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故宫出版社推出了记述故宫博物院第二任院长（1933—1952）、一代国学大师马衡传奇一生的著作《马衡年谱长编》（上中下）。
澎湃新闻获悉，该书以马衡个人档案为主要依据，官方档案、新闻报道和同时代人著述记录为重要补充，按年月完整、系统地梳理了马衡的生平事迹，同时汇集了近代诸多名流大家与马衡交往的逸事与评述，记录和总结了马衡生平经历、护宝功绩、治学思想、社会活动，是研究近代考古学、金石学、博物馆学、文化遗产保护以及故宫博物院院史的重要参考文献。
《马衡年谱长编》（上中下）书影
马衡（1881—1955），字叔平，浙江鄞县人。知名金石学家、考古学家、书法篆刻家、收藏家。曾任北京大学文学院国文系讲师、史学系教授兼研究所国学门导师、考古学研究室主任，清华国学研究院特别讲师，西泠印社社长，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兼故宫博物院古物馆副馆长，故宫博物院院长，北京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主持过燕下都遗址的发掘与抗日战争时期故宫博物院文物的南迁和回归。
该书作者马思猛系马衡先生的长孙，由马衡一手抚育成人，因而熟悉马衡一生中所涉的人与事，多年来致力于马衡生平和著作的整理与研究。《马衡年谱长编》主要内容包括马衡以下几个人生阶段：首先是青年时期取得的金石学成就。作者以马衡旧墨迹影印图和识文，展现了其从幼年至婚后十五载沪上寓公生涯，让读者感受到马衡刻苦自学经史，研究金石考古学的漫长历程。也介绍了马衡与西泠印社的渊源，作者马思猛据西泠印社史料回顾了马衡参与创建该社的早期活动。
不同人生时期的马衡
其次，马衡也是北京大学金石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北大校刊和同人日记等实录，记录了马衡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讲台上传授中国金石学的点点滴滴，一些经典论述至今仍在中国学术界回响。
马衡一生将许多精力投入到文物保护事业中，书中也收录了《古物保管委员会之工作汇报》档案，马思猛发掘了这部鲜为人知的马衡编辑而不留姓名的古物保管委员会工作档案记录，使一段守护国宝的尘封历史再现于世。
从1924年末至1952年，马衡和故宫结下了深厚的缘分，作者也以丰富详尽的史料见证了马衡守护故宫二十八年的风雨历程。其中马衡的日记、信札、报刊报道、档案材料多为年代久远、内容繁杂的草稿手稿，作者经过艰苦细致的查寻、识读、比对、点校，展现了马衡和全体故宫人典守国宝的故宫情，还以故宫博物院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台北“国史馆”的档案为据，逐一还原了故宫博物院当年的历史原貌，并在必要处加以注释和考证，令该书成为集编年、考证、注释于一体的全面叙述马衡生平及故宫博物院建院、文物南迁等早期历史大事件的作品。
《马衡年谱长编》插图
