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岁末，突然接到李式登老师短信说：校友回忆录《我的三中岁月》过一两天就将由海峡文艺出版社印出校样，他代表三中全体老师和本书编辑组成员希望我能为这本书作一篇序。几天后，即收到海峡文艺出版社快递来的书稿校样。我最怕写序，再加上时值岁末，手头杂事又多，实在无法另开户头，但这次我还是欣然答应了。我当然知道自己未必是为这本书作序的合适人选，我的“欣然答应”，更多的是出于对母校的感念。我老家在芹洋尤溪，三中不单是我的母校，我兄弟及其子侄的母校，也是老家许多同辈和晚辈的母校，实际上，它寄托着芹洋及附近乡镇一代代山里娃的憧憬和向往。因此，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向曾经以心血相哺的老师们，向母校全体师生，以及为编纂、出版此书付出巨大努力的编辑组全体人员表达谢意。
早在这本书酝酿之初，王光华兄就找到我，邀我写一篇回忆母校的文字，后来他又穷追不舍，隔三差五微信问候，可是我终于还是负了他的厚望，一个字也没能写出来。倒不是因为偷懒，说实话，我对母校始终有一种近乎“近乡情怯”之感，时在念中却又不忍回望，但也因此弥增对故乡对母校的怀恋。虽然，我仅在三中读过两年高中，毕业后再也没回过三中，跟当年的老师和同学也几乎都失去了联系，但是，四十多年过去了，旗山脚下母校的身影，连同当年和我一样从山沟沟里爬出来的一大群懵懂少年一起在那里筑梦的日子，却非但没有从记忆中淡出，反而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愈加频繁、任性地在自己的记忆或梦境里出没，并没有离自己远去。因此，捧读这部书稿，格外亲切、感动，那一篇篇对母校情见乎辞的深情追忆，一下子把我拽回到四十多年前那段早已远逝的寒窗岁月，也让我对母校艰难的创校历史有了更多一些了解。
我是1978年9月从尤溪初中班毕业考入寿宁三中就读高中的。尤溪初中班创办于1976年，我正好那年小学毕业，自然不可能有别的选择。那是一所简易的村办初级中学，创办之初文革浩劫尚未结束，带有明显的临时性或权宜性。这样一所学校当然是极其简陋的，学校几乎找不到课本之外的任何读物，缺乏最基本的教学设备，甚至连老师写黑板的粉笔也得节省着用。有个词形容家穷至极叫“家徒四壁”，当年的尤溪初中班直可说是“校徒四壁”。但就是在这样一所各方面条件都乏善可陈的学校，我们的老师以校为家，竭尽所能勉力维持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除了每周例行的“学农”课之外，几乎全部心思都扑在教学上，特别是教语文的龚迪庭老师和教数学的王长春老师，他们长期扎根乡村教育，教学经验丰富，课上得好，对学生循循善诱，充满爱心，至今回想，仍有如沐春风之感。正是得益于他们的教泽雨露，我们这个班颇出了几个学霸，他们不但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三中，其中像溪源的张金章、发竹坪的谢岩福等，后来都如愿考上了大学，奔向山外的世界。
三中设在芹洋公社所在地，是当年全县第三所完全中学，条件自然要好些。但当年的三中正处于草创时期，新校舍尚未最后落成，一切也只能因陋就简。记得刚入学时，我们仍挤在与小学合用的老校舍上课，稍后才搬迁到村东新建的校舍。说是新校舍，其实主体建筑就一栋东西横亘的两层教学楼，西侧是食堂和教工宿舍，外加一个大操场和东南角一个厕所。所有建筑均采用砖木结构，比起逼仄的老校舍土墙屋，新校舍显然宽敞多了，而且离村中心稍远，僻静清幽，给人以一种“遗世独立”的感觉。三中，这所设在当年芹洋这样一个“冷僻的深山小村”（ 张振弼老师语）里的中学，终于拥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校园，不必再与小学挤在一块，这无论在校史上还是地方上都称得上是一件大事。但其实除了校舍外，学校其他方面的条件并不比尤溪初中班强多少，不用说没有阅览室，没有实验室，就连晚自习电灯也无法保障，时断时续，得自备小煤油灯才行。
