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湖帆藏《董美人》题词的背后隐情

《董美人墓志》，上海图书馆藏碑帖珍本丛刊，上海书画出版社2020年版

四欧堂旧藏淡墨本《董美人》后，附有吴湖帆征集的五十二家题词，并五十二首和作。五十二家依次为：朱孝臧、王同愈、蒋兆兰、金蓉镜、叶恭绰、冒广生、冯幵、吴梅、张茂炯、陈曾寿、程颂万、褚德彝、周庆云、吴曾源、夏敬观、江家玉、金兆藩、王季烈、黄炎培、马叙伦、金天羽、黄宾虹、陈承修、朱振曾、朱葆龄、袁樊、王謇、费砚、杜应震、江迟、狄葆贤、邓邦述、杨圻、黄孝纾、冯超然、程文龙、王蕴章、任堇、袁克文、陈方恪、方还、蔡晋镛、谢玉岑、赵尊岳、袁思亮、向迪琮、王薳、汪东、陈定山、潘承谋、龙榆生、吕贞白。如果再加上吴湖帆题于册前的《哨遍》，跋于册后的《金缕曲》《洞仙歌》，那一部碑帖拓本中，所附词人题咏竟有一百零七首之多，论规模可谓空前绝后，堪称碑帖鉴赏与填词唱和的一次完美结合。

如果对征集题词的过程再作一番梳理，我们又会发现，吴湖帆征词的时间，从1927年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中期；而计划收词的数量，也从五十首最终扩展为六十首（实际入册为五十二首）。此外，从浓墨本到淡墨本，吴湖帆又对《董美人》多次改装。而每一次改装，册后的题咏之作，从人选到数量上也都会相应地调整和改动。在这些调整和改动的背后，究竟隐藏着吴湖帆哪些隐微的心曲？这本耗费了吴氏大半生心血的《董美人》，最终又将告诉我们哪些故事？

吴湖帆藏淡墨本《董美人》

吴湖帆题《哨遍》

（一）

1927年夏，吴湖帆入藏《董美人》后，即开始为之征集题咏。今天淡墨本后所附第一家题词，即当时词坛祭酒朱孝臧。朱氏题词虽无落款时间，但因题词笺纸上有刘未林“丁卯七月”的观款，那说明丁卯（1927）七月前，朱氏的题词就已经被裱入《董美人》后，这或许也是吴湖帆对浓墨本的第一次装裱。不久后，吴湖帆对《董美人》可能又改装过一次，他将冯超然扉画、王同愈题词，以及自己所书的《哨遍》《金缕曲》等（四者落款皆在丁卯秋日或中秋），一起装入浓墨本前后。不难想见，当时吴氏初获《董美人》未久，兴致正高，故不厌其烦地增补内容，并重付装池。不过，对所征题词的具体数量，却未必已有明确的计划。

大约到1927年底或1928年初，吴湖帆给赵尊岳写去一信（见《赵凤昌藏札》），这让我们对征词的过程和细节又多了一些了解：

叔雍老兄大鉴：前承兄代弟征求题董氏志词，仲可先生已否制就？陈匪石诸君及北京诸君处乞一一代征。每词弟以画扇一页相答。足下者大约本月初奉上。好在不比不相识者，可不急也。附上素笺五六纸，乞转致为盼。余容面谢。专请侍安。弟湖顿首。

据此可知：一、这时吴湖帆已开始向朋友圈外的词家征词；二、吴氏备有专门的“素笺”，这自然是为将来统一装裱做准备；三、不少词作是通过“每词弟以画扇一页相答”的方式交换来的。面对吴氏藏品中的累累题跋，我们常常惊叹其朋友圈的强大。但从此信来看，在征求题词的过程中，吴氏也很善于以某种利益交换为手段。

