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考古学暨仰韶文化发现和命名一百周年。一百年来，包括夏鼐、梁思永、苏秉琦等在内的中国考古学的历代大师们都在仰韶文化及其相关问题上倾注过很多目光和精力。
从1980年到2020年秋，文物考古人员先后多次在仰韶遗址发掘，希望在中国考古学诞生暨仰韶文化发现命名100周年之际，将对仰韶文化的认识推向深入——这一次次发掘和发现不仅是为了重新认识仰韶遗址，也是为了回望中国考古学的初心，对仰韶文化和中华民族、华夏文明源头的一次次校准。“澎湃新闻·古代艺术”(www.thepaper.cn)将陆续呈现“中国考古百年”系列稿件。
仰韶村遗址远眺
一百年前，即1921年秋，瑞典人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作为当时北洋政府的矿政顾问和中国学者一起对仰韶遗址进行了首次发掘，发现大量彩陶等史前遗存并命名了仰韶文化，被认为是以田野发掘为标志的现代中国考古学之始。
瑞典人安特生（1874-1960）
1951年夏，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由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领队，即第二次对仰韶遗址进行发掘，除了仰韶时期的彩陶等遗物之外，还辨识出龙山时期的磨光黑陶、方格纹灰陶等，基本上弄清了仰韶遗址的文化性质和面貌。
1935年夏鼎先生于安阳
1980年秋到1981年春，河南省考古研究所与渑池县文化馆联合对仰韶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进一步明确了仰韶遗址的内涵，证实遗址包含着仰韶和龙山两个考古学文化，并明确了其地层叠压关系。
2020年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第四次发掘，希望在中国考古学诞生暨仰韶文化发现命名100周年之际，将对仰韶文化的认识推向深入。
其实，这一次次发掘和发现不仅是为了重新认识仰韶遗址，也是为了回望中国考古学的初心，对仰韶文化和中华民族、华夏文明源头的一次次校准。每一次发掘都是为了不能忘却的纪念，既纪念历史也纪念对历史的发现和认识。
安特生发现仰韶有其偶然性，也有必然性。他是世界著名的地质学家，曾经担任世界地质学会会长，时任中国北洋政府聘请的矿政顾问，但是在找矿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古生物化石的线索，他比较了解当时的欧洲古生物学、史前考古及其重要意义，因此也准备在中国搞点考古。他先是瞄上了北京西郊的周口店，因为那里出龙骨，他凭直觉觉得能发现古老人类的化石，但是因为偶然的因素，中间将目光转向了黄河中游的垣曲和渑池，并寻迹发现了仰韶村遗址。他本来可能发现北京人之家，却意外地挖掘了农耕华夏之根，搞到了一个大问题——中华民族和中国文明的史前源头问题。
现代的仰韶村，在数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也是一个古村落，规模大，堆积厚，遗存丰富，彩陶发达而精美，其内涵和规模给安特生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并认为它显然和华夏民族及文明的早期历史有关。因此，安特生花费了很大精力去追寻其源头。安特生是有世界眼光的学者，仰韶遗址发现后，他将主要精力转向考古，将仰韶的彩陶文化和当时已知的中亚土库曼斯坦的安诺彩陶、乌克兰的特里波列彩陶等著名彩陶文化进行比较，并到甘青地区去寻找两者之间的关联，先后发表了《中华远古之文化》（1923）《甘肃考古记》（1925）《黄土的儿女》（1934）等著作，提出了彩陶和中华文明西来说。
仰韶文化 人面鱼纹彩陶盆 国家博物馆藏
仰韶文化 船形彩陶壶 国家博物馆藏
安特生之前的西方学者基于人类文化的一元论，大都推测中国文明乃西来产物，而安特生的西来说则是他基于考古发现和研究所倡，因此影响相当大，直到解放后前苏联老大哥的一些权威学者仍然坚持中国文化西来说观点，这里边未必有恶意，但是如何正确认识仰韶文化和中华民族、华夏文明之来源，则成为中国学术界尤其是考古界长期纠缠的大问题，一代一代学者不仅重新发掘仰韶村，也不断推进对仰韶文化以及其他史前文化的形成、发展、演变以及源流谱系的研究。这其中，仰韶文化一直是个关键性枢纽，不仅因为它发现早，工作开展得多，有前边这些学术渊源，更因为仰韶文化在早期文化源流谱系中的确占据着独特的位置。
仰韶文化 鹰形陶鼎 国家博物馆藏
安特生开了田野考古的头，中国的先进学者就纷纷跟进。因为在20世纪之初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古史观遇上了科学思潮下的疑古派的强烈冲击，尤其是上古中国史被很多人认为可能是层累的人为编造。一些受到西潮影响的学者纷纷走向田野，以锄头代笔，寻找新资料，试图以考古发现重建早期中国历史。傅斯年先生在最早的国字号考古机构中央研究院成立史语所时就明确提出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这个和古史框架能否成立、民族认知和文化自信如何建立直接相关。
