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新旧交替之际的除夕、元旦，面对不确定的神秘力量，都应以一定的仪式祛邪祈福，这一点历代中国人都是没有疑义的。然而，这里却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生活在其中的时间是无始无终的，虽然四季轮回，每一年循环运转，但新年的第一天应该从什么时候算起呢？
中国人早已习惯了新年始于隆冬、早春之际，但如果看看世界各地的习俗，就会发现这远非理所当然。泰国的“宋干节”（以及西双版纳傣族的“泼水节”）标志着新年始于4月中旬，之所以泼水，其原初目的也是为了驱邪洁净；波斯/伊朗文化中的新年“诺鲁兹节”（Nowruz）始于3月21日，即以春分作为新年之始，这与黄道十二宫的划分同理，所以十二星座起首的白羊座就始于此时；在古希腊历法中，一年的开端却是在公历的7月初。
英国历史学家伊恩·莫蒂默在《欧罗巴一千年》中指出，在近代早期，欧洲各地的新年起始日期各不相同：
在现代人眼里，16世纪开始于1501年1月。可在当时并非如此——除非你生活在热那亚、匈牙利、挪威或波兰。在威尼斯，新年开始于1501年3月1日。在英格兰、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和比萨，新年开始于3月25日。在佛兰德，新年即复活节，这意味着每年的新年都不一样。在俄罗斯，新年是在9月1日，在米兰、帕多瓦、罗马和许多德语国家，新年是从12月25日开始的。尤其令人深感困扰的是，法国的新年是以下四个日子中的一个，圣诞节、3月1日、3月25日或复活节，具体取决于你生活在哪个教区。只是1564年鲁西永（Roussillon）法令的颁布，规定从1567年开始，法国新年统一定于1月1日。
这乍看起来五花八门，但内在都是有道理的：12月25日是圣诞节，又临近冬至，这原本就与上古宗教观念中新生命轮回的开端吻合；以3月为新年，则是将春天作为一年之始，尤其与黄道的天文运行相关；复活节是基督教传统，以耶稣的复活象征大地回春和新年的开始；俄历9月1日则可能与古希腊历法传统同理，认为旧的一年在夏天达到全年活力最盛的顶点之后结束，再开启下一个循环。
中国上古也曾将冬至作为新年开端。冬至在天文上是一个明确的分界线，也是北半球全年中白天最短、黑夜最长的一天，因而被视为阴阳交替的时刻。古人根据天文观测，推算出一个夜半甲子冬至、日月经纬度相同、五大行星又聚集同一方位的时刻，称为“上元”，由此以冬至为岁首，而将“朔日”（日月交会的一天）作为一月之始。孙英刚在《神文时代》中指出，这些天文知识后来与谶纬思想结合，“发展出‘朔旦冬至’为王者休祥、甲子革令等重要政治思想，进而在隋唐时代的政治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天文的意义上，以冬至为岁首是最明显的节点，但在农业生活上却未必了。《吕氏春秋》认为，一年之中到夏至，阳气增益而阴气亏损，到十一月冬至则阳气衰退而阴气上升，不过它又强调，在一年之始，当“东风解冻、蛰虫始长”之时，太史宣布“某日立春，盛德在木”，此时君王应在东郊迎春。张君在《神秘的节俗》一书中强调：“先秦乃至远古，礼俗所重的还不是正月初一，而是立春日。重大的祈年、迎春、祭祀和农耕庆典均安排在立春日及其前后几天举行。”如今所说的“春节”，原先就是与农业生产息息相关的二十四节气中的首节，只是在近代将阳历新年改称“元旦”后，阴历新年才与“春节”混同了。
换言之，从农业生产的角度而言，新年其实应从开春算起。然而在现实中，中国的新年从未设置在3月21日立春之际开始，这意味着中国历来占主导地位的夏历，真正决定性的既不是天文运行，也不是自然节律，而是由圣王根据抽象的数术原理制定的历法。换言之，节日时间最重要的不是自然性，而是政治性——所谓“颁正朔”，岁时在人们生活秩序中的作用极为重要，因而其测定、发布和调整都是留给君王的特权，并服务于其统治。