既然，吴湖帆开始用画扇来交换朋友圈外的词人题咏，那说明这时他已经有了大规模征词的计划。这里恰好又有一个例证：1928年季秋，藏泉家程文龙在观赏《董美人》后，曾于浓墨本上题下观款。两个月后，程氏又应吴湖帆之请填写了一首《玉楼春》（后被裱入淡墨本中）。词云：“美人已去留尤物。此志喜从关陕出。隋轩箧衍化云烟，初拓犹存真石佚。  丑奴同赏延陵室。墓点黛横区末笔。主人精鉴好真龙，唱和百词征故实。”末句“唱和百词征故实”，正说明最晚到1928年秋冬之际，吴湖帆已定下征词五十首再唱和五十首的计划。

程文龙题《玉楼春》

据笔者统计，淡墨本后有题款时间的二十六人中，题于1928年者有十六人之多。或许，这一年也正是吴湖帆征集题词最多的一年。再经过1929年，到1930年春，“唱和百词征故实”的计划终于实现。今天淡墨本诸家题咏后，有吴湖帆所书《洞仙歌·跋自藏董志第一精拓本》，词后跋云：

余于丁卯五月得此原石真本，制《哨遍》词于前，集宋人句成《金缕曲》题其后，并乞诸家题词者五十人，遍和之，都百阕，成巨帙，倚《洞仙歌》殿尾。李陈两女史之《点绛唇》《踏莎美人》属内子静淑书和之。庚午三月。

吴湖帆跋《洞仙歌》

看来，庚午（1930）三月，《董美人》已是“题词者五十人，遍和之，都百阕，成巨帙”的状态。不过，这里仍有一个疑问：跋中所云潘静淑“书和”的《点绛唇》和《踏莎美人》，并不见于今天淡墨本后的五十二家中，原因何在？而“李陈两女史”又系何人？

要解此疑，不得不先介绍一部上海图书馆所藏的《袭美集》。《袭美集》为吴湖帆手抄《董美人》题词与和词之合集，共六十一家，可分正稿与续稿两部分。正稿为吴氏征集的五十二家题词，并五十二首和作（内含女史题词二家，潘静淑和作二首），最后仍以1930年所跋《洞仙歌》殿尾。续稿则为题词九家，和作九首。从书写上看，正稿比较工整，续稿则很随意，二者明显非同一时期所书。此书卷端，还有王同愈1931年十月题签，推测当为正稿编定的时间。

试作比对，不难发现，《袭美集》正稿中的五十二家，与淡墨本后的五十二家并不尽同。淡墨本其实是在《袭美集》正稿中删去五家，再从续稿中增补五家，所以最终仍为五十二家。删掉的五家是：张钟来、潘博山、潘景郑、李钟瑶、陈乃文。增补的五家为：杨圻、王薳、龙榆生、向迪琮、吕贞白。毫无疑问，《袭美集》正稿中的李钟瑶、陈乃文，就是《洞仙歌》跋中所说的“李陈两女史”。只不过，这两首女史词后来与张钟来、潘氏昆仲的三首词一起被移出了淡墨本。

再读此集，又能发现，虽然《袭美集》正稿是包括“李陈两女史”在内的五十二人，但它与1930年《洞仙歌》跋中所说“题词者五十人”加“李陈两女史”也不相同。比如《袭美集》里有汪东的《金人捧玉盘》，淡墨本落款在“辛未七月”，当然是1931年所作。还有《袭美集》中王季烈的《珍珠帘》，据吴湖帆日记，也是在1931年4月所写。因此，1931年才填词的汪东和王季烈，是绝不会出现在1930年所说的“题词者五十人”里的。

至于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形，我们不妨作一推测：1930年初，吴湖帆第一次选定了五十家题咏（另附女史二家），并自题《洞仙歌》殿尾。但到第二年，吴湖帆对这个五十家的人选又作出一些调整。他从五年以来所征集的全部题词中（已包括汪东、王季烈在内），重新选出了五十首（仍另附李陈二女史）。而对这次重选的题词加上自己的和作，同时又抄录整理为一本《袭美集》（正稿）。《袭美集》（正稿）或许抄讫于1931年十月，即王同愈题签之时。 