第一个国人考古学家李济先生留美归来首先就去发掘山西夏县的西阴村，他的目的是寻找夏，其实他在那里发现的也是仰韶文化。李济留学学的是人类学，并未专修考古与发掘，但他的博士论文题目选择的就是《中国民族的形成》，他一直在兹念兹的。接着中央研究院发掘殷墟，北平研究院发掘斗鸡台等，都是想把最关键的介于文献记载、传说和考古发现交汇地带的夏商周以考古的实证予以落实。进入二十一世纪，商与周没有问题了，夏还没有彻底落实。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基本上是学术界的共识，但待解的问题和争议还有很多。
关于仰韶文化的认识，梁思永先生1931年在后岗揭示仰韶-龙山-殷墟三叠层，确认仰韶文化早于龙山文化，龙山文化早于商代的殷墟，这个发展的序列成为学界共识。至于西边红陶彩陶，东边黑陶灰陶，还有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让史前传说和三代的联系又进了一步。夏鼐先生不仅重新发掘仰韶遗址，而且之前还把安特生的西部考察路线重走了一遍，订正了不少安特生搞混的地层和文化年代。1965年，苏秉琦先生用庖丁解牛式的典型彩陶纹饰、典型器物尖底瓶等和典型遗址分析法，通过类型比较把对仰韶文化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阶段，然后又以区系类型的同样方法放眼全国，发现早期中国各大地域都有自己的文化演变的源流谱系和文明火花，有些还相当精彩，比如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长江中游屈家岭-石家河文化，结合较晚的商周时期四川三星堆、江西大洋洲等惊世考古大发现，提出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多元）说，对传统的中原大一统观念形成极大冲击。严文明先生以火眼金睛发现中国早期文化中多样性中有统一性，认识到中华民族与中国文明的多元一体形成模式，他形象地比之为重瓣花朵模式，认为仰韶文化周边的地域性文化虽然精彩，但实际上仰韶文化仍然居于那个花心的位置，仍然是庖丁解牛之后需要紧紧牵住的那头牛的牛鼻子。
龙山文化 薄胎黑陶高柄杯 国家博物馆藏
良渚文化 玉璧 国家博物馆藏
可以说，中国考古学的历代大师们都在仰韶文化及其相关问题上倾注过很多目光和精力。
我们今天讲的中国文明和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也不是自古就有的，而是有一个逐步形成发展的过程或者历史的总趋势，它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比如我们有将近200万年的旧石器考古发现，但是这些人及其文化和今天的中华民族还不能说有直接的关系，只能说明东亚这块大陆很早就适于人类的生存。地域性的族群文化及文化传承上的认同是农业社会以后才逐步建构起来的，而仰韶文化正是其间的一个关键性节点。因为之前的人类跟随环境变化追逐食物资源不断迁徙，期间的空白是很多的，农业出现之后人们才逐步定居下来，开始形成村落，流动性的人群慢慢发展成为相对固定的部落和具有共同祖先认同以及考古学上所见的地域性文化传统，然后又形成国家和文明。
新的考古发现已经证实，仰韶的彩陶不必到那么远的欧洲去攀亲，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陶器和彩陶的地方，也是原生的农业起源地之一，而且有两大自发的农业系统——大米和小米（包括黍和粟）农作在南北并行发展，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而仰韶文化恰恰形成于两大农业的交汇地带，或者说就是欧亚大陆东部两大农业系统交汇的结果。这两大农业系统自距今万年左右即分别发源于东南沿海和西北的黄土高原，在距今八九千年时已经在黄土高原东南缘即今天河南省淮河上游一带率先遭遇，经营稻作的贾湖文化和驯化了黍、粟的裴李岗文化、磁山文化、老官台文化等共同孕育了以黄土地带为主要分布范围的仰韶文化。可以说仰韶文化是综合了南北两大农作系统之后形成的，并率先在黄河中游易于开垦的几大黄土地中的河谷盆地里形成聚集性爆发优势，然后又借着全新世大暖期最佳气候阶段气温的上升不断向西北方向拓殖，几乎占据了整个黄土高原及其外围，从而在人口与规模上占据了区域间的相对优势。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开展，浮选法等新手段的普遍运用，不仅在作为中原核心区的嵩山周围不断发现小米大米共存的现象，仰韶遗址乃至豫西、关中和晋南的不少遗址也发现高处种小米、低洼处种大米的混种现象。当然，作为黄土地上的文化，仰韶文化总体上是以小米为主的，粟的比例尤其高，以至于社稷（粟）成为后世中国国家的代名词。
裴李岗文化 加工粟的石磨盘、石磨棒 国家博物馆藏
因此，仰韶文化是早期中国较早发展起来的农业化程度较高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农业率先发展使其人口增长较快，然后大量向外拓殖移民，占据了广大地盘，并奠定了早期华夏的人口和语言基础，彩陶文化被其扩张的人群携带到广阔地域并形成强大的文化辐射与心理认同影响。仰韶文化在其中期的庙底沟阶段已经成为当时东亚文化圈中最强势的文化，其核心区包括整个黄河中游地区，向北越过河套，东南进入苏北，向西远抵青海，西南则深入川西北以及青藏高原的外围，差不多遍及大半个今天的中国，在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文化和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中，也都能看到其文化因素的影响。因此，有理由说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这个农业区域性文化传统就是华夏民族和文明的直根系。
