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临近,作家须一瓜的最新长篇小说《致新年快乐》刚刚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故事里的“新年快乐”是一家工艺礼品厂的名字。从小做着“警察梦”、却被父母强令学琴的成吉汉从父亲手里接过工厂,将之变成自己招兵买马的梦想实验场,组建起一支嫉恶如仇的保安队伍。这群队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热衷于治安巡逻、擒拿扒手、除暴安良,由此演绎出一系列轰轰烈烈的故事。
往好听了说,这是一支“民间反扒志愿力量”;往难听了说,这群人个个都是“神经病”“疯子”“二百五”。小说写到:“春节假日,每个被排值班的警察都痛苦万状,恨不能在万家团圆的日子里,陪伴父母妻小。可是,这些反扒志愿者,龙腾虎跃拔剑四顾,就怕你不排上他的执勤时段,从来无需分文,个个无怨无悔。”
小说不长,总共14多万字,依然延续了须一瓜小说一贯的“荒诞感”。尽管它是一个极具悲剧色彩的故事,但行文轻快,富有节奏感,经常让人忍俊不禁。值得注意的还有“音乐”——这部小说中的关键元素,如影随形,无处不在。如果有可能,边听音乐边读这本小说,那会是一种神奇的体验。如果不能也无妨,毕竟文字和音乐一样,都具有某种神奇的“致幻性”。
《致新年快乐》由上海文艺出版社新近出版
对须一瓜而言,《致新年快乐》是一笔“早就要写但一直没写”的旧账。小说没有人物原型,但她一直关注着社会中那群特别想当警察的人。
“人类天生具有社会正义、人生正义的诉求。”近日,须一瓜就《致新年快乐》接受澎湃新闻记者专访。她说:“在这部小说后面,我看见并致意我们每个人的正义梦想。如果我没有判断错,实际上每一个人的心底都给那些‘二百五’留有被心灵之烛照亮的位置,每一个人都知道人生的价值并不仅仅局限在物质成功。是的,每一个都知道。我们都假装忘记了它们。”
所以,这是一个“愚蠢而高贵”的故事,一个致敬正义,致敬梦想,致敬灵魂的故事。批评家黄德海为它写下了三句话:一群逆向驶入时代的年轻人,一些人生中重大的转境时刻,一个善意进入崎岖世间的故事。
在书的后记里,须一瓜还写了一句让人很是着迷的话:“我像恋爱一样关注,像恋爱一样书写,书写那些把人生当恋爱一样过的人们。”
那些把人生当恋爱一样过的人们,就是那些有“梦里人生”的人。
须一瓜 ,著有《淡绿色的月亮》《提拉米酥》《蛇宫》《第五个喷嚏》《老闺蜜》《国王的血》等中短篇小说集,及长篇小说《太阳黑子》《白口罩》《别人》《双眼台风》《甜蜜点》等
【对话】
澎湃新闻:小说对于时间的设定是“二十年前”“城市化初级进程中”……而在后记里,你说这是一个“早就要写但一直没写”的故事。所以我会好奇,这是一个有人物原型的故事吗,还是说写作灵感来自很久以前的某次触动?
须一瓜:没有人物原型,也不算哪一次特别的触动。只是,我一直注意到生活中有这么一类就是渴望当警察的人。他们中的确有人是觊觎社会管理的威风,但有的人并不谋私,就是想打怪“升级”自己“人生段位”——他们把警察视为更高级的生命形式。
正义感是人类的原始情感,人类天生具有社会正义、人生正义的诉求。遏制不公不义,与普通职业相比,和司法其他机构相比,警察显得“手段直接”而且还比较容易“够得着”。所以,总有人通过做梦、想象、嫁接等方式,实现自己护法使命,他们有意无意地纵容自己,在护持人间公平正义、除恶祛邪的追梦中,展示人生一味。可能滑稽,可能庄严。
至于小说时间段的设定,是出于小说人物活动合理时空的考虑,倒不是二十年前就想写。
澎湃新闻:我自己看这个故事,有过几次情难自禁的时刻。一次是他们大面积挂彩,结果一进厂大门就灯光齐放、喷泉狂飙,还响起高分贝的《凯旋进行曲》;一次是他们以“警民共建”的名义去敬老院搞慰问活动,在那个无须担心被证伪的时光里全力奉献;一次是故事的最后,猞猁死了,成吉汉也走了,“我”想起了里尔克的“人怎么能通过狭窄的竖琴跟神走”。
在后记里你也说到,自己是有一天突然开始一口气猛写,其中两次,情难自禁。这两次“情难自禁”是在什么时候?