《马衡年谱长编》注重将马衡史实研究与时代变迁及交游相结合。马衡一生历经从晚清到北洋政府，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多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想文化等巨变，治学领域涉及考古、金石、文字、训诂、书画、篆刻、收藏、文物鉴定等十多个领域，且社会交往涉及中国近代史上百余位重要人物，其中包括王国维、蔡元培、蒋梦麟、钱玄同、沈士远、沈尹默、沈兼士、顾颉刚、徐悲鸿、易培基、胡适、于右任、陈万里、郭沫若、袁同礼、傅斯年、罗家伦、张元济、郑振铎、董作宾、容庚、曾昭燏、张静江、陈叔通、陈汉第、于省吾、启功、唐兰、朱家溍、王世襄、魏建功、陈梦家等。他们的日记、年谱、往来信札、电函、忆文、著述，以及同时期的新闻报道，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从各自的视角如实记录了以马衡为代表的一代文博人保护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劳苦与功绩，其史料价值弥足珍贵。
马衡的社会交往涉及中国近代史上百余位重要人物。1931年，吴瀛画山水，易培基行书成扇赠马衡为念。识文：“我来湖上及初春，不见楼中白帽人。剪取西湖一掬水，为君涤尽庾公尘。病来久不见康成，三字新经言绝伦。今日黄巾多胜事，不宁不扰且输金。太炎约履西湖及来俞楼，不见踪迹。作此调之。叔平吾兄正，易培基。”（故宫博物院收藏）
易培基行书成扇赠马衡
易培基行书成扇赠马衡
附：《马衡年谱长编》文摘
一、1927年10 月31 日，马衡署名“殷南”撰文《我所知道的王静安先生》。
我和王静安先生相识将近三十年，但是一向疏阔得很，直至民国五年，他从日本回国之后，我与他同时都住在上海，才有往来，并且过从甚密。后来我和他先后都到北京来，仍是时常见面，到现在也有十几年了。他平生的交游很少，而且沉默寡言，见了不甚相熟的朋友，是不愿意多说话的，所以有许多的人都以为他是个孤僻冷酷的人。但是其实不然，他对于熟人很爱谈天，不但是谈学问，尤其爱谈国内外的时事。他对于质疑问难的人，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偶尔遇到辩难的时候，他也不坚持他的主观的见解，有时也可以抛弃他的主张。真不失真正学者的态度。
他最初研究哲学，后来研究文学，最后乃致力于考古学。他所以研究考古学的原因，是完全因为材料见得多，引起他研究的兴味。他从戊戌年以后，和罗振玉总是在一起，从来没有离开过。罗是喜欢考古的，所以收藏的古器物碑版及各种书籍拓本非常之多，尤其是在那个时候，中国有几种考古学材料的大发见，如安阳之商朝甲骨，敦煌之汉魏简牍，千佛洞之唐宋典籍文书等。罗氏都首先见到。他处在这个时代和环境之中，那整理和研究的工作，他当然免不了参加的。于是这垦荒的事业就引起他特别的兴趣，到后来竟有很大的收获了。但这个环境也就不知不觉把他造成一个遗老。偏偏在去年秋天，既有长子之丧，又遭挚友之绝，愤世嫉俗，而有今日之自杀。这不但是人家替他扼腕惋惜，也是他自己深抱隐痛的一点。岂明君说他自杀的原因，是因为思想的冲突和精神的苦闷（《语丝》一三五期《闲话拾遗》第四十则），我以为是能真知王先生的。
他在考古学上的贡献，当然很多，但是最伟大的成绩，要算一篇《殷周制度论》，是他研究甲骨文学的大发明。他能不为纲常名教所囿，集合许多事实，以客观的态度判断之。即如他说：“大王之立王李也，文王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也，周公之继武王而摄政称王也，自殷制言之皆正也。”这种思想，岂能是卫道的遗老们所能有的？即是有这种思想，也是不敢写的。清朝多尔衮之娶顺治的母亲，遗老们因为礼教的关系一定替他讳言，其实自满洲风俗言之亦正也。我有次一和他谈这件事，他也首肯。所以我说他的辫子是形式的，而精神上却没有辫子。
