反叛的羌人部落也陆续平定。朝廷恢复了对北地郡的控制,但是经历了十年的战乱,北地郡已经非常残破,朝廷并未将关中平原的北地郡官民迁回北地郡故地。永建元年(公元126年),凉州羌乱终于平定,但朝廷大臣们都认为,凉州诸郡在二十年的战乱中遭到严重破坏,已经没有恢复的必要。刚刚即位的汉顺帝对恢复凉州诸郡也缺乏信心。眼看凉州诸郡的放弃已成事实,尚书仆射虞诩于永建四年上书汉顺帝,力陈凉州诸郡对东汉边防的重要性。虞诩的上书终于促使汉顺帝下定决心,于是下诏恢复凉州诸郡,命令迁居关中平原的官民返回故地。

曲子镇发现的这块“永建五年”瓦当,正是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见证。其中“复北地,县灵州”讲的是朝廷恢复了北地郡,重新设置了灵州县。而“县灵州”的政治意义更为重大,因为灵州县正是凉州羌乱的政治中心—丁奚城—所在。朝廷恢复灵州县的设置,也是对剿灭羌人政权的重要纪念。

这块“永建五年”瓦当,应当是朝廷授意烧造,用于纪念永建五年恢复北地郡灵州县设置,用于灵州县官署建筑。那么这枚瓦当发现的地方,应该就是汉代灵州县驻地。考察团成员在李建刚先生的引领下,查看了当年发现瓦当的地点,就在今曲子镇城区内。我连忙向沈浩注先生询问,曲子镇是否有古城遗址?沈先生回答,曲子镇原来有南北两座古城遗址,当地原名“双城村”。不过,随着近十几年城区建设,两座古城已经毁坏殆尽,目前只有南城有几段城墙残存。随后,我们在沈先生的引领下,前往曲子镇城区保存最为完整的一段城墙考察,在城墙附近的居民院墙外,发现大量堆积的古代陶片、瓦片,经考察团考古专家辨认,为汉代遗物无疑。曲子古城地处环江冲积平原,符合秦汉古城选址特点,地面散见遗物以汉代为主,再加上出土了施用于灵州县官署的“永建五年”瓦当,毫无疑问就是汉代北地郡灵州县。这座失落了千余年的汉代县城,终于从历史迷雾中浮现出来。

考察团成员考察曲子镇残存南古城城墙

考察团成员考察曲子镇残存南古城城墙

考察团回到车上后,成员刘未先生在微信群里分享了上世纪60年代卫星拍摄的环江河谷照片。从照片可以清晰地看到,当时依然完整的曲子镇古城形制。遗憾的是,这两座古城并未标绘于《中国文物地图集》,也未在任何文物资料公布,只是在《中国文物地图集》有一段“曲子遗址”的简要介绍。若不是“永建五年”瓦当的意外发现,两座古城将彻底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1969年美国Corona卫星拍摄的曲子镇

1969年美国Corona卫星拍摄的曲子镇


曲子镇残存古城遗迹及瓦当发现地点示意图(北城为明代古城,南城为汉代古城)

曲子镇残存古城遗迹及瓦当发现地点示意图(北城为明代古城,南城为汉代古城)

“永建五年”瓦当以及曲子镇古城遗址的意外发现,可以说是考察团此次环县之行的最大收获。于我而言,它们验证了我之前对于汉代灵州县地处今环县曲子镇境内的判断。在考察团离开环县的路上,刘未先生开玩笑地对我说,“我们本来没有打算来环县,你提出要来环县。一到环县就有人抱着一块瓦当现身,验证了你文章的观点。是不是你事先跟环县当地人串通好了,给我们设了一个局?”此话一出,立刻引爆了车里的气氛,大家笑声一片。我之前当然对环县当地情况全然不知。但谁又能说,这不是上天为了酬劳我们这些苦苦追索古代城邑的学者,而设下的一个局呢?

考察结束,回到上海。我突然想起《汉书·地理志》记载朝廷在灵州县设置了两处马苑,用于饲养马匹。而《元和郡县志》也提到,马领县北境原来是汉朝牧马之地。我们的环县考察,只局限在环江河谷,河谷内都是农耕区,没见到任何放牧的痕迹。我微信联系沈浩注先生,询问目前环县是否还有畜牧业?沈先生回复,环县除了河谷地区,全部可用于放牧,当地的羊肉远近闻名,欢迎我们下次来品尝。沈先生还发来了几张环县放牧的照片。看到这些照片,我突然明白了,东汉朝廷为何会把大量羌人部落安置在灵州县,以及羌人为何定都于此。我似乎从照片中看到了两千年前放牧牛羊的羌人身影……

沈浩注先生发来的环县牧区照片

沈浩注先生发来的环县牧区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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