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爱尔兰：1800-1850年历史解读》，乔尔·莫克尔（Joel Mokyr）著，白彩全、赵雨潼、冯晨译，社科文献出版社2020年出版
爱尔兰经济不算失败，但它的历史谈不上成功
2019年，苹果公司是爱尔兰这个484万人口国家中最大的公司。2016年，欧盟委员会裁定，爱尔兰以税收优惠的形式向苹果公司提供非法国家援助。尽管不情愿，但苹果公司已经按照欧盟要求，不顾爱尔兰政府反对，向爱尔兰一次性支付了150亿美元，以避免欧盟对其采取额外行动。可以说，爱尔兰是欧盟中的妥协者。
自1845年以来，由于和工业革命失之交臂，爱尔兰与北大西洋地区的其他经济体之间的产业差距从未缩小过。虽然目前爱尔兰的人均GDP高居全球第5，但是由于过于依赖以优惠政策吸引国际企业研发基地入驻，过于依赖“总部经济”而缺乏本土产业支撑，导致“船小浪大”，在2008年的危机中首当其冲。今天来看，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相比，爱尔兰的经济当然算不上失败，但当聚焦于19世纪，爱尔兰绝对不能算是成功。
《饥饿的爱尔兰》一书，探究的并不是1845-1850年之间发生的爱尔兰饥荒。对这段历史人们或许早已耳熟能详：一场突如其来的真菌感染，让爱尔兰的主粮土豆灾难性地减产。粮食危机只是揭示出了爱尔兰经济的脆弱一面。本书试图理解的是：紧挨着工业革命中心的爱尔兰，在1801年爱尔兰王国并入英国至1850年的50年间，为何错过了工业化的历史机遇。
在欧洲，许多国家在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完成了工业化，并形成了今天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别。在被波兰尼称为“大转型”的这一历史进程中，爱尔兰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外之一。为什么爱尔兰的经历如此独特，又或者说，它真的独特吗？当然从全球的角度看，爱尔兰的经历才是正常的，欧洲工业革命的成功确实是不可思议的，“是欧亚大陆的奇迹”。
为了解释爱尔兰的“例外”，经济学家提出了种种假说。这些理论解释是洞察还是管窥蠡测？苏格兰人亚当·斯密提出了问题：国家为什么富裕？也就是《国富论》的副标题——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而《饥饿的爱尔兰》仿佛是在探究爱尔兰没能让财富奔涌的原因。
经济史对经济学的作用，就像实验物理学和理论物理学的关系——可以凭借证据来对一个理论进行佐证或者证伪。《饥饿的爱尔兰》全书中，充满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确凿证据和对各种解释的检验。《饥饿的爱尔兰》综合了过去一百多年的研究，检查了解释爱尔兰贫穷的六大方向。
对贫困的六种解释
第一，马尔萨斯所说的“人口陷阱”是否能够描述爱尔兰经济？
饥荒之前，爱尔兰保持着极高的人口增长率。1831年之前，爱尔兰的人口增速是欧洲最高的。作者通过对早婚、人口出生率、婴儿死亡率等多种资料的反复核查确认了这一点。古典政治经济学认为，爱尔兰是典型的人口过剩。那里的情况，也是马尔萨斯形成他理论的重要灵感来源和论据。在他的代表作《人口原理》中，马尔萨斯曾说：“爱尔兰的人口密度比英格兰高得多，为了使爱尔兰的资源得到最大效应，大部分人口应该离开这片土地。”这种观点对英国对爱尔兰的政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但即使是他本人，在后来也改变了看法，称假设有充足的资本和需求，在财产安全得到保障的情况下，爱尔兰可以产生惊人的财富，甚至比英格兰更富裕。实际上，爱尔兰的人口密度和法国是接近的，耕地与农村人口之比为1.91，甚至高于完成了工业革命的比利时。本书作者发现，在统计学上，无论是在爱尔兰内部比较还是国际比较中，都难以发现人口压力与人均收入之间的联系。没有证据表明爱尔兰的人口过剩是饥荒的原因，也没有证据能够表明人口增长过快是贫穷的原因。
第二，从生产关系角度，是否是土地长期租佃制度导致了生产力的停滞？
