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者刘慈欣：主流文学的转型顺理成章

2016年11月29日上午，一身黑色西装的刘慈欣，站在了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门前。长安街上的车流依旧滚滚向前，而笼罩北方大地的霾还没有散去。

刘慈欣以前工作的地方，天空也是时常阴霾。娘子关发电站四面环山，距离最近的阳泉市有40分钟车程。运煤的大货车常常堵成一条长龙，坐两个小时火车才是往来市区的最佳选择。

北京的初冬本来另有一番景致，只是刘慈欣没有太多时间赏玩，他是来参加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的。2016年3月，已担任阳泉市作协副主席的刘慈欣，当选为山西省作协副主席，来过北京多次的他，第一次因自己的“文学行政职务”公出至此。

从2015年8月23日获得“雨果奖”算起，15个月过去了，中国科幻文学界的代表作家刘慈欣，已经变成了“身经百战”的媒体明星。在略带“外交辞令”的言谈里，他可能很难意识到，自己所呈现的矛盾与亮相人民大会堂的意义。

“主流文学的转型顺理成章”

“新秀作家”，你也许可以这样称呼53岁的刘慈欣。

如果说没有闯过中国作协代表大会码头的作家不叫“作家”，那么刘慈欣算是“刚刚出道”。纵然他之前早已名满天下，还拿到了科幻迷眼中神圣的“雨果奖”，但对于中国“主流文学界”来说，用处不大，“小时候胖不算胖”。

中国“当代文学”的起点，似乎可以从1949年“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召开算起。4年后诞生的中国作协，在今天依然具有一定的政治与人际的凝聚力惯性。不过，和作协成员一起开会、旅游、聚餐的刘慈欣却表示，跟他们“没什么共同语言”。

对于研究者和批评家给《三体》贴的“冷战朋克”“文革朋克”标签，戴的“乌托邦精神”高帽，刘慈欣也一概予以否认。

美国著名科幻作家厄休拉·勒奎恩在《纽约客》上撰文回忆：“60年代时，这个国家只有几百个科幻作家。我曾经把当时的‘美国科幻和奇幻作家大会’比作一群围成一圈的麝牛，臀部挤在一起，把角对准围过来的狼群—‘狼群’指的就是各学校英语系教师以及埃德蒙·威尔逊这样的人士。”如果把这番话置换成“中国版”，大概就是：为数不多的中国科幻作家围成一圈，“狼群”就是各个高校的中文系教师，以及那些名声在外的批评家。

刘慈欣在作代会的会议室里听了4天，内心形成的是这种印象：“当下的文学趋势害怕变化，被动接受现代的东西。”他举了30年代上海纺织女工的例子：“她们可以做头发，看电视，打电话，用电灯，是第一批接触现代化的普通人。”然而，那个年代的文学主题多是斗争、穷苦，“和现代化生活不沾边”。当代的情况如出一辙，一边是工业文明的飞速发展，一边是乡土小说的“自怜”和“自恋”。刘慈欣说：“主流文学的转型顺理成章。”

其实，上世纪30年代还是有穆时英、刘呐鸥这样迈着“狐步舞”的作家，描写大上海的光怪陆离。但对“新感觉派”和“都市小说”均没有什么涉猎的刘慈欣，兀自认为那个年代和现下的主流文学都是“超级自恋”，没有给其他文学形式留下什么创造空间。

“在主流文学中，由于人性超越一切的吸引力，太阳和其他星辰都是围绕地球转的。如果宇宙是撒哈拉沙漠，只有地球这一粒沙因其上附着的叫人的细菌而成一粒金沙，其余的整个沙漠都可以忽略其存在。”刘慈欣声称，科幻文学就是文学“再一次睁开眼睛的努力”，它让文学与宇宙重新联结起来，从而“超越自恋”。

他还表示，“主流文学”与“类型文学”的区别在于，主流文学创作者往往面对现实很焦虑，类型文学则重在享受生活。另外，“科幻本身已经成为我的现实的一部分：它是我最重要的乐趣，也是我的事业，并且我希望通过科幻文学有更好的收入”。