至于当年寄宿生活的艰辛，那更是一言难尽，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当初是怎么熬过来的。学校没有单独的学生集体宿舍，就在教学楼一楼中间留出几个大教室，供寄宿生分上下床打统铺，一个班级一间，且不说拥挤嘈杂，当年竟还发生过蛇爬到床上这样的恐怖事件，差点没把大伙给吓死。记忆中，最怕的是寒冬，当年学生衣服普遍破旧单薄，没有袜子、手套，个个冻得瑟瑟发抖，同学中没有几个手脚不生冻疮，有的严重到肿胀皲裂，奇痒无比。族弟周道水回忆说，他那时过的是“苦行僧似的物质生活”，我尝过这种滋味，深有同感。不过，若论艰苦，他可比我们好太多了。他到三中读书已是1999年，那时改革开放已进入第三个十年，即使像芹洋、尤溪这样的山乡僻村也已发生了不少变化，他至少可以吃上米饭，周末返校还可以花点钱搭乘客车或三轮车，我们当年许多同学甚至连牙刷、牙膏及最起码的学习用具都买不起，吃的更糟，差不多全是地瓜米、咸菜，到芹洋的公路也还没开通，往返全靠走路。从尤溪到芹洋约5公里，当中要经过张坑桥（现已拆除），过桥时有回声，走得越急，回声越大，好像后面有什么“鬼魂”追赶似的。那时人小，返校又多在周日傍晚，四围山色，寂然无声，每次经过都被回声和桥下流水的声音吓得毛骨悚然。如果再遇上乌鸦惨叫，那就更惊悚得有点魂不附体了。但也有一点好，因为寄宿，就有比较多的时间用来温习功课、做课外作业，不必跟在尤溪时那样，一放学就得上山砍柴，或帮大人干些农活，几乎没有课外学习时间。山里的孩子懂事，知道父母送我们上学有多不容易，大多数同学都很珍惜。无论严寒，无论酷暑，每晚总有不少同学提着自备的小煤油灯进教室，油尽，还得跑到村中小店花几分钱添加点油，再借助荧荧如豆的微弱灯挑灯夜战，俨然学校一景。那时文革浩劫已经结束，高考业已恢复，整个国家开始进入春天，尽管大家心里也都清楚，以我们寒碜的底子，想通过高考走出大山犹如攀登天梯，可能性微乎其微，但绝不轻言放弃，志在放手一搏。
这些回忆当然并不美好，但当年像我这样的野孩子，有学可上、有书可读，就已算足够福气的了，这点苦根本算不了什么。对我们而言，比物质生活艰辛更难熬的还是对前途的迷惘和焦虑，根本不知道希望在哪里，常常是一边努力一边泄气，更准确地说，是在努力与泄气之间挣扎。这种失望和沮丧，就像诗人王家新在那首名作《在山的那边》所表达的那样——
小时候，我常伏在窗口痴想
——山那边是什么呢？
妈妈给我说过：海
哦，山那边是海吗？
于是，怀着一种隐秘的想望
有一天我终于爬上了那个山顶
可是，我却几乎是哭着回来了
——在山的那边，依然是山
山那边的山啊，铁青着脸
给我的幻想打了一个零分！
妈妈，那个海呢？
是啊，“山那边”是什么，怎样才能抵达“山那边”，当年我们僻处深山里的孩子是多么渴望有人能告诉我们一个准确的答案。我们的父母没有上过学，而且一辈子困在山里，当然没法告诉我们。但他们吃够没有文化的苦头，知道读书识字重要，家里再穷也要拼老命送孩子上学，在他们的心目中，学校的老师就是神明，把我们送进学校，就如同把我们托付给神明。当年尤溪、芹洋这样的深山小村道阻路塞，几与外界隔绝，信息闭塞，教育极端落后，自有村庄以来村里就没出过什么读书人，也没有什么人指望自己的子女通过读书出人头地，祖祖辈辈“长期生活在单一的信息里”，守着一亩三分地，耕作于斯，老死于斯。其实，也不单是尤溪、芹洋，整个寿宁县情况都差不多。前两年曾读过父亲的堂弟周贵德叔叔晚年写的回忆录《平凡的历程》，其中有一段忆及他1952年到县城读初中时的情景，令人印象深刻：