他研究学问，常常循环的更换，他说：“研究一样东西，等到感觉沉闷的时候，就应该暂时搁开，作别样工作，等到过一些时，再拿起来去作，那时就可以得到新见解，新发明。否则单调的往一条路上走去，就会钻进牛角尖里去，永远钻不出来的。”照他这话看来，他是思想不受束缚而且生怕受束缚的人，不应该不发觉他一时的错误，既然发觉，而又为环境所压迫，不能轻易变更，这就是他隐痛所在。一到时机危迫的时候，他除死别无他法。你看他那身边的遗嘱，何尝有一个抬头空格的字？殉节的人岂是这样子的？
我说这一番话，有人或者以为我给王先生辩护，有人或者以为我厚诬王先生。但是这些我都不计，我是因为知道他的环境，知道他的背景，又听到他不便告人的话，所以根据事实，把他死的原因，略略记载了一点，并无丝毫褒贬的意思在里头，王先生有知，或者也以为知言吧！
二、1933年8月4日下午三时，马衡在上海“一品香”招待报界记者，报告本院自成立以来之组织及现状。
北平《世界日报》刊载先生报告原文如下:
本人今天得与诸位相见，甚觉荣幸，借此机会，并可将故宫各项情形，简单报告，俾各界可以稍明故宫内部大概。
第一，故宫博物院以往之简史。民国十三年十一月五日，溥仪退出故宫后，成立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十四年双十节，始成立本院。当时最大的任务，是点查散存各宫殿内之古物，点查工作， 除委员会人员外， 由北京政府各部院司法军警各界， 派员若干人，按日到会分组点查。此种工作，异常繁琐，时间经过二三年之久，方大致告竣。点查结果，由本院印行点查报告，公布于世，不幸中间几经政变，本院无日不在风雨飘揺中， 赖社会上爱护本院者多，幸能维持。至十七年国府统一南北，将本院组织法正式公布，本院之组织，分古物、文献、图书三馆， 秘书、总务二处，院有院长、副院长，馆有馆长、副馆长，处有处长， 惟其组织法有与其他机关不同者，则为理事会。院长、副院长， 须经理事会推举，而由国府任命之，此本院成立之经过及组织之经过情形也。
故宫博物院历史照片
第二，古物之南迁。本年春间， 日军进占榆关，热河不守， 华北危如累卵。本院古物，为数千年文化结晶，全国人士，均主暂时南移，以保安全，遂于二月间，将已装箱之物品由平运沪。先后五次，共计一万余箱。同时尚有附带运来属于内政部之古物陈列所， 属于北平市政府之颐和园等处之古物， 现均存于天主堂街四川路两处库房之中 。
第三，关于此开箱事，自古物运沪以来，忽忽半年有余，上海气候，不比北方干燥，行政院汪院长及本院各理事，对于此事，均非常注意。所以上次理事会开会时，议定特组故宫临时监察委员会，专门办理此事。委员系由行政院、军事委员会、中央研究院、上海市参事会、上海地方法院各派一人，本院派二人组织之， 成立之后，于上月二十六日开始查看，详情另请该会常务委员庄尚严君报告， 本人略述其经过如此。
故宫文物南迁时打包的文物箱
此外本人所欲报告者， 则为本院经济状况。
查本院办公费及薪体等项之低薄，恐怕在全国重要机关中，是数一数二的。民国十四五年时，经费月只二三千元，所以办事人一大半是尽义务的， 自十八年易院长就任后，始有正式预算，每月为二万一千元。但财政部也并不按照预算支会，每月多则五千，少则二千，有一时期，竟一文不给。所以计算财部历年积欠，已有五六十万之多，而本院则陷于艰难困苦之境。本人从前在院中，只担任学术上工作，不关行政方面之事，近来方稍知院中财政状况，每月办公费，职员生活维持费，及古物在沪库房租金，总须四万元上下。而财政部只拨院中预算的五成， 为一万零五百元， 然在此情况之下， 本院出版物及拓本等，尚有数百种之多，颇为社会上所欢迎，皆历年惨淡经营之成绩也。自本年起，每月收入，更形缩减， 闻自七月份起，财政部仅发六千余元，以之付给库房租金，尚嫌不敷，更何论其他。现在已编制新预算，呈请中央政治会议为特殊之救济，结果如何，尚无把握，希望各界人士，了解此情形，尽力援助，使中国数千年之文化结晶，不致流离失所，则本院幸甚! 中国幸甚!