2005年的长篇小说《球状闪电》销量不错，刘慈欣也因此挣了从事科幻创作以来最多的一笔钱。在科幻作家董仁威的记述里，这笔钱没给刘慈欣带来多少欢乐，却让他增添了许多烦恼。“为这事，他恨上了编辑师傅，说起此事时还咬牙切齿的。编辑寄那么大一笔稿费，3万多元，悄悄给他打在卡上就行了，他偏偏要通过邮局寄到刘慈欣工作的单位上去。”

“刘慈欣工作单位的人都知道刘慈欣发财了……一股暗流在单位涌动，人们用怪怪的目光看着他，在食堂吃饭时说几句阴阳怪气祝刘工发财之类的话，摆几句‘人无外财不富，马无夜草不肥’的闲龙门阵……面对流言，他无处解释，也没有机会解释。领导又没找你谈话，群众又未当面指责你，找谁说理去？真窝囊！真憋气！”

“人努力生存，无关尊严”

一开始，刘慈欣走的还是“主流文学”的路子。从1978年天津老牌严肃文学杂志《新港》退回15岁的刘慈欣的科幻处女作，到53岁的刘慈欣主动将作品定义为“类型文学”这样的大众文化范畴，这其中既有时代和思潮的变化，又有划定“安全区域”的策略。当然，“主流文学”和刘慈欣作品从内涵到手法的区别，也是造成二者张力的原因所在。

对于当代作家来说，没有人能绕过90年代的大分裂。1992年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得从1949年延续下来的文学生产、流通、评价方式，以及作家的存在方式，通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文知识界对这一“现代化”的态度和文化想象，从80年代的积极乐观，几乎是猛然间跳跃到了痛苦和失望。

对于刘慈欣来说，这正是他所不满和不能理解的“被动”和“恐惧”。作为一名发电站的计算机工程师，他对现代化、工业文明的想象，和今天我们熟知的“工业党”一样，乐观、明朗，甚至带有50年代的理想主义色彩；他也坚信随着大灾难的到来，所有现存的价值都将一文不值。他甚至看不懂大量读者对《三体》的“让人绝望”的评价。

“这个误解很奇怪。《三体》最后，人类扩展到整个银河系，直到宇宙毁灭，如果按照文明的时间尺度来看，这是很乐观的一个结果了。”

刘慈欣也不像那些背负沉重使命感的主流作家。那些人面对大众文化时总要“三思而行”，而“三体热”和获得“雨果奖”本身就是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刘慈欣的长篇作品，常常是在出版社、杂志编辑等商业化的策划下创作。钱莉芳的《天意》火了，出版社鼓励他出了《球状闪电》，《球状闪电》卖得不错，便有了《三体》。

相对于主流文学对“灵魂需要”的关注，刘慈欣更以自己设定的“生存需要”而自豪。不惜任何代价地生存，是他作品的主人公一以贯之的特征；反之，那些固守道德意义的人，通常没什么光明结局。

小说中大灾难下的“生存需要”，这个足以粉碎和颠覆当下一切“不言自明”道德观的理念，确实提供了持续不断的“震惊体验”。但阅读体验是一回事，价值判断又是另一回事。当从生物繁衍、种族延续的角度来否定道德的作家，在人民大会堂遭遇坚持“人文精神”的作家，听起来已经极具戏剧性。

这种“对立”在文学史上倒也并非罕见。当年“人文精神大讨论”的两派—“躲避崇高”派与“以笔为旗”派，代表性人物“二王”王蒙、王朔，和“二张”张承志、张炜，恐怕也不乏在公开场合相见的机会。但来自一个工程师的“格格不入”，恐怕也是“前无古人”的了。

甚至在访谈中，刘慈欣有意地将作品中的情感、道德、政治等人文性的元素统统剥离，既否认了《地火》中对产业工人的尊重，也否认了《光荣与梦想》《混沌蝴蝶》《全频带阻塞干扰》中对第三世界、弱小民族的尊严的关注。“我对人不感兴趣。我研究他们仅仅是因为科幻小说必须写故事，编故事必须写人！”

