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讲究吃，虽穷学生亦然；每所大学各个侧门附近的小饭馆，都是同学们多年以后相聚时的最佳谈资之一。考察民国留学生活史，饮食不可或缺，其实材料也最见丰富；2018年笔者即撰《君子近庖厨：民国留学生海外自炊录》，刊于3月31日《上海书评》，此后仍念兹在兹，发掘材料日多，甚至也更饶趣味，故现再从“合伙”“合作”三个方面继续谈谈，希望读者能够喜欢。
合伙自炊，味胜珍馐
一个人做饭，且不说读书时，即便参加工作后，也不是容易的事，好多小两口即便结婚或同居了，也多不乐意做饭，更何况孤身一人在外？故单独自炊并不多见，合伙做饭倒屡见之，且见出其中种种逸闻趣事。
在我看来，首先要讲的，应当是黄仲苏与陈登恪、李璜合伙自炊的故事。目前对黄仲苏介绍最准确最详尽的，当属张德龙主编的《上海高等教育系统教授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版，第122页）：“黄仲苏(1895-1975年)，华东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教授。安徽舒城人。1918年与李大钊等人组织中国少年学会。1952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1921年毕业于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文学院，1924年8月获法国巴黎大学文学硕土学位。曾任《少年中国》《少年世界》主编，武昌师范大学，南京东南大学，上海大夏大学和光华大学教授。建国后任光华大学教授，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文系资料室主任。从事世界文学史、英文现代散文写作等教学工作。著有《朗诵法》《近代法兰西文学大纲》《陈迹》《音乐之泪》等。”徐乃翔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词典》（第1卷，小说卷，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版，第206页）则介绍了他一些教学以外的履历：“（曾任）上海特别市政府秘书、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秘书、总务司编管科长等职。1931年出任墨尔本领事。”
上述介绍说他毕业于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文学院，恐非是。黃仲苏在1922年3月30日文章《我来法以后的学生生活》（《学生》1922年第9卷第7期）文章中说他从芝加哥大学转学巴黎大学不到三个月，则其抵法在是年初。他到巴黎大学注册读书是在2月1日：“我去见了巴黎大学文学科长吕罗先生Mr. Branot将美国伊利诺埃（今译伊利诺依）大学法文文学部主任，及支加哥大学法文文学部教员的绍介信送给他看，和他谈了半点钟，他询问美国大学学制极为细心，谈话的结果当即准许我加入巴黎大学研究院作正式学生（研究法国近代文学）。”详文意，则其在伊利诺依大学并未毕业就转学芝加哥大学，然后再转学巴黎大学，大约因为学习程度已经比较高了，可以直接进入研究院就读；如果已经毕业的话，不至于只携介绍信而不出示毕业文凭。而其就读芝加哥大学的经历，诸家都忽略了。
