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为樱花辩护：评《神风特攻队、樱花与民族主义》

一年一度看樱花

不多久，一年一度樱花盛开的季节就要到来。樱花在中、日两国都是著名的观赏花卉，在日本尤盛。每当樱花即将盛开之际，日本各地都会在樱树种植的道路两旁，用醒目的指示标记在地上划分好场地，届时供市民赏花之用。由于公共资源有限，使用全凭先来后到，在那些著名的赏樱景点，花意最浓的枝头底下，往往可见卷着铺盖被褥，地垫睡袋一应俱全的“占位者”。他们或者是家族、好友轮流，或是由企业、社团委派，从樱花含苞开始就来站岗，只为花朵绽放的那几天，能和家人、好友、同事，在落英缤纷之中，和满街席地的赏花人们一道，享受清酒美食，与自然融为一体。

然而，就是这日本诗人本居宣长所吟咏的“如果问什么是宝岛的大和心？那就是旭日中飘香的山樱花！”给现代的东亚社会带来了深刻的记忆。“从明治时期开始，各界政府从视觉和概念上均把军事行动和军人的阵亡美学化了。樱花的形象被大量利用……代表日本精神的樱树，在帝国扩张时期遍植它的殖民地，目的是把殖民地空间转换为日本的空间。”“樱花美学的动员在实施神风特攻队行动时达到了高潮。粉红色樱花被画在特攻队战机两侧的白色背景上，日语关于樱花的各种词语都被用来称谓这支特种兵。”

樱花作为一种美丽、烂漫的花朵，本是出于与世无争的自然之物。却因为频频出现于日本的军徽、机身，无端成为了日本军国主义、殖民扩张的一部分，使东亚人民望见樱花，或许会产生一种不快的记忆。这对樱花本身是否称得上一种公平？

《神风特攻队、樱花与民族主义——日本历史上美学的军国主义化》， （美）大贯惠美子  著，石峰  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10月。

樱花是如何与日本军国主义联系在一起，并被借用为日本对外军事扩张的象征？这里有着怎么样曲折的过程？一位美国人类学家不愿令其蒙受不白之冤，决定为樱花一辩。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人类学教授、日裔美国学者大贯惠美子在《神风特攻队、樱花与民族主义——日本历史上美学的军国主义化》（以下简称《樱花》）中，为我们展现了樱花与众不同的身世。

大贯惠美子

从古至今话樱花

“在古代日本最神圣的植物是稻米。稻穗居住着神的灵魂，体现为谷粒，因此稻米代表了农业生产力。樱花的象征等同于稻米。因为这样的等同，所以也是维持生命能量的象征。”大贯惠美子一开始就引用日本民俗学创始人柳田国男对稻米的叙述，把樱花的地位提到和稻米等同的地位。

然而，这样一种重要的樱花，在日本早期文学、美学的范畴中是缺失的。通过对樱花早期形象的讨论发现，在日本早期诗集《万叶集》收录的四千五百十六首诗歌中，有四十七首出现了樱花，而这只占到所有诗歌总数的百分之一的樱花诗“被男诗人当作爱情和妇女的象征”。由此可见，“在这部诗集中樱花并没有占据中心位置，主要是以荻和梅作为主题和隐喻”。樱花仅仅作为妇女美丽的象征，并不具有更超越的意义。

而且，樱花甚至梅花在日本文化中的核心地位，还受到中国文化传入的菊花文化的冲击。“平安时期，中国的重阳节赏菊传入日本。天皇在赏菊时，就用带着露水的菊花的花心‘菊棉’擦拭身体”，与之相伴的，还有汉诗的朗诵。菊花在日本文化的重要象征含义，一直延续至今，无怪乎大贯惠美子的前辈鲁思?本尼迪克特用《菊与刀》（却非樱花）这组具有强烈对比的隐喻来概括了日本文化的核心。