为了便于理解，刘慈欣小说的主人公，甚至可以分为“生存需要”的认同派和反对派。这种“高概念”加“故事角色氛围”的模式，也是科幻黄金时代遗留的产物。刘慈欣承认自己年少时代的阅读，就是从这些“黄金时代”的科幻作品读起的。而上世纪70年代，借助后现代文学表现手法的“科幻新浪潮”文学，却没有得到刘慈欣的青睐。他认为“它削弱了科幻文学自身赖以存在的根基，来取得主流文学的认可，而主流文学也始终没有认可科幻文学的地位”。

然而，这种对“黄金时代”模式的追捧，也正好让科幻粉丝与科幻文学跌入“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的保守怪圈。不少科幻粉丝一直倾心于“讨论大概念问题、表现宇宙广阔无垠、激起头脑眩晕”的惊奇感小说—它既不像19世纪小说一样提供令人满意的背景、情节和大结局，又能“好读好把握”，而不是试验性十足的文学形式。

所以很大程度上，从1973年开始，拒绝了托马斯·品钦《万有引力之虹》的雨果奖和星云奖，已经是鼓励保守趣味的激励机制了。大学时期就写过科幻音乐剧的品钦，毕业后不久就写出了小说《熵》，将热力学定律运用到了社会观察和描述上；1973的《万有引力之虹》更是神秘繁复，包罗万象，全书由许多零散插曲和作者似是而非的议论构成，内容包括现代物理、火箭工程、高等数学、性心理学等，梦境一般的幻想中充满了扑朔迷离的交叉关系，有评论家说这本书简直是“借助神力完成”。不过结局是，那一年的雨果奖和星云奖，还是毫无悬念地颁发给了两位科幻界巨擘—艾萨克·阿西莫夫（《神们自己》）、阿瑟·克拉克（《与拉玛相会》）。

在“黄金时代”科幻潮流的暗中影响和企图获取市场的聪明选择之间，刘慈欣显然并不是一个“不识时务”的理想主义者。“在写《三体》前两部的时候，考虑到要吸引更多的读者，我曾经做了一些妥协……像第一部描写了‘文革’的故事；在第二部中，中国仍处于现在的社会体制。”他说。

“技术的奴役是一种进步”

刘慈欣不止一次宣称：“科学，我只对科学感兴趣！”他说，量子力学、生命进化的神奇和美，理论物理、数学的瑰异，是任何描写人性美的文学作品无法比拟的。科学大气磅礴，人性小气猥琐。他还说，对科学，特别是对理论物理的崇拜，对发掘科学中美的向往，对解开宇宙之谜的渴望，是他献身科幻事业的根本原因。

他称自己的小说为“思想实验”，这句话理应放在数学范畴的博弈论的框架下理解—他的小说充满概念与概念之间的矛盾冲突，以人物作为传声筒，通篇研究的是在各种不确定性条件下的获胜策略，比如囚徒困境、公地悲剧、反公地悲剧等等。

“宇宙社会学”也屡屡出现在刘慈欣的话语中，这是《三体2》中的设定：在人类当前的科技水平和社会状况下，从两条不证自明的基本公理（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出发，借由引入两个重要概念—猜疑链和技术爆炸，来建构一门关于描述当前宇宙社会大图景的学科。

这个想法虽然冠名“社会学”，实际上却和现存的社会学无关，是刘慈欣仿照数学理论创造出的个人意义上的“社会学”。社会学显然是无法从公理推导出来，再指导社会运作的。在他看来，高度数学化就可以精简地理解整个社会结构，只是大多数自然科学家对社会科学的美好想象罢了。

从科学研究到思想实验，再到宇宙社会学，刘慈欣在观念上走的是一条“控制论”之路。“控制论”是天才数学家诺伯特·维纳在1948年提出的，这一学说主要研究信息传递、系统动态平衡和信息反馈—一开始只是造造武器，后来渗透到了人文社科领域，学者们希望借此来研究社会和人类自身。“控制论”影响了二战后的全球局势，计算机技术正是从此一日千里，在美国发扬光大。1983年阿尔文·托夫勒访华时，将自己撰写的《第三次浪潮》送给了国内一系列要员，为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送来了“控制论”。

