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女性启蒙

1915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

那一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1916年9月起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

那一年，商务印书馆《妇女杂志》创刊。

商务印书馆作为一个文化传播载体参与到中国现代女性话语的传播和建构中来。从“三寸金莲”到“高跟鞋”，从“女子无才便是德”到“知识女性”，从“旧”到“新”， 从“家庭女性”到“职业女性”，1915年由商务印书馆创刊的《妇女杂志》，引领女性思想变革潮流，记录中国女性启蒙之路。《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女性启蒙》是重返历史现场之作。

在这里，聆听商务印书馆发出的时代之声，百年代际，余音不绝。 

创始于1897 年的商务印书馆，经历了晚清民初的发展之后，逐渐从一个小型印书房成为与中华书局抗衡的大型图书出版商。

“它拥有一个涵盖教育、文学、时政、妇女、儿童等诸多领域并且发行多种刊物的杂志社；它的发行所不单开办了国内和海外几十家分支机构，还包括一个征集了十万订户的‘通讯现购处’；它的印刷所不单拥有当时最先进的印刷设备，还拥有最先进的技术力量。”

作为商务印书馆旗下期刊的《妇女杂志》，从商务那里获得的资金支持，使其能够如期出版并且历时长久。

在17 年的时间里，《妇女杂志》的发行量从创刊时的两三千册，到最高时候的一两万册，既有基于读者阅读偏好的改变而获得的增加，更重要的一点是，商务印书馆良好的发行渠道使《妇女杂志》能够发行到多个省、市、地区，并进入到南洋等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商务印书馆对文化事业的倚重，使《妇女杂志》成为女学的好帮手，致力于女性教育和女性问题的探讨。“商务的期刊带有群体‘长寿’现象。这种旺盛的生命活力固然与商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做支撑有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商务母体把自由、自治的学术精神与大度、稳健的学术风范注入了其每一个产儿之中。”

张元济作为商务印书馆的掌舵人，在商务印书馆成立之初就确立了“文化与商务”的发展基调，这确保商务印书馆在任何社会、文化变迁以及诸多政治变革和时代动荡面前，能够屹立不倒。

“他（张元济）又以同样非凡的气度和开阔的胸襟对待新时代社会准则的种种变更。然而他始终丝毫没有偏离过自己的终极目标——通过知识启蒙来实现中国现代化”，“与康、梁等人相比，张元济奉行的是更为稳健的文化救国之路，反对任何稍显激进的变革举措。他认为，教育是富强的根本，中国人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民智不开，任何改革都没有希望。……反对激进，是张元济一直坚持的思想。……他所希望的是通过循序渐进的努力以求开通民智，最终达到使中国富强的理想。……张元济稳健的文化救国方案与立宪派开启民智，和平改革，避免流血革命的观念正相契合。”

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定下的发展路径，也影响着商务的整体出版战略和文化发展的需要。 

从1915年至1931年的17年中，《妇女杂志》每月一期，共计出版17卷204期，被当时的读者称为女性报刊中的“第一把椅子”。《妇女杂志》在17年的时间里共经历六位主编，分别是王蕴章、胡彬夏（女）、章锡琛、杜就田、叶圣陶、杨润余（女）。

“英国出版家斯坦利·昂温说：‘图书出版工作是一个很有个人色彩的行业’，‘出版商个人的爱好决定了出版社出书的质量。这些爱好似乎对事业的特征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一般来讲，杂志的风格总是与出版人和主编的风格相一致的，正是商务印书馆的出书办刊的整体思路，才使《妇女杂志》稳健循序地启蒙女性、开启民智、辅助女学、帮助家政。

《妇女杂志》中对“新知”的推崇，迎合了大众对新知识的明显需求。在迎合中引导，在引导中建设，这种渐变式的方法也和张元济为商务印书馆确立的“通过知识来实现现代化”的诉求相吻合。但是，张元济并不是一味求新，放弃传统，而是保持各自文化上的优势，相互调剂，从而建立了商务印书馆“趋新”和“念旧”的双重文化价值观。