须一瓜:写到《凯旋进行曲》那一节时,借助音乐,我也被那些人“毒瘾发作般”的英雄豪情感染到。理想和现实,在那个小镇的夜空,在那个时刻,是有点界限不清了。
而我让更情难自禁的两次,一次是边不亮最后的告别,告别那个不能再做梦的地方。骑摩托离去的少年,本来一路出大门而去,但到厂大门口,听到了为他送行的《女武神出骑》。旋律在空旷的厂区回荡,摩托少年掉转车头,在旋律中绕厂栅栏疾驰一圈,然后出大门,一骑远去。这个英雄出征、激越震宇的音乐,却反衬着壮志不举、泯然人间的黯然终结,我写得很感伤;
最后一次的情难自禁,是新年快乐厂人去楼空后,成吉汉孤身独坐在已经被转让的厂办公室,最后的音响室播放的是《沃尔塔瓦河》。这才是最后的梦境的告别,这是他的精神丹田。他和那些用梦的砖瓦建造的世界,和那些用热望与心血铸就的世界告别。深情、坚韧、辽阔,爱而不能,矢志不移。在成吉汉下落不明的卷尾,他的家人在他的房间,再次听到了《沃尔塔瓦河》。这个爱而深情的旋律,大潮般地冲击着成功者的实利人生。家人明白,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明白那个世界的高贵与美。
澎湃新闻:在这部小说里,“音乐”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它贯穿全文,也是改变小说人物命运的关键。在写小说时,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怎么想到要写“音乐”的?
须一瓜:我喜欢音乐。不是那种发烧友,只是情绪比较容易被音乐酵化,我享受这种酵化,也由此知道它和现实有折光率的关系。我第一次在小说里把音乐放进去的时候,是写一个屡战屡败的窝囊记者,小说的结尾,在空无一人的音乐喷泉广场,在大雨中,在《蓝色的多瑙河》圆舞曲中,他起身张臂,旋转,独自起舞,孤独地旋转在茫茫大雨中。
音乐和情感零距离。正因为知道音乐的致幻性魔力,在《致新年快乐》中,它能够使里面的核心人物更具有超越现实的致幻力量。面对自己胸中的正义,面对梦想,他们才更具有激情澎湃的推己及人的爆发力。我依赖这个元素,在写作的时候,我不断在听,写得自己泪流满面。但是,我也会沮丧,我知道,我很清楚地知道,我的读者,他不一定能有音乐的辅助,我怎么能够把他完满地带进这个境界里?
《致新年快乐》首发于《收获》长篇专号2020年春卷
澎湃新闻:我觉得和《双眼台风》有点相似的是,《致新年快乐》也是一伙人共同完成某种正义之举。仔细想想,这支民间反扒志愿队的组成很有意思,每个人的出身、经历都不一样,“想当警察”的原因也不一样:成吉汉是老板,他对警察的执念和自己小时候的梦想、父亲的强势有很深的关系;边不亮嫉恶如仇,是因为自己心里本就装满了仇恨;郑富了、郑贵了两兄弟是因为从小被欺负,觉得警察威风,无人敢欺。还有唯一的例外——猞猁,原本是前途无限的真警察。当你笔下组成这么一支队伍的时候,他们是一个个自己跑出来的,还是你有意的设想?