在其他文明中，这一权力往往由祭司阶层掌控。芒福德就曾说，上古诸文明中，僧侣阶级“掌管着时间和空间，预言节令性的大事件；而掌管时间和空间的人，自然也就控制着广大的民众”。在犹太教中，《旧约》的律法制定了周期性的休息日，并将这一习俗转变为“原则上适用于所有民族，甚至包括动物在内的一种原则性的、法定的、普遍性的诫命”。在中国有所不同的是，圣王集祭政一体，统合治理天下，也由此确定民众生活的时间秩序。
从夏商周三代建子、建丑、建寅的记载来看，先秦时对于新年从何时起首，仍是不确定的。因为从时间之流中划出一个分界点，也就意味着给混沌的时间赋予秩序。美国汉学家艾兰曾说：“大禹治水的传说其实是创造故事的一种类型，它是人类第一次赋予这个世界的山川河流等自然现象以秩序，对这个世界第一次作政治组织的划分；这个行为并不是自然本身之所为，而是人类有意识的活动。”这里她说的虽然是空间秩序的重整，其实对时间秩序也是同理。
周代不仅确立了现在的正月初一岁首，还尤其突出天命循环的不断更新，故夜间叫三更五更、年初叫“万象更新”，而新年还要用桃符，因为桃“梗”谐音为“更”。在战国时的星相家看来，彗星也是除旧布新的表征，但正如辛德勇指出的，“除旧布新”原本“属于中性的词语，其究竟昭示吉凶祸福，还要看具体的情况”，这就尤其需要顺天应时、修德审慎。
西汉时出现了中国文化特有的“年号”，也是同一思想的产物。因为每次更换新年号，就意味一个新的天命循环开始，旧的坏运气已过去，重新开始，所谓“与民更始”。研究秦汉史的廖伯源早已发现，“西汉人喜言‘新’，好说‘更始’……日新、更始为西汉人思想中臻于至治之重要方法。此所以汉人好新、喜言新”，如果施政数年，“仍不见大治，或事有不顺，乃又改元更始”，目的都旨在弃旧更新，不断改革现状，以图实现天下大治。到后来，这变成中国王朝特有的制度，“建元称帝”意味着“革命创制”，也被入主中国的胡人政权和朝鲜、日本、越南所接受。
也正因为改元标志着气运转换，所以汉代就已牢固树立了这样的观念：改元不仅可以延续统治，且能避免灾祸，延长皇帝的寿命。其结果，很多君主频繁更迭年号，最甚的武则天在位21年竟使用了19个年号。但频繁更换，反过来也意味着政权不稳定，宋末因此出现了一句讽刺性的流行语：“乱王[主]年年改号，穷士日日更名。”（杨慎《丹铅余录》卷三）因为人们传统上也用改名来作为消灾避祸的手段。
到明清时代，基本上每个皇帝都只用一个年号（“一世一元”），这表明年号已逐渐只具有纪年的工具性意义，而那种“改运”的意味则淡化了。不过，政治权力能够决定社会的时间秩序、不断除旧布新的思想，还是一直延续下来，这在民国以后再三试图废除民间通行的阴历新年（即现在的“春节”）而推行阳历新年（“元旦”）的做法上，仍然清晰可辨。至于对民间来说，那种想把旧的一年“晦气”埋葬，辞旧迎新的心态，也别无二致，尤其在经历了鼠年的新冠疫情之后，大概尤为迫切——只是与古人相比，朝向未来的现代人对新年或许少了一份忐忑，而更多了一份希望。
主要参考书目
[英]魏根深《中国史研究手册》，侯旭东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美]艾兰《早期中国历史、思想与文化》，杨民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
[美]德克·卜德《古代中国的节日：汉代的新年和其他年庆活动》，吴格非等译，学苑出版社，2017年
辛德勇《建元与改元：西汉新莽年号研究》，中华书局，2013年
孙英刚《神文时代：谶纬、术数与中古政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韩晓莉《革命与节日：华北根据地节日文化生活（1937-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
[英]伊恩·莫蒂默《欧罗巴一千年：打破边界的历史》，李荣庆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
[日]内藤湖南《日本文化史研究》，储元熹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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