爱尔兰全国的农民都没有土地所有权，土地所有者仅有8000多人，租户之间互相租种土地普遍存在。在佃户和地主之间，还发展出了掌握部分土地支配权利的“中介”，但是没有人有动力去改善土质和设施，爱尔兰对轮作、排水、肥料和农具的调整更新速度极其缓慢，更没有人愿意开荒。因此，产权界定不清晰似乎是解释爱尔兰农业投资不足从而陷入贫穷的有力解释。但是存在很多这一假说难以解释的现象，比如饥荒前夕爱尔兰三分之二的土地都是长期租赁的形式，农民的经营权是比较稳定的。根据作者基于扎实史料的测算，在爱尔兰对土地改良的投资回报是15%左右，高于投资于英国的贸易和制造业，国土面积的30%是可改良的耕地，投资回报率是7.7%，而开垦泥沼地的投资回报率是33%。但是在当时，这种理想情况并没有变成现实。能够发现机会的人没有资本，掌握资本的人看不到机会或因为种种原因不愿投资，换言之，爱尔兰的农业领域存在所谓的“资本市场失灵”，呈现出“麦金农特征”，农业方面的投资机制“短路”了。
爱尔兰农民
第三，爱尔兰农业农村社会动荡是否是经济停滞的根源？
19世纪上半叶爱尔兰工业化的失败和明显的经济下滑，使得贫穷落后成了爱尔兰在欧洲各国观察者眼中的印象。有史学家写道：“在某种程度上，饥荒前的爱尔兰历史已几近一场悲剧的高潮了。”和18世纪中期英格兰的圈地运动没有受到太激烈的抵抗不同，爱尔兰的农村地区以无休止的冲突对抗著称。但与其说这些社会不稳定是导致投资信心不足、经济发展缓慢的原因，不如说这是爱尔兰经济从属于英国的结果。1800年，对英国的贸易占爱尔兰出口总额的85%和进口总额的79%。与英国的经济一体化使得爱尔兰陷入了“非最优的专业化模式”，如果它自行决定，绝不会选择这种模式，正像恩格斯在《爱尔兰史》中所说的：“今天英国需要迅速而可靠的粮食，那么爱尔兰正是种植小麦的完美之地。明天英国需要肉，那爱尔兰就只适合牧牛。” 1814年之前，种植业更有利可图，但拿破仑战争之后情况逆转，畜产品相对谷物的盈利能力上升，因此爱尔兰的地主有将土地集中发展牧场的动机。但是集中土地和农民自给自足的小农业生计相冲突，加上“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清单”的非经济因素，导致爱尔兰的农村社会矛盾与其他欧洲国家相比更加尖锐。爱尔兰的缺乏非农就业岗位、农民对土地产权的渴望、合并土地形成规模经济所需的高昂交易成本，不仅成为爱尔兰农业发展的障碍，也成了让国际投资者望而却步的不安定因素。
第四，自然资源劣势、资本匮乏是否导致爱尔兰经济“先天不足”？
的确，工业革命所需的核心煤铁资源，爱尔兰一样都没有。但是“大自然对人类馈赠时想来非常精打细算，她给了你这个，就必定不给那个”。 爱尔兰泥炭资源无处不在，虽然提供的热量还不到同等重量的煤炭的一半，但成本也更低，因此单位成本泥炭提供的热量更多。不过泥炭开采是劳动力密集型行业，煤炭价格下降了，使得泥炭没有成为工业革命中的核心燃料。但是面对资源制约的欧洲经济体并不是只有爱尔兰。没有证据能够说明，为进口这些资源带来的额外费用导致了“成本差异”，实际上爱尔兰缺乏的资源也不是完全没有替代品，并不能说大自然苛待了爱尔兰并使它注定贫穷。
资本匮乏方面，实际上爱尔兰并不缺少储蓄，但是投资和资本形成却严重不足，导致了爱尔兰从未发展出炼铁和化学工业。当时有观察者认为 “爱尔兰的资本储蓄量远远超过它在国内的投资支出，但这些资本很少用于风险投资……爱尔兰投资者缺乏的其实不是资本，而是投资信心” 。比如著名的吉尼斯啤酒厂，就因为将资金用于购买政府债券和投资韦克斯福德的大片地而发展遇到瓶颈。爱尔兰在农业种植结构升级、土壤改良、渔业林业发展上也都可以称得上失败。比如虽然爱尔兰谚语中说“要坚持种树，你睡觉的时候它就在生长”，但是经过长达三个世纪的无序砍伐，饥荒前爱尔兰全岛的森林覆盖率只有2.34%。爱尔兰本身处在欧洲大陆架上，是得天独厚的天然良港，但是1841年全国渔民仅有9211人，等等，都是资本积累不足导致的。有观点认为，这种投资短路是因为爱尔兰没有资本市场，但是1850年前后的欧洲只有比利时不是这样。
第五，土地所有者的缺乏企业家精神和劳动力素质差是否应对经济不发展负责？
爱尔兰的“不在地地主”备受诟病。作者认为，不在地地主的影响不是宏观经济方面的，虽然他们没有将储蓄用于国内的投资和积累，但是他们对微观经营的漠不关心才是更严重的问题。历史学家称爱尔兰的不在地地主“往往居住在别处，对自己的产业一无所知……虽然接触过土地，却很少在土地上扎根，而且他认为爱尔兰配不上自己的关心和牺牲。”作为投资者，他们极度风险厌恶，“绝大多数爱尔兰投资者只有在其他人已经承担了风险后才认购铁路资本”。这被总结为爱尔兰的“创业失败”。但认为创业失败造成行业失败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个别企业家失败后，竞争会推别人上来，“如果一个技术人员能在曼彻斯特造出一辆越野车，他就可以在根特或者波塔科特也造出一辆。一辆可以通过哈德逊河的蒸汽船，一定也可以通过易北河或者香农河。”事实上，爱尔兰有一批优秀的本土商人，都柏林还有众多成功的银行家。饥荒后很多外国人在爱尔兰创业成功，比如意大利人比尔安科尼建立了最成功的驿站马车集散中心，英国商人建立了贝尔法斯特的航运业等等。