这里还有个背景需要介绍：吴湖帆为《董美人》征集的题词，其实远比我们今天看到的为多，而最终没能入选《袭美集》者亦为数不少。比如，林铁尊《半樱词》中有《梦芙蓉·题吴湖帆家藏隋董美人墓志原拓本》一首，作于1928年。《丑簃日记》1937年载：“沈信丈来，题《董美人志》《浣溪沙》一阕。”洪荆山有《念奴娇·为吴湖帆题董美人志拓本》一首，刊于《宁波旅沪同乡会月刊》1934年第一百三十四期……这些题词皆不见于《袭美集》。此外，上海图书馆所藏浓墨本《董美人》中，所夹顾炜昌、董寿慈、屈弹民三家词稿散页，同样未收入《袭美集》。它们很可能是吴湖帆将浓墨本赠与潘景郑时，一起被淘汰掉的。

在1930年代初，吴湖帆还完成了将题词从浓墨本向淡墨本转移的过程。而1931年对人选的调整，很可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并完成的。最晚到1932年夏，即淡墨本《董美人》与其他五种隋志共装一箧的时候，册后所附五十二家题咏，应该就已经是《袭美集》正稿中的五十二家了。再到1937年至1938年间，淡墨本中又补入张大千与郑元素的两幅扉画。至此，吴湖帆对《董美人》的改装也告一段落。

张大千之扉画

郑元素之扉画

（二）

1961年春，中风初愈的吴湖帆，在淡墨本《董美人》末页又写下了几行颤颤巍巍的题跋：

余得此志后乞题词五十家，继并女史四家，展为六十家。初和作四十六首，后陆续足成十首，旋得中风病，不能作细楷，索螺川补书十首。续和之女史词二首，由螺川任之。螺川爱此志，物归所好，缘偿斯愿。辛丑之春吴倩病起识。

吴湖帆1961年春跋语

按《袭美集》正续稿共六十一家，与题跋中所说“展为六十家”基本吻合。而六十一家中，仅正稿李钟瑶、陈乃文，续稿顾飞、冼玉清为女词人，这又与“女史四家”相符。可以看出，《袭美集》从正稿到续稿，也正是吴湖帆征词从五十家扩展为六十家的结果。那么，扩展为六十家的计划是何时定下的？检1954年版《佞宋词痕》，所收《哨遍·隋董美人墓志效稼轩括体》后云：“另有和题词五十家韵，词未录入篇中。”这说明五十家题词的规模至1954年仍未改变。至于1954年后，吴湖帆为什么又会有扩展题词至六十家的新计划？不难猜出，这自然与周鍊霞（螺川）有关。

《吴湖帆与周鍊霞》，刘聪著，中华书局2021版

拙作《吴湖帆与周鍊霞》中考证，吴、周于1953年相恋，大约1960年夏二人发生情感变故，旋即分手。而这次分手的打击，对吴湖帆来说，也是1961年初中风的原因之一。中风初愈后，吴湖帆在《董美人》末页所写题跋，其实只是他美好的愿望，而非既成的事实。是吴湖帆希望在其一生珍爱的《董美人》上，能多留下些周鍊霞的痕迹，以弥补分手后内心的遗憾。

从题跋来看，吴湖帆的愿望有三点：一、请周鍊霞“补书”和词十首。这与当年请周氏代抄《和小山词》如出一辙，都是为了增加周氏在此册中的分量。二、请周鍊霞“续和”女史词二首（顾飞、冼玉清）。这说明在吴氏内心深处，已将周鍊霞当作了潘静淑之后的梅景书屋女主人。三、将《董美人》送给周鍊霞，以满足周氏“爱此志”的夙愿。而将“董美人”赠与“周美人”，可谓吴湖帆为一生珍爱《董美人》的韵事画上一个完满的句号。只不过，这些都是吴氏一厢情愿的想法，最终能否如愿呢？

