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蛰居族”“啃老族”为什么越来越多？青年人为什么越忙越穷？是千禧一代太娇气，还是加班太残酷？新经济背景下，“工作”是否可以被重新定义？
近日，一本新书《倦怠，为何我们不想工作》登上了各大书店的畅销排行榜。作者波波夫聚焦于“倦怠”，引用了大量的调查报告与研究数据，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经济条件、社会背景、心理因素等，进而对全球范围内存在的各类青年就业问题进行考察，并对解决问题的可能方案进行探讨。波波夫本名周政华，现为《互联网前沿》杂志执行主编。澎湃新闻记者日前就“倦怠”这一话题专访了波波夫。
《倦怠，为何我们不想工作》
“为什么那么多人会在工作中燃尽自我，以至于精力耗竭，消极厌世，以及为什么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工作、讨厌上班，希望一劳永逸地‘家里躺’？”波波夫认为，工作倦怠并非只是一个在办公场所才存在的问题，也不仅仅只是员工自己的问题，它是一系列因素所共同鞭挞出的现代文明的伤疤。
“生活在21世纪20年代的年轻人，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具挑战性的就业环境，高校扩张，文凭去魅，毕业生可供挑选的职业变少了；繁荣的服务业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轻盈未来，在平台经济中，更多人奉献出比传统岗位更多的汗水和时间；另外在消费主义和互联网两股大潮的冲击之下，传统的工作伦理也已经分崩离析，”波波夫说，“所以，如果你还拿着‘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标准去评判今天年轻人的干劲，自然无法理解‘三和大神’躺卧街头的闲散，也无法理解‘窃·格瓦拉’毫不掩饰对打工的蔑视，更无法理解啃老、蛰居、尼特这些层出不穷的不工作人群为何越来越壮大。”
在深圳三和人才市场打短工的年轻人被称为“三和大神”
访谈：
澎湃新闻：如今对工作倦怠感的思潮是从什么时候扩散的呢？
波波夫：很多人的倦怠其实是从学校就开始了。从幼小衔接班的火爆，到小升初的惨烈，那些轰轰烈烈的K12培训班，还有大学里学生为了追求漂亮的绩点在大学里继续着高中般的生活，最终在今年捧红了“内卷”的概念。今天我们碰到的倦怠问题，某种程度上正是教育系统陷入内卷化的一个必然结果。内卷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对人最大的伤害是，在一个本该发掘天性的年纪，就被各种指标的囚笼给框住了，失去了去探索自己真正擅长、真正热爱的事物的机会。然后，等他完成这些指标之后，最典型的是考上大学之后，很多人就会陷入一种无目标感，包括选专业、找工作，很多可能是家人帮忙给圈定的，而并不是自己热爱的，自己去做的选择。
带着这样一种内卷式的思考和行动惯性进入工作，自然会非常容易陷入职业倦怠的陷阱。
倦怠是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已经存在几十年的研究课题，但是真正被广泛关注，可能还是最近几年的事情，特别是那些大城市的打工人。2019年5月，世界卫生组织首次把“工作倦怠”列入《国际疾病分类》，揭示了一个久被遮蔽的问题：近年来，许多青年人对传统意义上的工作越来越没有热情，而这种倦怠感有逐步扩散的趋势。
澎湃新闻：在没有更换工作机会的前提下，我们如何克服倦怠？
波波夫：倦怠并非终身监禁。如何从工作倦怠中恢复正常，目前并没有公认标准的解决方案，但从自身出发，心理学研究也给出了一些建议。
首先，了解自己的长处，保持乐观情绪。如果你的工作和你的技能不匹配，你迟早都会丢掉工作。 而据前述盖洛普的调查， 真正高效率的员工每天在做自己擅长事情上的时间是花在做自己不擅长事情上时间的四倍；其次，认清自己的短板， 保持终身学习。职业倦怠的另一种常见情形是“知识性倦怠”， 又叫“本领恐慌”， 这是现代社会知识和信息呈加速度发展的必然结果；再次， 挖掘工作中有意义的方面，培养自己对工作的兴趣。 如果能在看似重复、枯燥的工作中挖掘“创新”的可能性，通常会让人觉得斗志昂扬、精力充沛；此外，在工作中找到合适的合作伙伴，和朋友保持联系，维持良好的社交关系。《人事心理学期刊》在 2015年刊登的一篇文章，对保险公司员工的研究中，研究者发现，销售经理的职场朋友圈人数与他的工作绩效评级呈正相关；最后，工作不是人生的全部，放弃过多的不切实际的职业期待。
澎湃新闻：快节奏，通勤时间长，时时在线，我们是数字时代的‘奴隶’吗？