须一瓜:小说里哪有送子观音啊,都是一点一点自己去创造。我们需要人物服务于小说的表达,需要可信任的人物去执行小说内涵,需要人物体现人生的本来状态。人物彼此之间的差异性,呈现的正是现实生活里各色人的不同。他们面对共同的梦里人生,自然带有个体明显特征的差异。只有追求准确还原人生本色,才有虚构这支梦之队的可能。
澎湃新闻:这部小说出现了很多“反差”:无限幻想成为真警察的成吉汉、郑家兄弟和曾是真警察的猞猁是反差;猞猁既因“猪一样的队友”一点点看到曾失去的敞亮,又因“猪一样的队友”做出了致命的决定——没有直接报警;老成对成吉汉的评价是:愚蠢的,高贵的;就连成吉汉最爱的音乐,它能是鼓舞人心的凯旋曲,也能是要人性命的致幻剂。在这些“反差”背后,你对人本身有着怎样的判断与思考?
须一瓜:谢谢你看得这么细致。 这里是有反差的设计,那个优秀的真警察,在失去身份之后,固然有失落,但也正是假警察狂热的“职业骄傲”,让他灵魂震颤,深刻反思到自己所失的价值所在。他的牺牲,下意识里是向自己失去的职业尊严、失去的梦想致意。
老成和小成也是一个对比。老成是现阶段社会最受人羡慕的成功者,在世人的价值体系里,小成当然是个荒谬的失败者。然而,小成天赋的生命之光,又成为老成心底的、无可言说的无奈与荣耀。
老成是精明的。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安全感,如果人人都在疯狂搂钱,那么,和钱没有关系的东西都会变得“很傻很天真”。没有私欲的慷慨,美德行动,公益努力,甚至对整个社会共同的善,对自由、平等、非功利价值的关注,都会被置于幼稚可笑的境地。但是,如果我没有判断错,实际上每一个人的心底都给那些“没有社会经验”的二百五留有被心灵之烛照亮的位置,每一个人都知道人生的价值并不仅仅局限在物质成功。
是的,每一个都知道。我们都假装忘记了它们。
澎湃新闻:对有的人来说,奉献、向善的过程或许也是自我救赎的过程。比如边不亮这个“女扮男装”的小说人物,她本是一个充满戾气的人,原生家庭被好赌的母亲搞得家破人亡,自己读不成书,还被陌生人欺辱了,她说过:“想杀……人啊,杀所有可恨之人……”但小说里有这么一处细节,从敬老院回来时猞猁问她:“当警察的感觉好吗?”边不亮回,比拿刀的感觉好多了,因为踏实、敞亮。
联想到最近的新闻,边不亮这样的角色或许也带来了些许宽慰,即有的人即便遭遇不幸,也能守住起码的善良和正义。你怎么看待个人和世界的和解?这是一种天性,还是一种能力?
须一瓜:边不亮是个行动者,随身带刀、性情凶猛。如果边不亮没有邂逅“新年快乐”的队伍,她很可能是个对环境容易骤起杀心的报复者。边不亮本来是靠一己之力,护卫自身权益,而新年快乐的队伍放大了这个能量。直到被警察授权的敬老活动,这个护善的能量有了高调的呈现机会。
夕阳红养老院是个非常奇妙的魔幻时空——那一瞬间,有一种奇怪的默契发生了:想扮警察的人、乐意视其为真警察的接待方、授权代表共建去敬老爱老的真实派出所,多方意愿,似是而非又师出有名,让“新年快乐”这支队伍真切地获得“身为警察”的真实感受。那份被信任、被倚仗、被敬慕似地尊重的使命感,如神光照耀心坎,那一瞬间,每个人真是光彩重生。相比而言,边不亮那把老百姓手里的护法护身小刀,永远不会拥有那样令人神定心安、阳光普照的魔力。
在我看来,边不亮的回答,首先是拥有法律轨道而体验到的踏实心安与力量感。也正因为“新年快乐”,边不亮没有机会再恶化自己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所以,如果说是达成和解的话,那既不是天性也不是能力,是幸运。
澎湃新闻:小说的结尾是充满开放性的。猞猁死了,这支队伍解散了,我会好奇剩下的这些人在未来的日子里是否依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或者说,你觉得这样“愚蠢又高贵”的人在今天还有吗?在这一部叫《致新年快乐》的小说背后,你还想“致”什么?