解放初期百废待举，山县寿宁十分落后。学校简陋、师资奇缺、学生穷困之状，现代人们难以理解。当时寿宁初级中学只有叶森当校长时建的两座土木双层校舍。一座是工字形两面有走廊的教学楼，该楼底层有四间教室正好开设四个班级；二层左端分别为校长室和教务处，中间四间为学生放米的贮藏室和阅览室、女生宿舍，右端是两家老师的宿舍。另一座是木房食堂，底层有厨房和饭厅，上层外间为教师宿舍，内两大间为男生宿舍，两座楼中间是内操场。外操场乃是一片荒丘，有的同学垦荒种些菜，其间搭一座草棚放几个木楻供上厕所之用。晚上没电灯，上厕有危险，半夜有小便习惯的同学要自觉报名轮流抬尿桶。学校设备虽然极差，但同学们来自更为落后的农村和农民家庭，并不觉得学校条件差。……当年一中只有18位教师，而绝大多数都是外地来的，教师基本上不是师大毕业的，而且一身多职，英语老师蔡景春也教语文，体育老师黄仁骏兼上动物学，教务处张承纲主任不仅会教数理化而且曾经上过英语课。学校条件虽然差，但老师们认真负责，学校教育教学工作都很出色。当年老师的辛勤劳绩在寿宁教育史上闪光。
寿宁明景泰六年（1455年）即已立县，并不算晚，但由于是偏远山县，交通不便，长期以来发展滞缓，中学教育起步尤晚，直到1941年始有“寿宁县立初级中学”之设，1958年寿宁中学首次招收高中生，偌大一个县才有了第一所完全中学。据统计，“文革”前17年，学校初中部招生总计922人，毕业774人，初中毕业生年均不足46人；高中部招生总计269人，毕业98人。从1961年到1965年，考入大专院校的更是少得可怜，全县仅28人，年均不到6人。芹洋地处县西南一隅，属于典型的山区僻乡，当然就更没有指望了。那年月，不要说读高中、读大学，就是读个初中，也已是凤毛麟角的了。
寿宁县第三中学校门
就这点而言，我们这代山里的孩子算是非常幸运的。就在我们到了适学年龄的时候，我们的家门口竟办起了完全小学，办起了初中班，办起了完全中学。如前所述，这些创办于文革时期的学校固然是极其简陋的，但它们却也为我们这些闭塞山村里一大群野孩子敞开了一扇窗，正是透过这扇窗，我们这些“长期活在单一的信息里”的孩子始知沧海之阔，轮舟之奇，山外还有另外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并产生朦胧的向往。这种朦胧的向往又因为另一个特殊机缘而得以变成一种插翅飞翔的力量，让芹洋这样一个曾经被现代教育遗忘的深山僻乡里的一代又一代孩子奔出大山，去拥抱过去难以企及、甚至连想都不敢想的世界。这个特殊机缘就是，在文革那个近乎荒诞的岁月里，因为各种原因，从省里、地区、县里来了一批下放干部，下放的中小学教师、大学生、插队知识青年，就陆续被安排到芹洋小学、初中班，以及后来的芹洋中学、寿宁三中教书。下放到芹洋这样的僻远之地，无异于发配，对被下放者而言，当然不可能是什么好事，但对正在创办中学、苦于师资奇缺的芹洋而言，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天赐良机”。正是靠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下放干部，本来连办完小都足够勉强的芹洋，在毁学成风的文革时期却风风火火地办起中学来，由此出现了芹洋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兴学盛况。张九仁老师在《山村岁月》中用“五湖四海”来形容当年芹洋学校的教师阵容，并逐个介绍他们各自的来历，他在这篇感人至深的回忆文章中写道：
老师的阵容倒真应了“五湖四海”一个词，福安籍的郭泽生主任，托溪的余校长，本公社的朱教导、王宏雄、胡登强、张常芳、李森老师，武曲公社的何老师，平溪公社的周光温老师。更有县一中下放的吴品荣老师带来妻子实小陈翠尧老师（先时曾在茗坑小学任教），县一中下放的何宜绥老师带来妻子城小龚华英老师，师大毕业的周乃元老师带来妻子林华香老师，县里下放的卢道盛老师带来妻子郭护士，福建师大毕业的卢赤环老师与她后来恋爱结婚的丈夫张高寿老师。我福鼎人，后来从乡下调回来的涂醉钦老师也是福鼎人，北大毕业的蔡荣庆莆田人，师范毕业的高飞老师罗源人，林顺梅老师福安人，老知青郑宝升、陈和贵老师长乐人，还有迟一点来的本县郭孟春等老师。1976年，又来了我福鼎的两位小老乡孔旭章与他的妻子张淑英：对于日渐兴旺的芹洋学校而言，这个阵容还不够，教革会郭主任又通过各种渠道招聘了许多插队知青当民办教师以解师资之渴。莆田的关瑞章、福州的陈立斌（人称陈代谋，代课谋生呀，形象不？）、林小白、福安的陈佑年兄妹侄女等，都汇聚芹洋而来。一时间，四路英雄，八方人马，颇显热闹；年龄参差，老中青；专业不同，文数理化农音美；性格迥异，兴趣多样，但都用心笃实、认真负责，不负教师的名分。