波波夫：今天泡在线上的生活方式，还是非常容易让我们成为“数字时代的‘奴隶’”。身处数字时代的一大不幸是，人们太容易找到你， 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让你7×24小时在线， 老板、 同事很容易在下班后继续在微信、钉钉、邮件上找你处理工作，这进一步加剧了职业倦怠。鼓励超时工作正在成为一种新的“职场政治正确”。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最新统计， 全球有超过4亿员工每周工作49小时及以上，在全球近18亿就业人口当中，此比例不小。
但“永远在线”的工作模式未必高效。伦敦大学基维马基博士的一项研究显示，每周工作长达48小时，比工作35到40小时中风的风险增加10%，工作长达54小时，增加25%， 如果超过55小时，就会增加33%。在每周工作30—40小时的组群中，每1000人中只有不足5人中风。在工作55小时或更长时间的组群中，每1000人里中风人数增加到6人。这一研究成果刊发在权威的医学杂志《柳叶刀》上，提示人们遵循“朝九晚五”的惯例，否则中风的概率就会增加。
我们可以借鉴下法国，法国从2017年1月1日开始实施新法，该法律要求雇用员工50人或以上的企业必须与员工协商制定新的“邮件准则”，确保员工休息时间。如果这样的准则无法达成，企业必须制定出员工在晚间和周末无须处理邮件的具体时段。
澎湃新闻：一些公司灌输给员工的逻辑是，只要超时工作，就能获得好生活。这算是一种美好的谎言吗？
波波夫：这背后隐藏着一套老板对员工灌输的奋斗乌托邦逻辑：如果你在几年里不舍昼夜地高强度工作，你将获得丰厚的薪水、员工福利（比如免费三餐、 班车等）和巨大的股票期权收益，强者都在超时工作，只有弱者才会“朝九晚五”。 这种承诺和对赌背后，正是推动包括程序员在内的互联网民工奋斗的原动力。这套逻辑背后最核心的部分在于期权文化。对员工而言，期权比现金更好，因为它提供的致富机会不仅远远大于工资，还可能使自己成为百万富翁，因此期权激发了员工创造力、工作热情，以及提高了员工对公司效力的忠诚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股票期权已成为高技术行业的一个通用的激励模式。不仅是科技公司，几乎近一半的中国公司都有加班文化。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在2018年对1980名上班族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50.7% 的受访者称所在企业有加班文化。
但是，这种简单的因果联系，可能并不一定成立。勤奋并不总能带来财富， 很多时候不过勉强度日而已，这已是一种全球性现象。许多美国人一天做两份工才付得起房租水电；在日本，看上去很自由的零工越来越多，但单位劳动报酬远不及正式工，还会因为对于未来不确定，而自我延长工作时间；“世界是平的”的预测落空了， 贫富差距的鸿沟在绝大部分地区其实是在拉大，无就业式的经济增长更令人不安。
澎湃新闻：奋斗就有好生活，不奋斗就要下沉。年轻人可以不奋斗吗？
波波夫：其实生活在一线城市的打工人，每天动则几个小时的通勤、住在狭小的出租房里，这已经是奋斗青春的样本了，奋斗不是大城市的打工人的主流观念，而是事实。奋斗和好的生活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有相关性，但有没有直接的因果联系，这个可能需要学术界去进行长时段的研究。我自己认可奋斗精神，但这里面有一个度的问题。如果你相信大力出奇迹，那一头奋斗到黑也是没问题的。奋斗还是不奋斗，更多的是个人选择，你可以选择奋斗的人生，也可以选择躺平的人生，只要自己想清楚了承担选择背后的责任。但凡事有度，奋斗也是如此，古人说劳逸结合、一张一弛也是自有道理。
现在看八小时工作时制还是有道理的。这一制度最早由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于 1817年8月提出，后来由于欧美资本家对劳工的剥削不断加剧，最终北美的工人率先实行并走上街头抗议，倡导实行八小时工作制。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爆发了历史上最大的罢工，也正是以倡导八小时工作制为目标进行的。事实上，八小时工作制也符合人们一天劳动时间的合理上限。早在20世纪初期，福特汽车用大量的实验揭示了获得工人最大工作效率的最佳工作时长。
澎湃新闻：明明我们的生活比父辈们过得好太多了，但是焦虑和无奈却更多了。
