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203档案”：中国福利会英文历史档案首次整理公开

尘封的历史资料

“203档案”是中国福利会英文历史档案的简称，现存于上海市档案馆，全宗号U143，共203卷17247页，简称“203档案”，形成于1938年至1964年。

这批档案集中反映了宋庆龄及其创建的中国福利会的历史。档案于1983年12月由中国福利会依法移交上海市档案馆，由于其中绝大多数为英文档案，根据相关规定，一直处于控制使用状态。据长期从事相关研究的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吴景平介绍，对于这部分档案的存在，学界早有耳闻，但过去未能得见。

从2018年开始，中国福利会、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上海市档案馆三家单位协作推动“203档案”的整理研究利用，历时两年多完成了档案的翻译、数字化、编目、解密、划控等工作。2021年1月28日下午，中国福利会、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上海市档案馆在沪举行“203档案”整理研究利用工作座谈会，中国福利会、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上海市档案馆主要领导及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市孙中山宋庆龄文物管理委员会等相关单位负责人与专家学者近30人出席会议。

“203档案”整理研究利用工作座谈会

中国福利会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即保卫中国同盟时期（1938-1945），由于残酷的战争环境，形成的档案资料已经所剩无几。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保盟从香港前往重庆，为保护有关抗日人士和机构，许多文件档案只能忍痛销毁，未能保留。

保卫中国同盟1945年11月迁到上海后改名中国福利基金会，1950年8月15日改称为中国福利会。“203档案”以中国福利基金会的档案资料居多，内容主要包括与国际援华机构和友好团体的联络、国际和平医院项目、工合项目、战灾儿童义养会中国分会、上海地区儿童工作以及中国福利会机构自身的转型过程等等。

“203档案”主要为英文档案。这是因为中国福利会从1938年6月成立直到1950年10月之前，机构的核心成员来自于多个国度，办公语言为英文。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福利会还有两位美籍顾问，另外有一批外籍专家在《中国建设》编辑部。因此，在1950年10月之前，中国福利会无论工作计划、总结、会议记录、财务报表、往来文函等等均为英文，当年留存的大量资料也基本全部为英文。

解密“203档案”

中国福利会副主席、党组书记、秘书长张晓敏在座谈会上介绍了“203档案”的基本情况、价值意义和解密过程。

“203档案”此前从未被系统整理翻译过。中福会曾因工作需要，陆续节选片断，译成中文，编入《宋庆龄书信集》《中国福利会史志》和《宋庆龄与中国福利会》等书。2018年下半年以来，在中国福利会、上海宋庆龄研究会、上海市档案馆的共同推进下，“203档案”全面整理、翻译、数字化以及解密等工作被提上议事日程。作为档案形成的主体单位，中福会成立了“203档案”解密工作小组和解密工作专家小组，遵循“能解尽解，能控尽控”的原则开展工作。

据上海市档案局局长、上海市档案馆馆长徐未晚介绍，“203档案”已于2020年9月正式向社会开放。

在上海市档案馆官网“上海档案信息网”登录“数字档案公共查阅平台”可以查阅“203档案”开放档案目录，在上海市档案馆外滩馆档案文件资料查阅服务中心可以查阅相关全文。

徐未晚指出，“203档案”的利用，为档案馆借助社会力量合作整理馆藏档案提供了非常好的模式。2018年上海市档案馆响应上海宋庆龄研究会倡议，携手中国福利会和上海宋庆龄研究会紧密合作，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完成近1.8万页的档案数字化工作，并参与翻译项目评估、编制文件级目录、指导解密工作、精细化开展档案划控工作，推动档案汇编出版。她表示，期待中福会、宋庆龄研究会和社会各界依法依规利用好“203档案”，上海市档案馆也将进一步推动这一档案的合作研究工作。

上海宋庆龄研究会副会长朱纪华介绍了推进“203档案”整理研究利用工作的重要意义、推进机制以及档案汇编出版计划。他表示，中国福利会英文历史档案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的重要历史见证，是中国共产党党史和新中国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宋庆龄思想精神的重要载体。这项工作意义极高，难度极大，没有高尚情怀难以完成，没有社会协同难以完成。在三家合作的机制下，“203档案”的形成单位中国福利会和“203档案”的收藏单位上海市档案馆给予了上海宋研会极大的支持与信任。宋研会还分别与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上海市外事翻译工作者协会四家单位建立了横向课题合作。经过横跨三个年度、历时十六个月的努力，“203档案”的翻译、数字化和编目等工作已经完成。

“203档案”中与解放区工作实际相关的档案超过总量的30%。据介绍，计划在建党100周年之际出版的档案汇编《来自延安的报告》将以延安为中心，挑选出延安和陕甘宁边区近40万字档案编辑出版，反映宋庆龄在医疗卫生、儿童保育、工业合作、难民救济等方面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全力支持。

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203档案”包含了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会基金会和中国福利会早期这三个时间段的档案，集中反映宋庆龄发起保卫中国同盟、领导中国福利基金会，向世界宣传中国抗日战争，致力于战时医药救济和儿童福利工作，在解放区建立国际和平医院医疗网，向国外援华团体、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等募集医疗器械、药品、现款以及其他救援物资送往解放区，包括介绍外国医生护士和其他的技术人员到解放区开展工作等等相关情况。

1948年，宋庆龄在检查中国福利基金会准备运往解放区的物资。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宋庆龄研究会副会长吴景平表示，由于这一系列档案涉及与外国机构及友人的交流，在海外所藏中国档案中有外方留存的相关文件，然而保盟、中国福利基金会、中福会自身形成的完整档案价值不可替代。

“以往出版的《宋庆龄年谱》、各种版本的宋庆龄传记对这段时期来自中福会的档案记录几乎都没有引用；这批档案对宋庆龄研究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在视域更大的党史、国史研究层面，也存在我们知之甚少的方面。国际和平医院的建立得到过哪些援助？在困难的情况下如何运作？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事业，在需求和需求的满足之间，有一道很大的鸿沟，而宋庆龄和她所创办的机构，在进行艰苦的努力，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他指出，类似的机构档案在中国近代史上别无他例。“以宋庆龄的特殊经历和特殊身份，她个人发起的事业与机构，从战火纷飞的年代延续至今，且仍然在发挥重要作用，这本身就是十分独特的情况。由此形成的一套完整的档案资料是极具价值的。”

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健表示，仅从国际关系研究的角度来说，这些档案填补了建国前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和民间人士交往的一些空白，也反映了我们老一辈革命家，在团结不同种族、不同理念、不同党派的国际人士方面，所展现的智慧与胸襟，对于今天的外交工作很有启发。

中国福利会副主席张晓敏表示，档案中有许多内容为宋庆龄大力援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医疗卫生等工作，让人们看到宋庆龄如何领导保盟、打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面向世界的通道，壮大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档案中还有大量会议记录、调研报告、工作方案等材料，是宋庆龄和中国福利会全心全意服务妇女儿童的真实写照。档案中仅1946年到1949年的三年间涉及中国福利基金会与30多个国际救援机构的各种往来文件有100卷，国际援助项目之多、范围之广，可见一斑。档案中还有一个专卷，全部为宋庆龄代表中国福利基金会答谢国外捐赠人的信函，这些个性鲜明、富有情感的答谢信，体现了宋庆龄的务实精神与人格魅力。

座谈会上，参与“203档案”项目评估工作的中国福利会原副主席王禄宁、中国福利会宋庆龄研究工作室研究员沈海平、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叶斌、承担《来自延安的报告》出版工作的中国中福会出版社社长、总编余岚等作了发言，并就如何进一步推动档案的利用和研究提出了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