这个教师阵容对芹洋而言，可谓极一时之盛，即使放在现在任何一所中学，也绝不算弱。陈佑年老师在《芹洋事》中也饱含感情地提到当年曾一起共事过的这个特殊群体，并把这个群体细分成四种类型：
芹洋学校萃集了许多优秀的教师。他们有热爱教书、热爱学生、爱岗敬业的共性，但由于不同的经历、身份和处境，又各具鲜活的个性。从大类划分，芹洋校老师可分四种类型：一是，解放前夕、建国初期的大中专毕业生。他们曾是执教于寿宁县城的名校名师，因为家庭出身或个人历史，被谪贬到农村学校。他们被改变的是工作地点，但初心不变，仍乐于当“蜡烛”，做“人梯”。二是，文革前后普师、师大科班出身，因家庭成份或言行闪失，被下放分配的青年教师。他们从小接受的是传统教育，虽被打人“另册”，不掩高才和热情，有很强的教学能力。三是，本县公社土生土长的民办教师。他们根正苗红，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但他们熟悉农村和家长、孩子，知道自己先天不足，肯钻研学习。由于他们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人缘熟、话语通、接地气，也被学生、家长认可。四是，代课或民办的知青，其中不少老三届毕业生。他们插队三四年、生活无着，出走执掌教鞭，倍加珍惜教书的机会、安心于平静的校园生活。我便属于此类型。
四种类型的老师经历、身份、处境、个性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自守本分、自觉工作。九仁老师在回忆文章中特别提到这一点，他说：
那年月下放芹洋这个僻远之地的老师们都各有因由和来历，但也都久经磨练，自守本分，老实工作。我对这些多不过问，保守自己还来不及呢。因为学校并不复杂，也不见配备什么副校长之类，一个主任、一个校长、一个教导，三个领导一把抓，芹洋小学暨初中班和后来的芹洋学校这驾马车就这么奔跑起来了，稳健而实在，一步一个脚印。至于老师们，有那么一批中年教师的敬业、笃实、献身教育的表率模范，又有一批学历较高不曾苟且的青年教师，还有一批跟班兢兢业业的代课、民办教师，领导不必担忧指挥不动，教学更是可以放心。何况在那个年代，大家都是为谋生来自八方四面，自觉工作是共同的特点。
正因为这么一批“各有因由和来历”的老师们的“自觉工作”， 芹洋小学暨初中班、芹洋中学和后来的寿宁三中这驾马车才开始“稳健而实在”地奔跑起来，不但为芹洋造就出第一代初中生和第一代高中生，而且为芹洋培养出第一代大学生，芹洋这片教育的荒原上才绽放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完全可以说，他们是为芹洋中学教育开辟草莱的前驱先路。九仁老师的回忆文章里头提及的另一件事，尤其让我感动不已：
一九七七年春夏之交，从一个下放干部口中听到了要恢复高考的消息，这带点颠覆性质的消息，如晴天霹雳！高考已停了十二年，真的吗？果然，当年九月得悉，十一月正式恢复高考。当时除县一中能组织补习辅导外，乡下中学有何条件？但我仍发动几届毕业生参加补习，自办补习班，自任语、政、史、地辅导老师，那时只奉献，不曾想到什么收学生学费。总之，只要学生努力准备参加开戒考试。我甚至自创破格让个别七八届学生参加高考以练兵。当年十一月的高考，本校虽无金榜题名之人，而再经一九七八年上半年补习后，寿宁三中学生真是陆续有人考上了师大、二师大、农学院以至重点大学吉林大学等。这对自来僻远落后的芹洋小山村来说，可真是破天荒的大事了。