刘慈欣坦承自己是看过《第三次浪潮》的。这本书被一些人视为“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三本书”之一，它激发学者研究人类面对灾难时的反应，考察“地外文明”与人类之间的碰撞，最后解决这个社会和人类发展的难题。刘慈欣说：“我们普通大众，我们对那种灭顶之灾下的道德体系、价值体系，没有任何思想上的准备……我们不知道怎么办……我如果是人大代表的话，我的提案就是这样，肯定有一个大灾难的应对方式，可现在没有人考虑这个事。”在这一点上，他和战后不少美国科学家站到了一起。

“控制论”的潮流，带来的是信息计算和信息管理的时髦货。潜伏在“信息”下的，是飞速发展的技术。董仁威写道：“刘慈欣是一个对技术、对工业文化很崇拜的人，觉得那是一种很神圣和很精致、很严格和很大气的东西。”

“最大的危险是‘技术的停滞’，”刘慈欣毫不讳言，“在100年前或者更早一点如欧洲的中世纪，出生的婴儿只有一半能活下来，活下来的一半婴儿，只有一半能长到15岁以上……那个时代是被贫穷、死亡和战争奴役，与那个相比，我更愿意接受所谓技术的奴役，毕竟这是一种进步。”

“控制论”和“技术”统治下的人类社会，“自我”很容易成为一种错觉。这确实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之为人的伦理基础。但是，“控制论”很难“控制”缺乏内在稳定性的千变万化的社会组织，无法获取有效的数据，而观察者自身与社会现象的耦合，显然也会使结果千差万别；同样，技术也不是中性的，它也一样是文化和政治的工具，技术在任何特定情境中发挥的作用，总是带有文化的诠释性。

就像刘慈欣笔下的《圆圆的肥皂泡》，在分子技术发展的背后，是中国几代人对改造大西北的无私奉献；落后和贫瘠以及英雄主义精神在主人公身上，刻下了令人难以忘怀的纠缠和浪漫。然而，刘慈欣拒绝了类似的解读，相比有着文化研究视野的质疑者和评论者，他往往依然相信一个无法成立的模型和一种天然“纯洁”的技术。

看起来，他正在塑造一个和当代作家、当代科幻作家完全不同的个人形象—一个冷酷无情的、有着人类学家身份的、不得不使用故事来进行实验和探索的纯科学爱好者，至于文学（或许他宁愿称之为故事），只是微不足道的手段。

回过头来看，主流文学对科幻文学的“忽视”，往往并非“受害者”想象的那样，是居心叵测的压制或是轻视；相反，科幻文学自居于“类型文学”的自保心态和缺少文学性的重复性创作，以及企图另辟蹊径的优越感，才有可能是其无法跻身“主流文学”之列的原因。而主流文学本身面临的各种新老问题，以及对自然、社会科学的漠然，也令其面对新生事物的姿态不那么轻松。

刘慈欣与“主流文学”的矛盾和张力，归根结底，是知识结构和思想资源上的差异。对控制论和博弈论的热衷，对“纯”技术的支持和向往，以及带有浪漫色彩的乐观主义精神，无不证明他是一个来自“80年代”的理工科生。他给文学界带来了自然科学式的“陌生化”之后，显然也与其产生了“鸡同鸭讲”般的隔阂—而这种隔阂，自从科学革命以来便产生了—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命运，直至后现代的今天，再难弥合在一起。

在《诗云》和《时间移民》里，刘慈欣两次引用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一诗，他觉得这“和地球在太空中的境遇很像，是一种无边无际的孤独感”。2016年的冬季，身处茫茫雾霾城市里的刘慈欣，大概也是一样的感受。