当然，仰韶文化还没有进入国家文明阶段。在仰韶后期全新世大暖期进入气温波动和下降通道时，仰韶文化也在达到高潮之后进入了一个相对低潮的时期，其中心地带显得相对沉寂，而早期拓展的外围地区也逐渐分化，与此同时周边尤其是东方低地地区则也渐渐经过不断开发次第进入农业主导的区域性文化的高峰，甚至形成了相当复杂的社会和文化面貌，比如从北往南，红山文化形成坛-庙-冢一体的大型礼仪建筑，大汶口文化出现诸多厚葬大墓，屈家岭和石家河文化发展出密集的城址群落，尤其是东南环太湖的良渚文化兴建起规模宏大的大型水利设施并制作大量精美玉器，等等。但是，在距今4300年左右，随着又一轮气候波动和文化交互激荡，北方和东南地区的人口和文化因素都开始不约而同地向中原的环境宜居地带聚集，仰韶故地在再次吸纳各方先进因素之后率先进行族群、技术和文化的重组，在经过晋南陶寺等的集成创新实验之后，二里头文化在中原腹地强势崛起，标志华夏文明核心和正统形成，早期中国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相互作用圈格局为之彻底改观。再后来我们就能看到这一传统经过夏商周的巩固而不断发展壮大，终成延续数千年而今仍屹立世界东方的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
红山文化 孕妇陶塑像 国家博物馆藏 祭器礼器
因此可以说，在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孕育过程中，仰韶文化扮演了奠基者的角色，人口、语言和农耕经济的一些基础性文化内涵都在此时定调，到二里头文化又实现了不同族群和跨文化要素的整合与突破，形成超越血缘部落的国家及其文化共同体，奠定了真正的华夏文明框架结构，仰韶故地中原地区也由此而成为华夏民族和文明的摇篮。此后，周边各区域的文化包括长江流域的稻作文明和北方草原地带的游牧文明，在与中原华夏的相互作用中不断加盟，共同缔造了今天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
从清末在与西方列强的互动中建立起民族和文化的自觉意识以来，对于祖先之来龙去脉，对于华夏文化传统的结构特色及其流变，先哲们就一直追求在实证材料、科学逻辑的基础上，能够说得比以往的文献和传说更具体、准确一些。一百年来的中国考古一直在为重建古史、重建民族认同和文化自信努力着，而仰韶文化的发现和研究一直是其中的重要主线之一。
一百年后的今天，借助考古学，我们对仰韶文化、民族文化以及中国文明都有了比较深入的新认识。仰韶文化是早期中国农业文化的典型代表，是华夏文明的主根脉。我们这个民族能够数千年屹立于世，血脉与文化绵延不断，有很多经验值得汲取。从仰韶文化来看，勇于创新是其一，可以说没有陶器和农业的发明，就不会有仰韶；能够抓住机遇是其二，没有全新世大暖期的适宜气候和黄土地的易于开发，就不会有仰韶相对于各地的捷足先登；开放包容是其三，仰韶汲取北方旱作和南方稻作农业的共同长处，后起于中原腹心的二里头文化更是对当时所知世界的各种先进文化因素兼容并包，创造性转化利用，才实现了跨越族群的整合式突破，形成华夏文明的正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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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客观认识我们这个民族共同体，爱护自己的民族共同体，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智慧，搞好自己的事情，建设好自己的家园，同时也要认识到中国也只是世界的一元，世界也正在朝多元一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的文明形态演变，要有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融成仰韶的两大农业基底，可能就是现代人走出非洲之后沿海和沿着草原抵达欧亚大陆东方两路人群不断演化的主要成果。而二里头的崛起，不仅充分吸收融合和创新了东亚大陆已有诸文明要素，源自西亚的小麦、牛、羊以及冶金技术及其产品，也起到举足轻重的促进作用。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也相当多，除了传统所说的四大发明之外，小米、稻米外传，以及丝绸、陶瓷、茶叶等等，都长期影响到印度、两河乃至阿拉伯和西方文明的发展。更值得挖掘的是技术、观念等方面的交流，到底起到了什么作用？今天全球一体化，各国之间的竞争，各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在新的可持续发展新文明的建设中，如何取长补短，的确值得深思。
但愿历史的长河能够给我们以启迪。
（本文原标题为《发现仰韶，重识仰韶——百年考古追寻华夏农耕文明的直根系》，本文作者为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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