他的合炊生活，远缘于讨厌美国的“铜臭四布，鄙视异种”，喜欢“艺术化、大同化的巴黎”；近缘于“巴黎的城市生活，总还不能使我完全恰意，我嫌他太热闹，且饮食居住的费用也很费，所以于三月十三日搬到乡下居住。我住的所在，地名霞第绒（Chatillon）是巴黎近郊的一个镇市，每日每时间内皆有电车火车来往于城镇之间，交通可称极便。”更重要的是，他的朋友李璜及陈登恪都住在附近，而且他们租有厨房一小间，炉锅俱全，并备有瓦斯气管，煮饭烧菜均极便宜，并说李璜的“烹调手段极高”，这样“我们又要省钱而可以吃饱，于是我们便实行合组自炊”；伙食每人约用一百法郎，所有一切油盐菜米瓦斯及厨房的租金全算在内，确实便宜合算。其实他在美国已经开始合炊了：“我本来是不会弄菜的，去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曾经跟着几位同学偶尔学习学习，最初我只有跑行走买菜，洗碗切肉的职分，后来居然也能上灶弄几样菜。”如今来到法国还是没有“用武之地”，“但我却有个很好的机会跟着李君学弄川菜了”。
出席旧金山会议时之李璜 《北极阁》1947年第11期第1页
巴黎浪漫而少铜臭，他的另一个四川老友李劼人倒记录了一个发生在黄仲苏身上的实例：“比如在餐馆里吃了饮食，自己到柜上去报帐结钱；又如曾慕韩同黄仲苏由德国乘着头等车回法国，在路上被扒手将老曾的皮夹子扒去，连车票皆损失了，两个人仅仅剩了一百法郎，遇着验票的同他们开玩笑，而居然跑出一个法国工人，一个比利时的纨绔子弟，硬借了几百法郎给他们，连他们的姓名也不问。”（《李劼人说巴黎》，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09页）
可是，李璜在回忆录中，提到了自炊，却没有提到他。李璜也是他中国少年学会的同党，早在1919的2月5日即抵达法国开启留学生涯，适逢巴黎和会风潮与周太玄组织“巴黎通信社”向国内的上海《新闻报》等供稿，因此有“五四”运动发生源头之一的美誉。也因此学业有所耽搁，便先转赴巴黎近郊之南的蒙达尔尼（Montargis）一所农业学校（Ecole pratique d' Agriculture）习农学并休养身体，1920年2月底重上巴黎大学，并于1924年夏获“法国敎育部批准一个索尔朋（巴黎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期间为避老同学李石曾之“纠缠”（央其为“华法教育会”接送安置抵法的勤工俭学生，颇耽误学业，还被胡政之向他时任教育部次长的叔岳父王叔均“告了一状”），远避蒙白里叶一年，至1922年夏，因为大姐李琦来法学画，遂在巴黎拉丁区觅得一间当时尚不多见的内有浴室、自来水及烹饪设施的旅馆套房，当然租价要比一般的套间贵三分之一甚至一倍。如此好的自炊条件，以及其良好的家庭经济条件，自然是座客常满，“常客为徐悲鸿、蒋碧薇、陈登恪、周太玄、李劼人、陈洪、常玉诸爱好法国文艺的同学”，却没有同样不啻爱好，而且专修文艺的黄仲苏。关于他的家庭经济条件，他曾轻松而自豪地表示：“我家里按期与我汇款来法。其时法国佛朗便宜，一个大洋可以换得十五六个佛朗，而巴黎的学生生活，每月有四百至五百佛朗，便很可以过得下去了，合大洋不过四十元，令我甚为安心。”（《学钝室回忆录》第三章《留学法国的生活》【一九一九——一九二四】，香港《明报》月刊丛书1979年版，第57-73页）这样，如果我们相信黄仲苏的说辞，便算是为研究李璜、陈登恪提供了一则新史料。
跑去法国的黄仲修没有学会炒菜，只能继续洗碗，留在美国的潘楚基，倒是通过合炊，锻炼出有似黄仲苏笔下李璜的厨艺。其实，他的厨艺，也是“时势造英雄”的结果，因为经过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留学生工读不易，合伙做饭，也就可谓变相工读方式之一了：“以烧饭而言，则同学躬任之者实不少。就是最近调查，有六七组之多。占全人数总在三分之一（密西西比大学共有中国留学生八十人）以上矣。”这六七组人，当然包括了他自己：“弟等七人合炊，每两周内每人担任两天，所费时间较往饭馆吃饭时为少。伙食费用，因大量购买且熟悉市场情形之故，至为低廉。在去年上春每月五元即足，现时因物价稍涨，每月约六元余。而口味之佳美，数量之丰富，则较馆子中远胜之。弟现能烧菜六十余种，如清蒸鸡，红烧鸡，麻辣子鸡，回锅肉，八宝饭，醋溜牌骨，鳅鱼炒肉丝等均为弟之‘名菜’，非但中国同学尝之者有口皆碑，若干教授及美国人团体亦以得尝弟之‘Real Chinese Dish’为幸。”（《留美生活》，《复旦同学会会刊》1934年第3卷第5期，3-5页）能习成此等技艺，即便学业不成，饮食事业必成！