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日本文化的类型》

按照大贯的考察，樱花在日本的崛起，可以追溯到相对较晚的江户时代。德川家的幕府将军不但自己种植樱树，还建立了每年让各地藩主前往江户居住（据称，为防止藩主在领地造反）的制度，使得藩主将各自领地的樱花品种带到都城栽种。这一举措，使江户一举成为了“樱花之国”，在当时“江户百景”中，有“二十一个名胜因其樱花的美丽而被选中。梅花仅出现四次”。从这以后，樱花作为日本人的集体象征，开始从自然景致，向文学表达，进一步向着精神层面逐步发展起来。而在此时，樱花的主要含义，还仅仅是用樱花盛开时，浓密满枝头的花朵，代表人们日常中所向往的旺盛的生命力、繁殖力，这种朴素的意象，尚未被后来更狭隘的观念渲染。

可以看到，直到此时，樱花作为一种日本常见的植物，虽然开始繁盛地种植遍野，但还缺少一个契机，将其提炼为一种具有特殊象征含义的符号。而这个契机就来自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在他的主持下东京招魂社（后来的靖国神社）开始种植樱花，“目的是让美丽的樱花去安慰那些阵亡的武士”，尽管“这个计划并不包含鼓励军人牺牲自己的生命”。 东京招魂社建立的最初目的是为了纪念在“壬辰战争”中，为了击败幕府军队而牺牲的维新派士兵。这与后来陆续移入神社供奉的日本历次对外战争中的亡者有着本质区别，然而，当樱花与这个战争庞然大物产生了交集，它的象征含义也随之向着更大，也更无序的方向延伸开去。

明治维新后，新制的日军海军、陆军制服中都出现了樱花。而军人的阵亡，则被隐喻为樱花的凋零。正如明治后日本教育家新渡户稻造在《武士道》中对樱花与武士道所作的比拟，他谈到“武士道，如同它的象征樱花一样，是日本土地上固有的花朵”。而将军人履行武士道的自杀，比喻成“‘刹那寂灭’的樱花，在日本国民心里象征着格外美丽的死亡”。对此大贯认为，“在现代军国主义意识形态中，最明显的相似之处是樱花结果之前飘落和年轻军人结婚生子之前阵亡。两者都被剥夺了生殖力”。

新渡户稻造：《武士道——日本的灵魂》（1900）

“樱花的象征意义从象征生命力的盛开的樱花转化到了象征军人阵亡的落樱。”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扩张，这种象征也随着日本军队向外延伸。这或许是樱花本身的含义在近代以来经历的最大转变，也最终造成了现代东亚社会对樱花形成的最大误解。

樱花：一种发明的传统？

为了检验大贯惠美子对樱花形象变迁历程的探索，我特地检索了柳田国男关于日本历史民俗的专著。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不但在日本早期文献中，甚至近代日本收集的民俗故事中，都没有见到樱花的出现，连作为故事背景的线索也没有找到。这不禁让我怀疑起樱花在日本的悠久历史。同时对大贯早先出版的《作为自我的稻米：日本人穿越时间的身份认同》一书的考察，也证明樱花与稻米之间的象征含义似乎并未构成明确的联系。

大贯惠美子：《作为自我的稻米：日本人穿越时间的身份认同》

我忍不住查阅了有关植物分类的一些资料，不出意料地发现，樱花的原产地是包括中国西南在内的喜马拉雅山脉。而且，中国西南地区至今仍生长着数量最丰富的野生樱花品种。尽管很难证明日本的樱花品种是否源自中国，但唐代李德裕《鸳鸯篇》中的“二月草菲菲，山樱花未稀”，以及李商隐的《无题》中的“何处哀筝随急管，樱花永巷垂杨岸”或许表明，源自唐代中国的赏樱传统，也随着日本遣唐使一道，进入了平安朝的日本。只是当时日本本土樱花并未普及，难以形成如同赏菊一般的“共情”。