须一瓜:写的时候,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以我对他们的了解,我想在他们的心底,这个“英雄念想”一定不死,会不同程度地存活在人间。在条件合适的时候,可能依然会像极光那样显形。
在这部小说后面,我看见并致意我们每个人的正义梦想。“愚蠢又高贵”的人,依然沉潜在芸芸众生里,在我们身边,在我们心底,在我们梦里。就像我前面说的,人类天生具有强烈的正义诉求,只要这个原始诉求存在,就必定有实现它的手段与渴望表达的方式。
遗憾的是,这个梦一定会破碎的。越梦得圆满,越以为真,企图越俎代庖,那就离梦醒不远了。
澎湃新闻:这是一部有悲壮色彩的故事,但很多地方也写得非常轻快。比如写阿四做菜讲究配乐,写猞猁怎么“怼”郑家兄弟,写成吉汉怎么拿着长扫把自嗨……为什么用了这样的写法?
须一瓜:小说基本是以喜剧调子开场,以悲剧终结。这些天真的追梦人,因为漂浮在世俗价值与秩序之上,他们“失心疯”般的郑重其事,他们“二百五”后面的古道热肠,必然与精明世故的世道人心有一点“令人不适”的滑稽感、冲撞感。这是天生的喜剧因子。他们的形象风貌都源自生活。此外,对我来说,适当的喜剧化也有助于最后凝重的落幕。不切实际的飞翔,注定将沉重坠落。只是谁也不能否认,在这个高贵感黯淡的时代,还有那一份超越尘世、追光而行的生命华彩。
电影《烈日灼心》改编自须一瓜长篇小说《太阳黑子》
澎湃新闻:很多人会把你的小说创作和记者生涯联系到一起。你会不会感慨,新闻总是一个接着一个,讲究实效,但小说或许可以获得比新闻长久得多的生命力?写新闻与写小说,对你而言分别意味着什么?
须一瓜:这么些年来,很多记者、读者不断询问我“小说和新闻的关系”,逼得我一直在多角度地思考这个问题。你今天提的问题,我在想,好的小说和好的新闻作品,都具有不死的生命力吧!很多获普利策奖的新闻作品,一样抵抗岁月流逝,始终保持震撼心灵的力量。
但我又想,二者或许作用于我们精神层面的不同点。新闻的力量在于揭示外部真相,读者很清醒地知道他在阅读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人、外面的事;而小说,往往令它的读者沉湎于内部——不论他是否清晰地意识到,他实际都在进行着与己关联的感受与追索,进行着更趋于由内部发力的回旋与思考,乃至移情投射。小说与读者总在不见光的精神世界相遇,我们就像尾随一把解剖刀,不断被由它们打开的人的内外部的未知疆界吸引,接受激发、接受淬炼,接受我们颤栗的灵魂。这是我现在理解到的二者的一种区别。
澎湃新闻:在2020年的长篇小说《致新年快乐》之前,2019年的长篇小说《五月与阿德》也很特别,那是一个和警察、罪犯、法官、律师无关的故事,对生命的尊严有了更多的追问。你是不是也在开拓自己的小说创作方向?
须一瓜:《五月与阿德》写的是身体的故事,那也是很享受创作乐趣的一篇小说。其实我不少小说都和警匪、法律人士无关,也许大部分小说都与此无关。不过,发现与开拓,本来也是小说家的基本追求。新的疆域,新的精神层面,甚至心里某个转角,如芒如刺的幽微存在,这些都会吸引写作者探索下去。当你准备好了,灵感过来抽了你一马鞭,你可能就满怀激情与创意地疾驰在那条孤身小道上。我想,有时甚至不能说是自我开拓,更像是承应了老天布置的作业。
澎湃新闻:最后,你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吗?你的“梦里人生”是什么?
须一瓜:我想,是吧。本来以为年纪大了可能有所改变,但现在看起来,我依然那样傻。还好有小说可写,安顿了那些理想主义的固执与天真。
我的梦里人生比较简单。在人生画卷没有拆开系绳,或者才刚刚打开不久的时候,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对没有打开的那个部分也有缤纷愿景。不过,我的简单在,我一直对写作保持热爱。我的手一直在写字,在快乐满足地写字。小时候我就相信,文学写作是一个有趣的人生。现在,人生的画轴基本快展卷至末尾了,我看到自己错错落落虚构了不少我的世界,这也算是我梦里人生的镜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