1921年暑期，因为囊中将罄而从巴黎“逃食”于柏林的徐悲鸿夫妇，不仅可以藉着德国马克的暴跌而苟延时日，更兼遇到使馆代办张允恺（字季才，前两广、两江总督张人骏四子）的特别关照，为他们租了一间带卧室和厨房（备有瓦斯炉）的画室。这样，八月间在巴黎成立的天狗会成员如常玉、孙佩苍、谢寿康等也陆续“逃德”时，特别是“谢寿康先生又一向喜欢烧饭做菜，他看中了我们的瓦斯炉，由他一建议，我们就此组织了小型伙食团，开始自己做饭吃。合伙的份子，就是谢先生、徐先生、孙佩苍、常玉两位先生和我，做饭烧菜由谢先生跟我两个人负责，徐先生孙先生洗碗打杂”。艺术家的脾性是不会安于合伙自炊的，所以“这伙食团没有维持多久也就解散了”。（《我与悲鸿：蒋碧微回忆录》，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72、76页）
画家徐悲鸿君留法时摄影 《学校生活》1930年第2期28页
在美国，留学生合伙做饭，实在是太正常的事。何廉先生1918年一到美国就被“上了一课”；当时他长沙雅礼学校的同学陈翰笙前来旧金山接船，并带他去柏克莱游玩：“我们到了陈先生和其他一些中国学生一起住着的房子，他们轮流做饭。唉，我尽管出生在寻常百姓家，却从未做过饭，我父亲也没有做过，这种活，断然是女人们干的。可是，在那里每个小伙子都得轮流做饭。”这一天恰恰轮到陈翰笙做饭，“他一边烧一边跟我们说话，结果把饭烧焦了。显然，他觉得十分尴尬，便向那几个中国学生表示歉意，说一切由他付钱”。（《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
如果当年朱湘肯像潘大逵在斯坦福大学那样住在华侨为中国学生创建的中国学生宿舍“中国学生会”，两人同住一间最好的庄房，月租亦不过八元，然后合伙自炊，每月十五到二十元即够，合起来每月八十元官费的一半都不到，可以大把钱寄回国接济妻儿，并且还可以学会一大本领，像潘大逵那样“成了川味名厨师，拿手好菜是回锅肉、红烧肉和炒面”，那后来回国总不至于活不下去，被迫跟长江里的鱼儿一起过活。（《风雨九十年：潘大逵回忆录》，成都出版社1992年版，第63-64页）
关德懋先生1931年从慕尼黑转学德累斯顿高等工业学校后，加入巴尔干学生会，帮他们翻译中文文件赚取稿费，再加上担任中文讲师的酬劳以及原有的留学公费和家里接济，总共不下三四百马克，便不再校内搭食，而与几位中国同学烧中国菜吃，“从此不再有‘营养不良’之虑了”。也留下了难得的德国留学生自炊史料，即使语焉不详。（沈云龙、张朋园《关德懋先生访问纪录》，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9页）
原广东文史馆副馆长魏中天对早年留日的自炊生活，大约是最为满意的，不仅当时即写成《自炊漫话：留日生活断片之一》刊于报章（《申报》1934年11月15日第17版），后来在回忆文章中也念兹在兹。他在《自炊漫话》中说他与同住一间下宿（宿舍）的三位早稻田大学同学决定合伙做饭，并正重其事地开了一个伙食会议并做出议决要案如下：（一）经费每人每月拿出九元，如不够再酌量增加；（二）四个人分为二组，每天由一组的人管理买菜，洗米，烧饭，洗碗筷等之工作；（三）午餐在上午十一时，晚餐在下午六时；（四）不能单买自己欢喜吃的菜。自炊一周后即写了这篇文章，也写到烹饪的一些趣事。