而直至江户时代，由于幕府将军偶然的推动，樱花以其旺盛的生命力竟从百花丛中一枝独起，成为都城江户重要的自然景观。随着明治初期日本政局在西方文化迫近下急切发生的变化，日本社会急需重新审视自己的当下与传统的关系。“那些亲近政府的人对樱花的意义有不同的理解——一些人认为其代表了封建日本，反之，另一些人则认为象征了现代新日本。”各种势力，都呼唤着一种能代表新的历史阶段，又与过去保持联系的纽带。他们仿佛巧合般地从樱花这一宽泛又具体的“能指”中，达成了前所未有的共识。

E. 霍布斯鲍姆，T. 兰杰编：《传统的发明》

正如《传统的发明》中，牛津大学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对苏格兰男性穿着——传统格子呢短裙所作的分析那样，“现在被视为苏格兰古代传统之一的苏格兰褶裙很可能从未存在过”，而只是出自十八世纪末苏格兰高地社会对爱尔兰文化的反抗。在这一文化变革时刻，苏格兰知识分子精心创造了一个想象的凯尔特时期，为这一伟大传统提供证据的，则是临时创造出来的格子呢褶裙，还有风琴。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将这种晚近出现的“古老”传统，称之为“传统的发明”。

于是，樱花，这一过去并未被赋予如此重任的植物，就在这一变革时刻，被各种妥协的力量创造了出来，成为了新渡户稻造笔下一种全新的古老象征：“樱花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国民所喜爱的花，是我国国民性的象征。”只不过，这个“自古”或许并不太古老。

1984年到2004年五千日元日本银行券的新渡户稻造。

历史归历史，自然归自然

樱花，及其背后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不是一个类似的“传统的发明”，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至少，我们从大贯惠美子这里，并没有找到更多有关樱花的早期证据来证明其在日本的悠久历史。正相反，我们看到的更多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在寻找自身在世界格局中的定位时，有意将自己过去来自中国传统（比如赏菊）分割开来，寻求一种具有独立性自我表征的过程。或出于对本文化的崇敬之心，或纯粹缺乏“他者的眼光”，大贯受困于樱花的“自古”，失去了将其与当代路径勾连的创造性视野。

不过，她在《樱花》中所提供的五个“神风特攻队”飞行员的事迹，却从另一个层面揭示了樱花游离于军国主义之外的独特一面。一个名叫林尹夫的神风特攻队飞行员的诗歌显示，“他的爱国主义与‘为天皇和国家捐躯’仪式形态毫无丁点关联。他对落樱的想象和靖国神社也同样没有关联”。他从未用樱花想象自己与日本侵略战争的联系，他只是一个被战争裹挟的可怜的大学生，在这场毫无希望也缺乏正义感的战争中，不幸地沦为了可悲的祭品。他唯一和樱花相似的，就是用短暂的生命追随了落樱不染的纯洁。

《神风特攻队、樱花与民族主义》英文版

透过《樱花》一书，大贯惠美子展现了她的写作意图，通过展现“国家如何通过操纵日本历史悠久的樱花的象征意义来说服人们，为天皇‘如美丽的飘零的樱花’那样死去是一种荣耀”，来反思战争机器对普通日本民众的伤害——人们并非情愿沦为战争的牺牲品，而只是被某种带有象征色彩的意识形态所驱动。

当然，我们通过更多维度的视角（主要来自大贯本人提供的材料）可以发现，普通日本民众本身对樱花这一“发明的传统”似乎保持了理性距离。他们未必被樱花的绚烂遮蔽了双目，盲目地投身于战争的狂热，他们更多地只是无法自外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枪炮，卷入了历史的车轮。将他们等同于落樱般坠落的盲从者，未必是种公允。

遑论她的努力是否成功，大贯惠美子至少用本书为樱花提供了一种辩护，将樱花本身与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手段区分了开来。让我们无论在中国公园，还是日本街头、堤岸观赏花团锦簇的樱花时，看到更多的是自然之美。还樱花一个天然无邪的同时，也用这种无邪照见我们的当下，始终对“发明的传统”及其背后的脉络，保持一种清醒与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