聆听刘慈欣—

我尊重那些具有超凡力量的人

南风窗：你在2014年接受采访时，除了阿瑟·克拉克和奥威尔这样的“科幻作家”，还特别提到了王蒙的《青春万岁》，很少有作家对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十七年”文学（1949-1966）如此怀有感情，能具体谈谈你对这本小说的看法吗？这本书给你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刘慈欣：这部小说对我的影响确实十分大。首先跟我的年龄有关系，因为《青春万岁》从某种程度上说，是50年代的“青春文学”，和现在的“青春文学”不一样，有一种很单纯的理想主义。这些东西其实与科幻共通—都是很纯的理想主义，充满了50年代那种阳光感。这本书在80年代还拍过电影，我看了好几回，我以后的作品也受到这本书影响。不过王蒙对我的影响，就这一本书，他自己对这本书评价也不高。

南风窗：你童年或者少年的阅读，都是由哪些作品组成的？

刘慈欣：我们小时候谈不上阅读，“文革”时期，能看的书很少，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就那么几部，文学杂志也几乎没有，书的数量是很少的。80年代《第三次浪潮》《大趋势》都是看过的，现在看来，这些书的预言都是过时的。

南风窗：对大多数人来说青春是一个硝烟不断的叛逆时期。你做过的最危险的事情是什么？

刘慈欣：危险的事情肯定是有，像我们山西的煤矿，矿上的情况很危险，你在那些孩子们中间，会接触很多暴力的东西，但这并不是我所独有的，每个孩子都会面临这个问题，比如打群架。那会儿生活条件限制，很少有孩子能有玩具，都是自己制作，那些玩具都是相当危险的，那个时候流行制作火枪、弹弓，像这些东西男孩子都是随身携带的。

南风窗：你的青春期正好遇到此起彼伏的社会运动，对你造成过影响吗？你是否在作品中有意识地回应这些事件所提出的问题，还是出于“商业卖点”的考虑？

刘慈欣：首先我对“文革”也好，其他运动也好，都是毫无兴趣的。这是作品构思的需要，比如《三体》，我想要表现一个毫无人性的时代，那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文革”—现在人坏，顶多坑你点儿钱；那时候的人坏，一句话就要你的命。

南风窗：我们会在你的作品里发现对劳动者、特别是产业工人那种发自肺腑的尊重，请问这种情感和你的代际有关吗？还是和家庭关系更加密切，比如像《地火》所表现的那样？

刘慈欣： 《地火》的主题不是对产业工人的尊重。我尊重的是那些站在人类思想的前沿—科学家也好，艺术家、作家也好—那些具有超凡力量的人，比如军队的将领，或者精神性的领袖。至于劳动者……我把自己看作他们中的一员，他们的生活环境，那种劳累的工作环境，我是很同情的，希望能得到改善，但这和尊重不是一回事。我尊重的是普通人在极端环境里的献身精神和超人气概，像朝鲜战争中为了不暴露己方位置，在熊熊烈火中牺牲的邱少云，我很尊重。但他们不是普通人，他们既然已经做出了这些行为，他们就不是普通劳动者了。

南风窗：关于地外文明的假说，你的作品似乎没有跳出阿瑟·克拉克“动物园假说”和萨博哈根“死亡探测假说”的范畴，但有两篇是例外：《梦之海》《欢乐颂》，这两部小说中的高等文明都“为艺术而艺术”，留下高蹈绝唱，这是有意为之的“设定”上的突破吗？

刘慈欣： 我们潜意识常常认为，和我们打交道的外星文明一定是个实体，代表一个国家，一个城市。这个想法其实是人类自身状况的一个推演，并不符合真实情况。就像《路边野餐》，很可能外星文明对人类的行为，不再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而只是个体行为，个体力量非常强大，这是非常可能的。比如《梦之海》里，外星人就是一个个体，后面没有什么文明，他就是想来搞一个雕塑，冰雕，所以对个体行为的后果，他也没有设计。

南风窗：你的科幻小说，与主流文学有很大差异，甚至是“颠覆”，你承认“颠覆”这一点吗？

刘慈欣： 颠覆是算不上的，有一些是不同，但也有一些可以说是“回归”—比如人们为了生存努力拼搏，这是人类几百万年前就在做的事情—如果你愿意，把它称为“回归”也许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