比如曼波自吹在长沙时曾烧过九个月饭，能够烧得很好的菜，“可是事实告诉我们，她烧的菜最不好吃，常常把牛肉烧得像块布”。但无论如何比外间好吃多了，蹭饭者也就不少，包括后来著名影星王莹，她吃过之后大发感慨说：“我天天吃那不合口胃的日本菜，苦极了，我就天天感到身在异国，今晚吃了这菜，就感到好像是在国内了。”其实我们从他后来的回忆录知道，这曼波乃当时业已著名的女作家谢冰莹，也是他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的同学，当时化名谢彬与他同住于一间叫“中东野桃园馆”的学生宿里。还回忆了王莹来吃饭那天，“记得每人加菜2角，已经很丰富了，大家吃得十分开心”。价廉物美可能是开心的最大理由。他当时先撰稿为生，稿费每千字三元，而他们每月的伙食费才九月，也即三篇千字文即可吃一月，在今天都无法想象。（魏中天《我的留日生活的片断回忆》，《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留学生活》，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301-302页）
合作互助，共度食艰
合伙自炊，说起来挺美，其实还是有些“门坎”的，对比一下下述的合作共餐，就明白了。
秦西灿1947年赴美国西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经费非常有限，早餐在宿舍餐厅， 吃的是价格最低廉的每月预交全月餐费的、定量的“份饭”，没法多想。午餐为了省钱，他们组织了“午餐互助组”，也是每月预交全月餐费，但并不是合伙自炊，而是由同学轮流采购即食食品并负责餐前准备和餐后清洗整理等工作，这样比去餐厅吃更省钱也更省时，但每餐仍只吃一至两个“热狗”，再夹上几片生菜叶子，一杯咖啡，诚属“最便宜的午餐”。而有意味的是，参加该互助组的同学，有的是半工半读的，但是“也有的是上层社会家庭的子女，他们都很俭朴，以自食其力为荣”。（秦西灿《留美学习生活》，《山东文史资料选加》第33辑《留学生活》，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14-115页）
莫叶教授1947年秋由重庆交通大学派往美国华盛顿大学进修，则经历了由合作到自炊的过程，因为起初经济条件有限，只能住数人合住的每月十五美元的房间，伙食自然也是参加互助会，取菜及洗餐具均由自己动手，花费自然也较少。但美国式的伙食，主食是面包，外加土豆，副食只有咸、甜、酸三种味道，菜肴缺乏鲜味，不合胃口，将就到获得研究奖金特别是1950年春季获聘为华大数系教职，工资每月三百六十七美元，便开始住每月房租二十美元左右单人房间，当然也就开始用电炉做既好吃又便宜的米饭，但菜肴则基本是美国式的，如罐头食品，加上简单的蔬菜和鸡蛋，早餐则一般在附近商店吃一碟火腿煎蛋，喝点牛奶，因为绝大多数条件好点的房东都是不喜欢你做有油烟的菜的。（莫叶《学成为报国，游子爱故乡》，《山东文史资料选辑》第33辑《留学生活》，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第77-78页）
至于像闻一多这种太艺术家气质的留学生，仗着八十元的“高额”公费既不合炊也不合作，但因为钱多用来买书了，上不起馆子又不能忘怀乡味，乍办？“茶壶里煮饺子”可也：“在宿舍里用火酒炉煮水沏茶是常事。不喝茶还能成为中国人？有时候乘兴煮鸡蛋数枚，范围逐渐扩大，有一回竟煮起水饺。”但这种煮法，就像我们当年读研时在宿舍煮食时常引起管理人员干预甚至没收“作案”工具一样，也同样引起了美国管理人员的不满，好在美国胃容易被中国味“行贿”——“水饺煮熟之后送给他一碗尝尝，他吃得眉开眼笑，什么也没再说”。只是这种紧张之中，“一多曾经打翻过一只火酒炉，慌张中烧焦了他的一绺头发”，颇足解颐。（梁实秋《谈闻一多》，载《自由的我：民国文坛忆往》，岳麓书社2017年版，第168页）