波波夫：相比“70 后”“80 后”，2000年后出生的一代人，也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富裕的一代人， 他们所处的中国早已不是“人口多、 底子薄”，既是能够生产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产品的世界工厂，同时也是全球各大奢侈品牌万般不愿开罪的世界商场，但是我们也看到一代人都有一代人成长的烦恼，他们各自面临的压力也会不同。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曾称“千禧一代是有史以来最聪明、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一代”。 但受教育程度高的另一面是， 长期教育的成本也可能成为一种负担。 教育变得更加昂贵，而千禧一代的学生毕业时比他们之前的几代人负债更多。千禧一代并不比上一代人更懒惰，但生逢两次全球经济危机，就业岗位外移，自动化技术大普及，因此，固然他们的工作意愿并不比上一代人更弱，但他们面临的就业竞争可能是空前的。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许多千禧一代也在重新思考着对人生成功的传统期望是什么。无论是职业还是个人生活，什么样才算成功，可能都在被颠覆、被重新定义。
澎湃新闻：你怎么看待“社畜”的矛盾心态，一方面超时工作的生活让人绝望，一方面又感恩能有一份赚钱的工作。
波波夫：矛盾是我们生活的常态，也是一个不断自我确认的过程。数字一代早已听不进“努力工作”的老生常谈，“后浪们”的生活经验和人生教训都是从社交媒体、视频网站里习得的。现代社会的工作伦理发端于新教工作伦理。在富兰克林的《穷查理年鉴》中，马克斯·韦伯看出了资本主义精神。富兰克林推崇的诚实、节俭、克己、守时、勤奋的品质，促使商人与小作坊主积聚了巨额财富。每一次技术变革，都会带来相应的工作伦理变革。“泰罗制”正是工业革命催生的代表性的工作精神。
消费社会的兴起给了新教徒式的工作伦理最致命一击。工作的价值某种程度上也被异化为消费的价值，人们需要购买越来越多的商品，需要越来越多的钱。互联网的出现，进一步解构了残存的工业时代工作伦理，使之鼓励的禁欲、克制、勤奋的精神更加支离破碎。
澎湃新闻：斜杠青年备受推崇，“斜杠”是拓展自己的边界线，还是反而分散了自己往技能专精方面走的道路？
波波夫：在中国， 随着互联网、电子商务及移动支付的普及发展，兼职平台延伸到众多行业，越来越多的人可以随时随地获取或发布兼职信息，特别是一些激发个人兴趣、发挥潜能的自由兼职，能满足年轻人自由支配时间及体验不同职业人生的愿望，利用空闲时的碎片时间，兼职赚取额外收入正在成为中国人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比如体验一款游戏，观看广告视频答题，参加新品试用反馈， 回答调查问卷，到附近商场寻找指定产品的条码……打开移动终端应用，腾出几分钟完成任务并提交审核，就能通过第三方支付软件提现、充值话费等方式获得相应的报酬。
在真实生活中，斜杠职业并非像社交网络由一连串职业垒砌出来的成功一样轻巧，而是饱含许多旁人不知的艰辛。前程无忧调查发现，兼职最多的8大工作依次是网店/代购、兼职教师、文字类兼职、专车司机、礼仪/司仪、服务员/收银员、销售和会计/财务。其中，61.1% 的兼职白领选择代购/微店/淘宝，而讨论热度最高的专车司机只占到 16.8% 的比例。 同时，多数受访者对兼职收入的预期并不高。其中41.7%的受访者对兼职期望工资为2000—5000元，37.4% 的受访者接受每月2000元以下的兼职月薪，低于受访者正式工作收入的一半。 这与互联网平台提供的大量机会密切相关。其次，由于人工规模的成本和市场竞争，类似配送、餐饮服务等工作越来越频繁地使用非正式雇员，以降低管理和社保成本。
澎湃新闻：人类的发展在近百年猛然提速，近二十年数字化的发展更是前所未有的。相比时代发展的这辆高速列车，我们的心理和生理却还没有立刻适应，目前种种冲突可以认为是必然会发生的吗？
波波夫：我们身处一个大变革的时代这个是毫无疑问的，特别最近四十年中国高速工业化进程中，每一个人个体、组织都被深刻卷入和被影响。职场专家教导他们要继续提升自身技能、 终身学习，适用职场的日新月异。 然而，让人去适应机器又谈何容易。在无人工厂的流水线上，忙碌的是工业手臂，工人成为照料它们的保姆；在装扮得像游乐园的科技公司办公楼里，程序员们扮演着21世纪建筑工的角色，为数字世界添砖加瓦；在一个日益麦当劳化的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工作， 是人在协调、适应机器，而非相反。我们很有可能正在重演第一次工业革命机器对人异化的那一幕， 焦虑、抑郁、倦怠不过是这种异化在我们精神面貌上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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