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座城市吞下整个世界

《王城如海》 徐则臣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7-1

尽管《王城如海》显得急切而缺乏感性和从容，但小说对于城市复杂性的探索，以及将此与历史及人性晦暗的勾连，还是让它充满动人的生气。

《王城如海》的故事线索清晰，这部以北京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实则围绕余松坡的双重困扰巧妙展开。首先是当下的，即社会现实层面。这位海归先锋戏剧家的最新作品《城市启示录》因被误解“冒犯”了“蚁族”而令他苦恼不已；而另一方面则是历史的，即个人记忆与经历层面，这便牵扯出他过往岁月的关键节点处暗藏着的不为人知的人性污点。那个让他寝食难安的告密丑闻，随着事件受害者的重新出现而愈发有了暴露的危险。这双重的困扰，顿时让余松坡风光无限的生活变得岌岌可危。倘若概括这双重困扰便是：先锋之外有“蚁族”，风光尽处满浊污。小说也意在通过余松坡的故事提示我们，古老而现代的北京城在其繁华富丽的光鲜之外，存在着“更深广的、沉默地运行着的部分”，即这个城市无法摆脱的“乡土的根基”。

据徐则臣所言，《王城如海》并没有特定的主人公，北京就是其主角，他甚至一度要以“小城市”为这部小说冠名。这当然显示了作者囊括一切的雄心。在他过往的“北漂”系列小说中，北京被描述为假证制造者、盗版光碟贩卖者等从事非法职业的边缘人不断游走的空间，这种单调与褊狭显然难以令人满意。对于北京的浩大宽阔，徐则臣需要一个新的写作视角。如其所言，“这回要高大上些，（主人公）是先锋导演；之前的人物都是在国内流窜，从中国看中国，现在让他们从国外回来，是从世界看中国的角度；以前写的城市是中国的城市，这次的城市是世界坐标里的城市”。如此一来，城市和乡村，历史与现实，全球化与现代感，阶层差异与社会矛盾等宏大命题便有了用武之地，小说也由此巧妙覆盖了诸多值得关注的社会热点，其现实的容量也骤然提升。

事实上，小说依赖着不可思议的巧合，戏剧化的情节编织，确实将城市的各色人等归拢一处。除了余松坡，这里还有大学生蚁族、保姆、快递员等，既有吃着拆迁补偿款开大奔的黑车司机，也有土地流转中当不成农民而进城打工的擦车工。他们陆陆续续地登场，意在强调城市浮华背后的幽深，探寻“他们的阶级、阶层分布，教育背景，文化差异，他们千差万别的来路和去路”。在此，进城者幻想一种体面的城市生活；历史的受害者如幽灵般在城市的边缘游走；而“蚁族”们则与想象的自我进行着殊死的搏斗。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故事中的小保姆罗冬雨。这位被感性困扰的底层女性，显然已经分不清现实与幻象的边界。冥冥之中，她似乎惦念着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为了这种惦念，她对男主人产生了敬仰与怜惜，也正是因此，她开始多少有些看不起送快递的男朋友韩山；而幼儿园老师的“误认”更是让她产生了自居为富贵女主人的短暂欣喜。小说还颇富意味地呈现了她对所谓“文化”的崇敬，即她利用给余松坡打字的机会虔诚学习那些深奥难懂的“知识”。“这些文字大部分她都看不懂，就像余松坡的一些戏，看完了也经常一头雾水，但她愿意看，每一个费解处都让她有小小的激动，觉得向神秘崇高的东西又近了一两厘米。”这些矫揉造作的“神秘崇高”让她心绪难平，而与此相伴的是，她看起了迈克尔·翁达杰的小说《英国病人》，这不禁让人想起福楼拜笔下那位赫赫有名的艾玛·包法利。她就这样不断混淆着生活与工作角色之间的界限，在卑微的梦想与不切实际的虚妄之间艰难游走。她以幻想的方式与一种体面的城市生活建立稀薄的联系，却终究奇迹般地成了底层的光荣与梦想。而在底层的卑微与妄念之外，小说更多包含着他们的恐惧、坚硬与凶狠。尽管罗龙河的报复，韩山的愤怒与“冒犯”都其来有自，但这显然与徐则臣早期小说中这类人群的良善，以及内心的明亮大异其趣。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汇入到他所声称的对于城市“复杂”面相的开掘之中。

万人如海的“王城”里的芸芸众生，他们千差万别的来路与去路，共同汇聚了这个雾霾下危机重重的城市，这是城市的幽深所在。而在历史的纵向层面，余松坡的创伤记忆所连带的则是他与乡村息息相关的个体的罪孽。在此，告密者祈求内心的宁静，但也无法重新做回那个心无挂碍的善良人，而那些噩梦中的逃亡、忏悔与辩解则注定让他如此不安。这固然是“现在”与“过去”的博弈，是功成名就的浮华背后难以摆脱的尴尬，但其间的《二泉映月》、面具，以及那些内心的罪与罚的写照，毋宁说是当代人的悲哀与忧愁，这也直接拷问着每个个体直面现实的孤独与难堪。而遍布小说的深入骨髓的雾霾，则让我们有机会扪心自问，审视自我内心的雾霾。

借助《城市启示录》的戏剧嵌套结构，《王城如海》在形式方面让我们看到了徐则臣在《耶路撒冷》中得心应手的“多文本”的美学追求。在那部长篇小说中，“到世界去”的专栏写作使得小说内外的意义相互指涉，进而获得一种难得的文本张力。而《王城如海》则与此相映成趣。当然最为重要的是在后者中，北京的城市意义被空前地凸显了出来。

《王城如海》犹如一部计算精密的仪器，将诸如城乡差距、阶级分野等社会议题，与“雾霾”之中的压抑、人群间相互理解的难以实现，以及知识分子的愧疚、罪感与个人救赎等有效拼接，几组丰富的意象便构成了这个城市万花筒般的复杂表情。当然，小说在叙事方面也并非完美无缺。徐则臣这位少年老成的手艺人，怀着勃勃的野心，企图“吞下整个世界”，但也终究让我们看到了他的焦躁和急切。一个明显的问题在于，小说的主体情节显得过于刻意，太过饱满，亦显仓促，缺乏空隙、留白，以及小说所应具有的自然的韵律。所有的人物似乎都在僵硬地对着台词，他们如此轻易地成为作者意图表达的提线木偶，而失去了自己的声音与歌哭。而为了建构那个如此鲜明的深度模式，小说更是急不可耐地将之引向一个历史创伤、罪感与灵魂救赎的主题，这是他在《耶路撒冷》中曾完美操练过的。然而，厚重的《耶路撒冷》所掩盖的问题在此却暴露得更为真切。这也难怪评论家木叶会将其视为“过于正确与急切的叙事”。不过尽管显得急切而缺乏感性和从容，但小说对于城市复杂性的探索，以及将此与历史及人性晦暗的勾连，还是让它如此醇酽，充满动人的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