同样是艺术家，林风眠和林文铮、李金发这三位更同是广东梅州人，虽然巴黎拉丁区的许多小饭店售卖定食也即“包饭”，通常一汤一鱼一点心，面包无限量供应，还有四分之一瓶的红葡萄酒供应，一餐只需三法郎七十五生丁，折合当时中国法币两角半钱，既方便又经济，但他们一方面仍嫌贵，另一方面又嫌不够味，“于是就烧火做饭。这样钱是省了一些，但时间又花去许多”。时间和钱都花不起时，“就啃干面包，洋葱加点盐就是菜了”。（郑重《林风眠传》，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25页）
雕刻家李金发君夫妇小影 《图画时报》1925年第271期第2页
为了迁就中国胃，另一个“茶壶里煮饺子”的代表人物是大名鼎鼎的董作宾先生。董作宾先生1946年应邀访美两年，工作地点在芝加哥大学。那时他早已是声名赫赫的“四堂”之一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研究员，回到中国即被评为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当然年龄也不小，已经五十岁，宜其不惯西餐尤其是美式西餐。所以钱存训教授1947年应芝加哥大学远东图书馆之聘前往整理中文藏书时，第一次跟董作宾先生在东方学院见面：“看他捧着一把茶壶，很是潇洒。他的办公室就在同楼的隔壁二三〇号。他早晨十点来此上班， 因吃不惯美国的饮食，午晚两餐都在办公室自己烧煮，晚间十时才回寓所休息。”钱先生虽然没有点明，但这茶壶显然是用来煮饺子的——光煮茶，如何生活？不煮饺子，又能煮啥？也是以董先生之尊，始可在办公室如此烹煮吧，不然也还是得像闻一多先生那样“俗贿”始可呢！（钱存训《留美杂忆：六十年来美国生活的回顾》，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27-28页）
有的留学生连最简单的自炊——烧壶茶剥只鸡蛋都不会，还要靠合作才有得吃，这可谓最低级但也是最有效的合作自炊了。比如夏鼐先生留英期间，与同学租住民房，按例提供早餐，午晚餐则在学校或校外餐厅解决。某天房东说感冒了不能起来做早餐，他们便自己弄，买了几块点心，烧了一壶茶，又吃几个鸡蛋。但煎鸡蛋时，可费周折了：“可怜的小陈不知道怎样击破生鸡卵，像击破熟鸡卵一样，以尖端往桌板上碰，我到底少时曾帮母亲的忙，到街上买酱油、醋，在厨房中击生鸡卵，有些经验，便告诉他截腰击碰。”于是“大功告成”！（《夏鼐日记》第二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87页，1937年1月2日）
这种在宿舍里几个室友合伙简单弄顿吃的，胡适在康奈尔大学留学期间也尝试过几回：
1911年2月4日：夜与同居诸君烹鸡煮面食之。
1911年8月20日：与魏、李诸君躬自作馔，烹鸡炙肉，大啖之。
1911年8月31日：上午，至王益其处，与同炊爨为午餐食之。（《胡适日记全编》第一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5、128、131页）
合雇女厨与太太主厨
晚近以来，中国留日学生最多，吃住的记录也最见丰富多彩——不仅有大量的华人开设的中餐馆——中华料理，也有不少日本人开的中餐馆，自炊与合伙自炊也是甚简便的事，《君子近庖厨：民国留学生海外自炊录》已有言及，至如“在东京的留学生，大都合四五个人，雇了一个日本女子，教她烹饪的方法，工资是非常便宜的，所以每月每人平均下来，只要十三四元，就可以吃较好的中国菜了”，则是罕有人道及的好材料，也真是好办法，笔者也是相信实有其事的。（寓公《日本留学生的膳食问题》，《摄影画报》1934年第10卷第9期，25页）日本近代以来是日渐强大了，特别是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之后。但这种强大是建立在人民痛苦之上的，特别是日本妇女，无论上海还是南洋，都有大量人从事饮食特别是风月服务，因为她们根本没有平等的人身和工作权利，舍此奚为？能为弱国留学生充厨役挣点小钱也是不错的机会，甚至能嫁给中国留学生，同样是不错的选择，毕竟能留学者都不是一般人；后面一节，笔者将另有专文述之。
