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相遇》：中国走向近代化与国际化的艰辛之旅

1784年（清乾隆四十九年），新生的美利坚合众国派出一艘名为“中国皇后”号的帆船，满载对财富的渴望和对东方文明的幻想，前往乾隆治下的盛世中国；一百多年后，大清轰然崩溃，而美国却在通向霸权之路上。在一个多世纪的相望、相遇与相撞背后，是中国逐渐认清世界，并蹒跚追赶时代脚步的历程。双方的此消彼长，正是两个世界、两个时代交错的侧影。

最近，历史学家陈兼和历史学家宋念申，与新书《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的作者、历史学家王元崇远程连线，就中美关系、晚清历史、美国现状进行了线上对话。

《中美相遇：大国外交与晚清兴衰（1784-1911）》书影

《中美相遇》一书是王元崇关于中国近代史和中美关系史的写作，书中选择了从1784年中美因贸易结缘到1911年清朝灭亡这一百余年的时间段，分析了晚清与美国在贸易、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的交往与互动。通过一系列具体的细节，在“天朝”与“外夷”、传统与现代的激烈冲突之中，还原了中国走向近代化与国际化的艰辛之旅。

中美两国并不接壤，但自1784年以来却从未分开。从东印度公司贩茶至美，到广州民妇命丧珠江，从蒲安臣使团到幼童留美，从美国的排华法案到慈禧的“夫人外交”，历史学家王元崇在《中美关系》一书中，分析大清与美国的贸易、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的交往与互动，通过一系列具体的细节，在“天朝”与“外夷”、传统与现代的激烈冲突之中，解读进步与保守、开放与封闭的复杂博弈，也还原了中国走向近代化与国际化的艰辛之旅。

理解中美关系，从历史中找答案

王元崇从“中国皇后”号讲到慈禧的时代，陈兼认为，这一百多年非常重要，在这段时间里中国经历了长期和平，同时中国本身发生了一些深刻的变化，首先是人口的急剧增长，完全突破了中国历史上的人口上限，从明末清初一亿多人口到十九世纪初达到四亿。与此同时，中国农业生产结构发生变化，随着新世界引进的一系列新的产品，像土豆、红薯、玉米、烟草等等，中国农业开始从有着高度灌溉需求的地区转向边缘地区、山坡地等等，所以产生了中国的一场农业革命。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又出现一个新的城市化的潮流，因而导致中国总体货币需求量大大上升，而中国的白银有相当部分是来自中美贸易。

从1784年美国的商船第一次到达中国以后，美国就看到了国际贸易的巨大利润，在之后的十几年间，美国趁着法国大革命之机，也将触角伸向了西印度群岛及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成了古巴和墨西哥最强硬的贸易伙伴，也是在这两个地方，美国获得了大量的西班牙银元，美国要这些银元有什么用？我们将目光再次转向美国的对华贸易，截至1800年，中美贸易已经进行了十七年，美国在中国购买大量的茶叶、瓷器、丝织品、香料，即便美国商船卖空了带到中国的皮、棉花等商品，仍然不足以支付从中国购买的货物，因此美国每次都需要带着大量的银元现金。所以到1800年，美洲新大陆75%的银都输送到了中国。

作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美关系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历史学家宋念申指出，包括贸易战在内的中美问题，都并不是21世纪特有的，而是具备深远的历史渊源。中美相遇实际始于1784年，甚至在那之前，两国就已经发生了非常重要的间接联系，这种联系正是通过贸易实现的。

《中美相遇》中提到，美国从诞生之初便具有一种“传播先进文明”的“使命感”，即所谓“昭昭天命”。200多年前的美国如此对待清朝，而今也多少秉持同样的思路对待其他国家。而包括歧视华人、维护美国贸易地位等行为，也都源自美国与晚清的交往过程中，是美国固有的线性历史观和追求经济利益的商业精神混合在一起的产物。正如国际关系学家和历史学家陈兼指出的，在同中国两百多年的交往史中，影响美国对华的想象、看法、政策和行为的重点，第一是关于中国市场的想象，第二是美国的价值观。破解中美关系的僵局，则需要我们首先从更为宽广的历史角度认识美国、理解中国自身，而非自限于眼前与现实。

很多历史“常识”其实是偏见

在认识和理解中美两国的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我们所谓的“常识”，实际上离历史的真实有一定距离，带有惯性与偏见。

陈兼指出，我们通过教科书认识的美国，往往是简化的、平面的。现实的问题往往带有复杂性，这就需要我们回到历史细节，认识多元化的问题本质。《中美相遇》详细分析了1840年以前中国的对外交往情况，指出中国拥有一个活跃的国际交往体系，只是这种基于朝贡的外交体系和西方基于主权国家的体系大相径庭。

这种固有思维不仅妨碍了我们认识中国自身，也影响了我们对美国以及世界现状的认知。对于美国而言，也正是由于大多数美国人缺乏对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理解，被来自晚清时代的固有观念束缚，才会使众多“妖魔化”中国、敌视中国的行为很容易得到市场。所以，消除偏见，才是最重要一步。

历史由人谱写，也终归要回到人本身

在认知历史细节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是人的因素。在传统教科书和历史类图书当中，通常更多关注战争与条约这类大事件，而较少提及大时代之下个体的生存与命运。然而，历史终归是由人组成的，判断一个时代的进步与落后，也要结合生活于其中的个体。

《中美相遇》一书将很多的笔墨放在个体故事之上，从珠江口民妇郭梁氏之死，到密西西比州没法上学的林家女孩，从努力适应新大陆生活的留美幼童，到大搞“夫人外交”的慈禧太后，通过这些小故事，我们更容易看清被大事件简化的历史本质，看清个体与集体、个人与国家命运之间复杂深刻的联系。

陈兼说：“为什么中美相遇的过程中发生那么多故事？就是因为双方各自不断都在变化，而双方用自己的眼光看待对方的时候需要不断的调整自己的眼光。同时还有一条很重要，双方都要不断反过来看自己。”

宋念申说：“《中美相遇》实际上展现了一种人文性的视角，用这种视角来看中美关系的形成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