劳动力方面，爱尔兰的工资水平不到英格兰的一半，为什么低工资没有成为爱尔兰工业化的优势？有观察者提出，“廉价的劳动力也是昂贵的劳动力”，爱尔兰的劳动力往往难以满足工业资本的需求，熟练技工仍然紧缺。低工资水平和低生产效率不是互为因果，二者都是资本短缺、技术进步缓慢的结果。而且在经济一体化后，“英格兰的资本不会流向爱尔兰的廉价劳动力，而是爱尔兰的廉价劳动力流向英格兰的资本”。
1846年-1847年爱尔兰饥荒场景
第六，移民即高素质人口外流是否具有决定性影响？
饥荒前爱尔兰人口一度超过800万，这一数字在1926年达到最低谷，目前恢复到近500万人，人口外流是爱尔兰的长期特征，历史上爱尔兰的外出移民是欧洲最多的。它通过三种效应影响这个国家的财富，一是生命周期效应，二是劳动质量效应，三是人力资本效应。比如一个18岁的橱柜工人要移民，显然过去18年中他的消费大于产出，他“欠社会的债务”就是他18年中消费和产出的差额，当他移民时社会损失的这笔价值，就是生命周期效应。如果他在做橱柜方面有特别的天赋，而他的接替者没有这种天赋，损失就出现了，这是劳动质量效应。假设他支付了自己全部的技能学习费用，并且社会中存在可以完全替代他的人，在他被接替的时间间隔中，人力资本存量是低于均衡水平的，这带来的损失是人力资本效应。移民可能从这三个方面影响爱尔兰的财富，本书通过史料数据证明了，影响最大的是生命周期效应。
总之，对爱尔兰贫困根源的各种解释在这里都要经受史料数据的“严厉审讯”。总的来看，本书作者证明了，一切要素都是通过作用于资本形成，最终对爱尔兰的贫困产生影响。“风险投资”的缺位；作为“小型开放经济体”却没法实现比较优势；过高的交易成本和社会代价，导致理论回报率难以实现；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表面上是高回报的活动，而人口流动频繁导致实际情况事与愿违，这些都是可以有把握得出的结论。
欧洲工业革命的“对照组”
爱尔兰经济史，是欧洲工业革命的“对照组”。它服下的不是“安慰剂”，但是哪里出了问题？爱尔兰的这段历史证明了，在19世纪，其他欧洲经济体的幸运从来都不是必然事情。以现在经济学家的眼光来看，19世纪爱尔兰经济中，界定不清的产权、高昂的交易成本、缺乏灵活性的契约、不完善的信息传递机制等，在各个方面体现了市场机制在分配资源、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失灵。
要识别导致经济崛起的关键要素往往不难，但是限制经济发展的因素，往往不好识别且互为因果。识别尚且不易，遑论克服它们的不利影响。经济成功的经验常常类似，而停滞和落后的原因却各不相同。爱尔兰与工业革命的失之交臂，当然不应仅仅归因于经济原因。如作者所说，爱尔兰企业家精神的相对匮乏，在历史上“是英格兰和苏格兰的冒险家和雇佣兵、暴发户和外国人创造了地主。伊丽莎白一世、克伦威尔和威廉三世无意中也限制了19世纪爱尔兰农业可获得的企业家数量和质量。”
但是“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将分析限于经济角度的好处是政策针对性更强，即可以通过加深对经济现象的理解和把握，发挥政策的主观能动性。这在今天的国别比较研究、区域发展研究中，都可以提供一些新的角度。如果读者想得到一个明确答案，这本书将令人失望，但它带来的现实冲击力和理论启发却令人惊喜。正如物理学家费曼的观点，当记者提出“为什么磁铁有磁力”这个问题时，他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对一个问题当然可以给出某一层面上的答案，但是决定认识和实践水平的，是人们对现象掌握的广度和对规律认识的深度。
在回顾这段独特又充满启发的经济史时，各发展中国家读者也许会体会到马克思引用过的古罗马诗人弗拉克的话：“只要换一个名字，这说的正是阁下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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