但是，在欧美，除了工读给洋人帮厨，哪有女厨的份？太太或女生充厨妇倒时见。笔者前文已有述，再举数例，为首者，非赵元任夫人杨步伟莫属，昔人所述已多，她自己也多有述，兹仅聊举一例。1934年底，浦薛凤参加完太平洋会议之后，欲重游哈佛，并约上了时在美国的吴文藻，并请胡适之代订了房间。抵达之后，发现蒋梦麟也在，这般大人物，自然是赵家所欢迎的，故“常同至元任先生家中进膳”，当然少不了盛赞“赵太太本好客， 新近以英文撰一中菜谱， 详述如何烹调， 闻不久即可出版。故大家谓得在作家兼专家寓中吃饭真是口福太好”。（《浦薛凤回忆录·中》，黄山书社2009年版，第278-279页）
在欧洲，翩翩佳公子徐志摩1920年从美国转学英伦，他的太太张幼仪也前来团聚，事实上等于服侍，每天给他烧上海菜吃；当然石硖首富之子租的房子大，但此时已心属林徽因，为避免“大眼瞪小眼地独处”，故太太味道也需要“加料”才行了，便又让出书房邀请郭虞裳入住共享；相信也还有不少其他留学生共享过张幼仪的太太味道吧。（张邦梅《小脚与西服》，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128页）
夏鼐留学英伦的日记中，多次写到太太口味。如1935年9月11 日与谭季甫到 Kemley Road（肯布尔路）周建北处打桥牌，玩到十二点多，又适逢曾宪朴来，便在周的租屋内合伙做饭吃，“听说5个人只费三四先令，真懊悔自己从前不曾学些烹饪，既省钱又合胃口”。而“闻其妻子将于后天来英作伴，租了二间房子，一共只25先令”，将有更好的太太味道可吃，更生羡慕！而有多便宜呢？看看他9月27日与陈凤书、谭季甫兄妹、周建北夫妇（周妇23日抵英）、曾昭燏七人在著名的顺东楼吃中国菜，一共用了三十五先令，人均五先令，较之自炊人均不足一先令，便宜程度显而易见。（《夏鼐日记》第一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59、368页）
夏鼐日记中所见另一位在英国大发太太味道感慨的是后来曾任中央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山东省教育厅长的李泰华。1936年11月15日，他和夏鼐等在吴金鼎处吃完晚饭并谈到十一点出来后，大发“谬论”说“留英同学的太太中，似乎没有一个能够烧好菜；他说将来返国后，一定要提倡女子非注意烹饪不可”。（《夏鼐日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70页）吴金鼎是李济先生的高足，1930年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后进入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参与过安阳殷墟等的发掘，1933接受山东省政府公派留学英国，他们1936年聚餐时已是三十五岁“高龄”，携有太太并司烹饪是可能的，这样李泰华的言论也才算有的放矢吧。（《李金鼎先生传略》，《中国考古学报》1949年第4册，第1-5页）