最后马氏对记者谈故宫博物院之其他各问题，云:
( 一) 本院平时系每星期一、 四两日检查各储藏室各一次， 检查时除本院职员外，系会同中央银行所派代表共同检视，盖中央银行系当议定时由行政院所指定，而各储藏锁、钥亦系一存本院， 一存中央银行。 ( 二) 本院二十二年度预算，共计五万余元，业已呈请行政院审查， 本日( 星期三) 行政会议，如提出讨论，或可望通过。此项预算额，系北平办事经费在内。( 三) 张继夫人控易院长( 培基) 舞弊案， 本人前因不甚参与本院行政事宜， 亦未知究竟。但其间大概曾由于不明了本院详细组织情形，致因隔膜而生之误会。( 四) 易现已往北平， 在平准备移交手续， 并组织一移交委员会， 本人亦将于本月内赴平，俟与易院长晤谈后，即组织接收委员会，办理接收事宜。( 五) 在沪公开陈列之举，前虽有此动机，惟此事关系重大， 且无适当地点可资应用， 已作罢矣。( 六) 南方设立分院事宜，有主张多设者，有主张少设者，大概将来在首都设一分院，较为相近， 但须下月理事会议之决定。( 七) 外传有将本院字画向汇丰银行作押款之说，完全无稽话言，宁有已作押款，而字画仍存于本院库中之理云云。( 十日)
（北平《世界日报》1933 年8 月13 日）
三、1938年3月28日先生赴成都寻访安置故宫文物处所，应邀赴国立四川大学讲演。
孟秘书长报告：“现在我们趁着故宫博物院院长马叔平先生来蓉的机会，今天特请他来校讲演。马先生是国学大师，金石专家，本人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马先生即在任教授了，后来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以至现在还是马先生的院长，年来对故宫博物院整理得很好。现在尚能将所有古物，文献珍品保存无遗，尽都是马先生的功劳。现在就请马先生讲演了。”
马衡先生讲演：
今天得着这个机会，来到贵校讲演，非常荣幸；刚才主席所谈的话，又使我非常惭愧。前天张校长约我来贵校讲演抗战情形，不便推谢，所以今天才来到这里与诸位讲讲。
这次的抗战，我们是处于被侵略的地位，是我们国家民族存亡绝续之交，已到了生死的关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所以我们全民众都负有救亡的责任。所谓救亡，并不定要人人上前线，后方工作也是很多的意义，救亡的责任，在我们知识分子，固然没有人不明了的；可怜一般民众——尤其是最后方民众还有不知道的，这固然有关于交通与教育等等问题，但是知识分子对于宣传指导的工作恐怕还未能充分做到。
自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我便在南京（因为自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政府中人即预料北平不可守，所以故宫博物院便将重要文物于二十二年南迁，在南京设有分院），后来南京又紧急了，我又救护存京文物到武汉，后来又到重庆，现在又来到成都。现将八个月的时间，数千里路程，所见各地方的情形，大致说一说。在淞沪战争开始的时候，政府即下最后决心，准备抗战到底，所有中央各机关，把不必要的工作，暂时停止，并加上许多必要的工作；不重要的人员，暂时疏散；废止星期日例假，停止各种娱乐，常常在晚间赶办各种工作，因白日易遭空袭之故。南京如此，接近前线的地方如苏杭等处也是如此。后来我因任务关系到过一次长沙，见着当地情形与京、苏、杭三处均有不同。长沙还有人在大事祝寿，娱乐也很旺盛。
后到南京，正值政府下令移川，于是接洽交通运输等事，看见情形异常紧张。在第二次到武汉时，就与上次不同了。后到重庆时，情形更为松懈，其时广阳坝已经被炸，所以市内外忙于建筑防空壕，昼夜可闻轰炸山洞之声。但是问到轿夫、车夫，他们还是莫名其妙。现在成都的情形，更不像战时状态。可见距离前方愈远，民众对救亡的工作就愈不紧张。反过来看，东西南北各战区的民众受过切身痛苦，地方陷落以前，协助军队作战，地方陷落以后，就加入游击队，直接抗战。因为人人都是同仇敌忾，不能不于死里求生。