九仁老师本是福建师大中文系的高材生，毕业后却因为博学高才而被打入“另册”，1972年被下放到芹洋中学任教，直到1978年8月调寿宁一中，在芹洋首尾七年，对他而言，这当然不是一段愉快的经历，但他并没有因为个人的命运遭际而自我放逐，而是甘做人梯，利用业余时间，“自办补习班，自任语、政、史、地辅导老师”，以自己的学识、敏感和行动不求回报地帮助那些正在准备高考的学生补习，让他们如愿地考入大学深造。确如九仁老师所说，“这对自来僻远落后的芹洋小山村来说，可真是破天荒的大事了”，但在我看来，这件大事更重要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帮助几个学生圆了大学梦，而在于让像我这样一直在努力与泄气之间挣扎的学生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变“痴想”为现实的可以努力的方向。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说：“教育必须培育人的自我决定能力，不是首先要去传授知识和技能，而要去‘唤醒’学生的力量。”九仁老师他们当年所做的，对我们而言，起到的正是对我们自身力量的“唤醒”。尽管我们入学时九仁老师和佑年老师回忆中提到的老师，多数都已调离，仍留在三中的，除了张常芳老师外，基本上都没教过我们，但他们的名字如吴品荣、何宜绥、张振弼、卢赤环、涂醉钦、蔡荣庆、郭孟春、陈佑年等老师，还有他没有提及的李谦光校长、陈和贵老师，等等，在我们的心目中，都是神一般的存在。他们就像那个特殊年代照进僻乡暗夜的一束光，为当年我们这些原本看不到希望的懵懂少年指引一条可以抵达“山那边”的前行之路，让我们拥有了靠近和实现梦想的勇气和力量。
寿宁县三中校园
黄庆汉兄在《梦的回忆》中有一段话讲得特别好，他说：
当时的寿宁三中极其贫瘠，教师收入低，物质稀缺，许多老师挖点山地种植些菜补贴家庭。但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教师们爱岗敬业、吃苦耐劳、不计较个人得失、把自己知识无私奉献给每一个学生。有一些老师不分昼夜不辞辛苦的为他的学生们补习功课、灌输知识，只是不希望学生因为家庭原因辍学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只是为了更多的学生能考入大学或者中专，跳出农门，能够摆脱落后农业的束缚，改变人生。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些师德高尚的老师们是芹洋贫穷学子们的指路明灯，他们融化自己，照亮他人，我们也将永远将他们铭记于心。
庆汉兄的这段话讲出了他的心声，也讲出了我们这些曾经在旗山脚下受教的学子们共同的心声。但饮水思源，我们尤其不应该忘记一个人，他就是来自福安的郭泽生校长。说实话，以前我完全不了解郭校长，读了这本《我的三中岁月》才对其人其事有所了解，因为这种了解，不禁对他肃然起敬。郭校长1955年8月从福安师范学校毕业后，即到寿宁芹洋阜莽小学、武曲中心小学等校任教，1970年8月起任芹洋公社教育革命委员会主任，并先后兼任芹洋中学校长、寿宁三中首任校长，直到1977年3月调离为止。他在芹洋任职期间，正值文革如火如荼的时候。众所周知，那是一个是非颠倒、横扫一切的年代，作为首当其冲的“重灾区”，教育战线更是群魔乱舞、毁学成风、斯文扫地。但作为教革会头头，郭校长却“从来不愿去追风、赶潮流、出新招、成样板”，据佑年老师回忆，“他领导的公社教革会每年仅开两次例会，期初或期末召回公社全体教师，安排布置或总结评比一学期工作。会后，他常背着行囊，下村驻校检查指导工作。他直接领导和居家的芹洋中小学校，没见天天或月月的政治学习，却也出奇地平静，有的只是教师自个认真备课和老师之间相互的观摩听课，有的只是他与教师亲密无间的水乳交融关系。”他的这种特立独行在当时不可能没有压力，但他却全然不以为意，实在无法规避的规定动作，也只是象征性地做些应景的表面文章应付过去了事。他出身贫寒，又长期在乡下任教，对乡村教育的落后现状有切肤之痛，深刻体认乡村唯一的希望在于教育，因此，当别处毁学之风弥炽的时候，他却在芹洋创榛辟莽，默默致力于兴学。