而从吴金鼎的老师李济先生1936年底应邀赴英讲学，1937年1月20日抵达伦敦，租住皇家丘陵（Royal Mount，大理石拱门附近）每星期房租三个半先令（电费、饭费除外）带小灶房的公寓，“每天中餐由吴太太来做，晚餐曾女士来做”，这吴太太，当即吴金鼎的夫人了——先生有事，弟子（夫人）服其劳，宜也。日记中也多有提到的“吴君夫妇”，显指吴金鼎夫人；如1937年1月23日：“约了李先生，及吴君夫妇、向觉明、曾昭燏等，到北平楼聚餐。”李济的哲嗣李光谟在《从清华园到史语所：李济治学生涯琐记》（修订本）（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05页）说李济此次赴英讲学，吴金鼎、夏鼐、曾昭燏“这几位学生和朋友当时在伦敦都与李济过从甚密”，还特别指出吴金鼎1933年赴英国念博士是“偕夫人王介忱同去”。
1937年4月2日，日记又写到：“偕李先生至大学学院，与格兰维尔教授晤谈，纵览博物院中之陈列品……返皇家丘陵，自称为螺丝精的俞女士来做饭。”这俞女士，当为俞大絪，俞大维的妹妹，曾昭抡的夫人，也是曾昭燏的嫂子。（《夏鼐日记》第二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0、99、102页）熟悉中国民间文艺的，其自称螺丝精，当关于做饭也。而藉由李济先生的讲学因缘所形成的一个临时的组合太太厨房（不是某一位太太主厨），更是别有风味了。而在这间临时组合太太厨房里，李泰华似乎无由尝味，宜其大发感慨了。
其实，更具螺丝精特质，也更有太太味道的，是俞大絪的茶余饭后的“健谈”：她说，有一次在德国，数人一同游湖，有人套《儒林外史》的句法，说“赵元任雍容大雅”，“徐志摩文采风流”，“陈寅恪呆头呆脑”，“罗志希怪模怪样”。又说，俞大维有一次请客，陈寅恪央求排座位的人不要将他排在女人旁边；毛子水留十余年，还是满口乡音，人家送他唐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又说，曾昭抡为中大三怪之一，在北大教书时，上课都是步行，被门口的洋车夫上一绰号叫“跑大爷”；皮袍放在实验室抽屉里，被酸素蚀剥去一大块；走路时看见石子总是用脚踢，有人看见他由北大一路踢石子，踢到家中；替中英庚款出题，题目纸用火漆封好，委员会在离其家不远的同一条街上，他仍强迫家人送到邮局去寄，还要挂号保险；下雨时，雨衣挂在手上，雨伞挥着玩。又说，陈衡哲自负为女界领袖，要人家称她为“陈女士”，而不高兴被称为“任太太”。但她是一个顶讨厌的人，有人说是被胡适之Spoilt[宠坏]，时常对人家说胡适之如不讨江冬秀这个太太，早已做[驻]美国公使去了；有一次她与自己的亲姊妹余上沅太太闲谈说胡太太是三等太太，余太太问如我自己这样的太太当入何等，陈答当列入四等，两姊妹自此反目。她还讥询[余太太]你丈夫吃谁的饭，余上沅因之辞去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的职务；在四川时以《两云记》被四川人大骂，出小册子说她想给胡适之做姨太太，而胡不要；陈自谓训练小孩子的办法甚佳，谓四川的老妈子都是贼，打扫房屋时，派小孩子在旁边监视着，小孩子身边都带着钥匙，打扫完毕便锁上房门。又说：吴文藻的前途都被谢冰心弄坏了，一生只能在大学教书而已。（《夏鼐日记》第二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页）真是活色生香，涎液流干！
前面说到柏林使馆代办（大使颜惠庆因故回国）张季才，因为是家世富有的世家公子，在柏林排场甚大，携有一妻一妾及一儿一女，太太又善调汤羹，自然是座客常满：“那时候常到张家去的一些朋友，有朱骝先夫妇，黄伯樵夫妇，孟心如夫妇，有一时期还有黄膺白夫妇，以及胡世泽（时任使馆二等秘书）、谭伯羽、沈怡、曾垂祺、杨度先生的两位公子杨公庶、杨公召等诸先生。”（《我与悲鸿：蒋碧微回忆录》，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72、76页）这等太太味道，只有少数留学生可尝，洵非常格。至于“薛（仙舟）先生爱国好学，自奉甚俭，携他的甥女韦增瑛女士留学，常自购蔬，借房东厨房自烹”（《蔡元培自述》，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53页），亦非常格。