商务印书馆对杂志实行主编负责制，给予主编独立创办刊物的思想空间，后来编译所的所长王云五对《妇女杂志》过于先锋的言论，实行了干涉。从主编的立场讲，这是对主编负责制的一个破坏；从商务的角度讲，这又是商务一贯的稳健立场和调和态度使然。 

“今者妇女杂志发刊，应时世之需要，佐女学之进行，开通风气，交换知识，其于妇女界为司晨之钟，徇路之铎，其于杂志界为藏智之库，馈贫之粮，所谓沈沈黑幕中放一线曙光者，此物此志，抑余有进者。”

——《妇女杂志》发刊词

商务印书馆的商业理念、文化诉求、精神指向等决定《妇女杂志》呈现什么，以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呈现。“书籍是流布和传递思想与知识的重要载体，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总体文化的指针和具体表征。……但从反面看，文字产品一旦成为市场商品后，出版社需要充分考虑生意，以至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主动迎合大众的口味。”

基于坚持与迎合、经济与文化相间的立场，商务印书馆不断影响着《妇女杂志》的风格、宗旨和内容，也不断通过这种改变来反映知识分子阶层对女性新问题的态度和策略。

郑振铎说：“我希望1920 年的中国出版界，能够免了1919 年的弊病，能够保持它的盛况，更加一些切实的研究。希望他们去了投机牟利的心理，做真正的新文化运动、希望他们能够多多出版些关于哲学科学的译著；希望他们能够把出版‘黑幕’、‘奇书’的纸张油墨，来印刷打破迷信，提倡人道的著作；希望他们不再费劳力来译别人已经做过的工作；最后我更希望能够有创造的著作出版。”

变革和守持之间，商务只能按照资本逻辑来前进，当“求新”和“新文化”俨然成为一种时尚的时候，商务就在新潮时尚的大众欲求和迎合阅读者口味之间做出了恰切的选择，这就是1920 年的改革。 

在《妇女杂志》17 年的出版历程中，每一次对主编的调整都是基于商务印书馆所遭到的一些争议。为了符合市场和文化的需要，商务就会很自觉地进行内部变革，以适应社会的文化诉求。

“对于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各种文化思潮，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中几乎都有涉及。这种不偏不倚的做法，使商务在新文化运动的初期就备受责难。”

在今天看来，这对传统文化的保存和发扬具有重大的意义，但处于新文化浪潮中的商务印书馆，其不偏不倚的态度和渐进改良、持重谨慎的改革，遭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先进知识分子的强烈批评。

商务印书馆坚持的“文化与商务”的立场，一方面，使之能够坚持文化启蒙的事业，提供给读者书籍和期刊；另一方面，商人的逐利性又使这种文化担当始终与经营利益相结合。

无论是急先锋式地参与新思潮的讨论，还是缓进的不温不火的态度，都有一只“看得见的手”和一只“看不见的手”交相作用着，“看得见的手”就是商务印书馆，而“看不见的手”就是文化和历史前进的内在逻辑。商务印书馆的价值立场和对社会变革的态度，也成为性别表述不断转换的一个内在原因。

《妇女杂志》是商务印书馆用来推广女学和“新知”的重要阵地，也是商务印书馆商业营销的细分市场，借助于这种市场细分，它形成了巨大的销售宣传网络。商务印书馆实行的广告营销策略，实现了“书”和“刊”的互相借力。

借助期刊对书籍的推广，实现其刊发图书广告的策略，同时也借助图书的推荐，增强读者对于杂志的依赖。这种以杂志售书、以书养杂志的营销模式是商务印书馆在近现代发展中富有创造性的探索。

此外，商务印书馆集结的一批文化精英，共同创办同人杂志，尤其是编译所大量的西文翻译，为《妇女杂志》提供了重要的作者和文章。比如，编译所中的胡寄尘、周建人（乔峰）、杜就田等，都在为《妇女杂志》撰稿，1915—1920 年，著名文学史家钱基博多次为《妇女杂志》撰文，并作国文范文，可见商务印书馆旨在通过《妇女杂志》振兴女学，进一步实现启蒙的现代性诉求。 

以上内容摘自《商务印书馆与中国现代女性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