当年的芹洋小学教学楼、芹洋中学教学楼、寿宁三中新校舍等都是在他亲自主持和督办下历尽艰辛兴建起来的，当年的尤溪初中班和广地初中班应该也出自他的擘画。那个年代建校谈何容易，单是建材一项，郭校长就不得不带上几个行政人员或老师一次次出差到浙江庆元、景宁、泰顺一带采购，备齐建校所需的木材和石灰石后，还得逢山开路、见河涉水，千方百计地把这些材料“放溪”回来。每次采购，“他都要脱层皮，黑瘦一圈，俨然丢了魂魄似的”，但他从不退却和推诿，直到校舍盖好才肯停歇下来。兴学，基建只是一端，更棘手的是师资。郭校长为此煞费苦心，四处延揽，招来八方人马，并把他们认作宝贝，捧为座上宾。佑年老师回忆道：
芹洋小学和中学老师来自五湖四海，除土生土长、根正苗红的当地民办教师外，更多的是有“历史问题”的老教师，有“家庭问题”的外地青年教师，有半路出家的“插队知青”。不管是那种类型和何方人氏，只要是教师，郭泽生都认作宝贝，捧为座上宾。不管私下还是公共场合，他对每位老师从不称为“同志”、“老某人”或直呼其名，都在大姓后冠以“老师”。我是临时代课的、且辈份小，他也尊称我为老师。他的谦卑和家教影响了妻儿，一家人都尊重老师，见人总是面带微笑，亲昵叫一声“某老师”，让人觉得自己被尊重、有价值、很温暖、特舒服。他的妻子是福安溪尾人，常有家乡亲戚捎来海鲜看望她。夫妻俩接到家乡的鲜货，都要分些给大家庭的老师，食堂集体用餐的单身老师开牙祭，表达“一粒杨梅也是一个心意”。他家种的蔬菜时令鲜嫩，特别是爬满竹架的佛手瓜，青翠欲滴，总是教师们餐桌上共同的菜羹。
尊师重教本是中国的传统，但那是一个斯文扫地的年代，一个是非颠倒的时代，神奇变成了臭腐，玄妙变成了平常，神圣变成了凡庸。不用说尊师重道，就是连最基本的人伦意义上的亲情关怀也遭到无端的责难和排斥，郭校长却不避忌讳，把“臭老九”捧为座上宾，待之以诚，事之以礼，这绝不是常人所能做到的。难怪当年的老师们都亲切地叫他“教头”，像兄长、朋友一样亲近他，佩服他，几十年过去了，许多老师在回忆这段往事时仍不约而同地提到他，感念他。九仁老师说：“我佩服他的就是能招来那八方人马，一时间把芹洋的教育面貌搞得那么红火。”是的，没有他的卓识与躬行，文革中不可能有那么多优秀的老师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芹洋；没有他的兴学努力，芹洋的教育面貌短期内也不可能发生那么大的改观；而没有教育的改观，我们这一代芹洋子弟也许就是另外一种命运。
作家史铁生在《病隙碎笔》中说：“我经由光阴，经由山水，经由乡村和城市，同样我也经由别人，经由一切他者以及由之引生的思绪和梦想而走成了我。那路途中的一切，有些与我擦肩而过从此天各一方，有些便永久驻进我的心魂，雕琢我，塑造我，锤炼我，融入我而成为我。”这里的“别人”，不同的人肯定会有不同的解释，对我而言，首先就是早年我在尤溪和芹洋读书时的老师，包括尤溪小学时的卢品玲老师，尤溪初中班时的龚迪庭老师、王长春老师，寿宁三中时的张常芳老师、李林藩老师等。当然，还有上文提及的那些不曾教过我却让我在无望中看到希望的老师们。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告诉我“山那边”是什么，并指引我一步一个脚印地朝着“山那边”的世界走去，如果当初没有他们的指引，我不可能成为今天的我。
前阵子式登老师给我发来一组母校的照片，旗山苍翠依旧，操场边的老樟树仍在，且更葱郁伟岸，生机勃勃，昔日那简陋的校舍则已不存，代之而起的是布局更合理、外形更美观、设备更先进、功能更齐全的新校舍建筑群，三中早已今非昔比。抚今忆昔，欣慰之余，略抒所感如上，权以为序。
本文系作者为校友回忆录《我的三中岁月》所作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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