1945年11月，何炳棣以当年庚款留学考试第一名成绩（高出他西南联大同学杨振宁十分）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1946年12月，妻子邵景洛自上海来伴，“太太味道”从此开始，并留下不少佳话。首先邵景洛即出身邵兴名门并已获西南联大教职，她的父亲邵文镕与邵力子同族，早年在北海道札幌学习铁路工程，曾任沪杭甬铁路工程师，后在苏北东台经营棉业，与鲁迅为生死之交；她的大姐邵景渊也是清华的毕业身兼教员，大姐夫王遵明同样毕业于清华，后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二姐邵景濂留学日本的国画家；妹妹邵景渭也是西南联大毕业，真是书香名门，且家境殷实。何炳棣家族当然也不简单，他的堂兄何炳松先生是家族第一个留美归国者，长期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协理和暨南大学校长，堂侄何德奎先生曾跟蒋廷黻先生一道被选为中国留美学生驻美京代表，后任英美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华总办”，抗战胜利后任上海市副市长。特别是在吃的方面，可能比邵景洛更讲究，因为他是父亲四十八岁时才生的独子，自幼受宠，六岁时就出席达官贵人的聚会，不仅要他去品菜，而且让他去入席，入那种场面，入那一道道菜里含蕴的历史与文化。这种讲究，体现在他1986年回故里的演讲中，他下榻金华国贸宾馆，对大厨们拿出看家本领做的菜一一点评，入木三分：比如说金华汤包佐料怎么可用姜末？一定要用醋加姜丝，而且要顺着姜纹横切的姜丝；认为由火腿、宣莲、蜜枣组成的蜜汁火方是金华火腿菜之绝品……（方竟成《聆听何炳棣》，《江南》2012年第6期）以这种出身背景，邵景洛的太太味道绝不会差。1947年春，访美的王信忠教授回清华，把一百零七街三百一十二号起居室和厨房、浴室齐备的公寓让给他们后，他们便在这里接待了不少过往同学朋友，特别是这年夏天杨振宁与李志伟等四位同学从芝加哥大学来访，许景洛精心准备之际，李志伟一进门即大嚷：“杨振宁这小子，一到芝加哥就打听诺贝尔奖金怎样申请。”最为席前佳话。后来清华老友陆家驹、王原真夫妇也来纽约读学位，更过起了四人合炊的“幸福生活”。（何炳棣《读史阅世六十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207页）
自炊好，合炊更好，有留学生还因为找不到合炊伙伴而大感慨呢：
到了美国有中国同学告诉我一句很幽默的话：“我们中国学生到美国来别的事没有学会之前，对于煮饭的本领却大多数必定学会了回去。”我听了，觉得非常好笑，以为完全是一句笑话。后来渐渐觉到自煮饭的中国同学很多，尤其是几个合住在一起的，大可合作一下。因为自己煮饭非但省钱（平日每人至少要八角钱一天，而自己煮则平均约四角钱而已合胃口。久在异乡，天天面包山茹吃腻了，对于中国饭非常思慕，于是我在到美国两个月后也学煮饭了。
……
可是只有我一个中国人，无人合作未免单调而且费时，所以朝上与中午还是以吐司、牛乳、麦片等过活，取其简便迅速，到了晚上，舒舒服服来试煮中国饭……现在的女学生也有许多不知道怎样煮饭，且以煮饭为耻，真是教育的大失败。（张文昌《学煮饭》，《青年周报》1938年第3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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