据我国空军侦察的报告，敌人虽占了我们许多地方，只不过沿铁路沿公路及各大城市，其余附近地方还是我们的正式军队及武装民众的游击队，与敌军苦斗。听说日本以三分之一的军队来侵略中国，其余三分之一的军队则用以对付苏俄。据报纸所载日本已把台湾、琉球、朝鲜、东四省的壮丁都征发出来作战，则其实力可想而知了。以少许兵力占领我们偌大的地方，所以占了南京，要想打通津浦路线，就不能不在各战场抽调精锐，来配备到津浦南北段。及至支持两三个月终于失败，又想用全力攻山西，想从风陵渡过河，来切断陇海路。后而这计划又失败，遂又攻津浦线，最近滕县一役，川军有壮烈的牺牲，津浦路又转危为安。在功亏一篑的时候，我们应当格外努力，使得敌人早日崩溃。我们要认清这次抗战所谓最后胜利的，决不是凭借兵力把一处处的失地取复过来，而是用我们的兵力支持抵抗，消耗他的实力，待他自己崩溃，一败而不可收拾。到那时候才是我们的最后胜利呢。
胜利的条件，固然很多，但是我们已经占有两个重大条件：第一，日本侵略中国，不是全民众的意思和力量，乃是少数军人而已，所以国内反战者甚多；中国向未统一，而在此抗战期间，忽然团结，在最高领袖领导下万众一心，灭此朝食。两相比较，孰胜孰败，就可决定了。第二，中日两国的资源都是不能不仰给于国外，这唯一的条件，就要靠国际间的信用了。中国自法币施行后，对外信用很好，日本则远不如我。所以日本近在华北伪组织下设一伪银行，想以伪币来吸收我国法币，去买外汇。我国政府看破他这毒计，将购买外汇的办法重行规定，使得他计无所施。结果他又遭失败了。由此两点，可以证明我方必得最后胜利。不过我们后方的民众，应知后方的责任，尤其是像四川这样的最后方。务将抗敌后援会工作深入民间，要多到偏僻地方去宣传，可使其效力比在城市还大。
此外再附带谈谈避空袭的经验，四川这地方海陆军是来不了的。所防的只是空军。空军即来了力量也有限，不必过于畏惧。八月初，南京警察局命各家均须作防空壕，并且在十五日以前便要完成，其时也有完成的，也有观望的。后来果然敌机的第一次袭击就是十五日，知道防空壕的效用，于是全城都建设起来了。避空袭的方法，最好是山洞，其次是铁筋洋灰的建筑。但是有洋灰而无铁筋的，也还是不可靠。有一次一弹投在中央大学女生宿舍，重二百五十公斤，其前面是大礼堂，墙壁炸坏了一部分，就是因为无铁筋之洋灰建筑。山洞与铁筋洋灰建筑都很费钱而不能速成，且平原地方无处可掘山洞。最经济的办法就是防空壕。有一次卫生署被炸，其时正在开会，除房屋汽车炸毁外，并未伤人。就是因为避入壕内缘故。他的好处是在地下，震动的力量较差，且碎片容易躲避。惟壕上的土不可太厚，太厚则易压下也可伤人。所以有许多人不是被炸死，而是被压死的。如果在空旷地方遇到空袭，应该马上散开。有一次，我由南京乘津浦车转陇海，平汉而至汉口，在陇海路上遇到空袭，火车乃立刻开出站台以外，乘客一齐下车，散在铁路两旁，并无什么掩蔽的东西，敌机连投四弹并用机枪扫射，结果毫无损伤，于此可见空袭威力也就是很有限的。今天没有什么重要的谈话，徒然把诸位的宝贵光阴耽误了许多，甚是抱歉。（《国立四川大学周刊》第六卷第廿四期，1938 年4 月4 日）
20世纪40年代马衡像
同日先生于川大讲演毕，方旭先生赠诗赞曰：“钧天一曲落人间，蜀客风诗未可删。百代英光萃清秘，几人好梦到琅环。黍苗周室空嗟叹，花草吴宫亦等闲。宝器不教沦异域，劳君跋涉万重山。”先生即回赠七律《答方鹤老》：劫余文物在人间，客里豪情已渐删。强寇即今成弩末，征人何日唱刀环。关河累我风尘老，诗酒输君岁月闲。多感殷勤珍护意，举杯相属看岷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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