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1890～1969），字鹤寿。陈寅恪的童年时代是在长沙度过的，破蒙塾师是湘潭宿儒周大烈。光绪二十四年（1898），父祖革职，举家移居南昌。陈宝箴遭遇不幸之后，陈寅恪随父迁南京，就读于家学思益小学堂。除继续学习四书五经外，同时接受英文、数学、地理、音乐、绘画等西学教育。因此，陈寅恪既有深厚的国学功底，又有开阔的视野。

青年时代陈寅恪

光绪二十八年（1902），12岁的陈寅恪随兄陈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光绪三十一年（1905），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复旦公学。宣统二年（1910），先后自费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民国3年（1914）回国。民国7年（1918）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梵文和巴利文。民国10年（1921），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学习中亚古文字和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民国14年（1925），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导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最为学博识精”。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陈寅恪为导师，并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民国15年（1926）六月，36 岁的陈寅恪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陈寅恪与家人合影

民国18年（1929），他在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秉执“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的授课原则。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在清华、北大，只要是他开坛讲课，总是人满为患。一些教授也慕名而来，被誉为“教授的教授”。但是，盛名之下的陈寅恪始终保持谦和而又自信、真诚而不伪饰的学者本色。

陈寅恪不但知识渊博，学贯中西，而且极富民族气节。民国26年（1937）七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民国27 年（1938）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民国28年（1939）春，英国牛津大学聘请他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在当时是一种很高的荣誉。他离昆明到香港，拟全家搭英轮转赴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被逼暂居香港，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民国30年（1941），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陈寅恪立即辞职闲居。日本当局持日金40万元委任他创办东方文学院，他坚决拒绝。民国31年（1942）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断然拒绝，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教于广西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直至抗战胜利。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陈寅恪在助手黄萱（右一）协助下正在著书（1957年）

陈寅恪虽然不涉政治，但极富爱国情怀。1949年，他从英国伦敦返回祖国，任教于清华园，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到广州，拒绝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的赴台邀请，继续任教于广州岭南大学。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合并于中山大学，遂移教于中山大学。新中国成立后，先后被选为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中国文史馆副馆长、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当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函请他出任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第二所长时，他荐陈垣代己，继续任中山大学教授。其谦逊的治学态度为文人学者所敬仰。

1969年陈寅恪与夫人唐筼相继谢世。二人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场，后又暂存银河公墓。直到34年后才与夫人合葬于庐山植物园。墓碑旁的巨石上有著名画家黄永玉书写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十个大字。想不到，75年前他给国学大师王国维的挽语，最终成了他自己的墓志铭。想来不觉使人悲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