今查淡墨本后五十二首和词笔迹，有九首确为周鍊霞所书：马叙伦、金天羽、陈承修、邓邦述、陈方恪、向迪琮、潘承谋、龙榆生、吕贞白。看来，对“补书”和词的请求，周鍊霞基本上同意了。但是，“续和”顾飞、冼玉清的二首，周鍊霞却没有完成。今检《袭美集》续稿，我们仍能看到顾、冼二家的原词及和作。但细审和作，绝非出周鍊霞手。首先，李钟瑶、陈乃文的和词下，皆题有“潘静淑”，而顾飞、冼玉清的和词下，却未题“周鍊霞”。其次，细读两首和词，笔拙而意浅，正是吴湖帆一贯的风格，而且还有吴氏反复修改的笔迹，自然非周鍊霞所和。

至于将《董美人》赠与周鍊霞的愿望，恐怕也没能实现。今天在淡墨本《董美人》上，我们未发现任何周鍊霞的题记或钤印（为吴湖帆补书九首除外）。要说此志曾由周鍊霞收藏，除吴氏自己1961年春的题记外，并无其他证据。何况，周鍊霞提出分手后，如何能再接受如此贵重的馈礼？这从人情上也说不通。此外，还有一个更有力的证据，可以证明直到1964年底，此志仍在吴湖帆手。我们看《字响调圆——龙榆生藏现当代文化名人手札展作品集》中，吴湖帆致龙榆生的一封信：

榆兄大鉴：久违疏笺为歉。弟自施手术后已将一年，心腹之患已除，但贱躯气虚，不能步履出门，只得在家休养。检得《隋董美人墓志》，题词中尚少二家（六十家），一属贞白，一拟致求兄赐题一小词，无须大调也。料不致拒，即附小笺。（款赐湖帆，不书倩菴）（千万勿题年月）因以前者皆在卅年以前也。拜感之至。弟湖顿首。

此信虽未署时间，但从“弟自施手术后已将一年，心腹之患已除”来看，当是指1964春节吴氏因患胆结石而在华东医院割去一胆之事。（见《吴湖帆年谱》）再检龙榆生《忍寒诗词歌词集》，龙氏题《董美人》的《虞美人》也恰恰作于1964年底。不难推断，吴湖帆此信是1964年底所写，这时距他的胆结石手术恰好“已将一年”。既然1964年底《董美人》仍在吴湖帆处，那1961年春又如何能送与周鍊霞？看来，《董美人》题跋上虽留下了1961年赠周的记录，但分手后的周鍊霞并没有接受。

吴湖帆、龙榆生往来书札

此外，从信中还可看出，吴湖帆说“题词中尚少二家（六十家），一属贞白，一拟致求兄……”而《袭美集》六十一家中，如果不算最后一家瞿宣颖，截止到吕贞白，也恰恰是六十家整。这说明六十家的计划最终是在1960年代中期才完成的。而1961年跋语中虽云“展为六十家”，只不过是一个美好的计划。至于吴湖帆嘱咐龙榆生“款赐湖帆，不书倩菴”“千万勿题年月”，则说明吴湖帆想保持六十家题词在时间上的一致性——似乎都是在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所写。而“倩菴”是潘静淑1939年去世后吴湖帆才使用的别号，未免暴露时间，当然不能出现在这里。

龙榆生、吕贞白题词及周鍊霞代书和作

在1960年代中期，吴湖帆所征龙榆生、吕贞白的题词，和词仍由周鍊霞代抄，可见吴、周二人的文字交往至此仍未中断。此后，吴湖帆对《董美人》至少又改装过一次，即改装成今天淡墨本最终的面貌。但为什么这个最终面貌，不是如1961年跋语中所说“展为六十家”，而是仍为五十二家？曾经被装入册后的张钟来、潘博山、潘景郑、李钟瑶、陈乃文五家题词，又为何要被移出淡墨本？此中缘由，殊不可解。

按说原词与和词俱在，《袭美集》中一一可见。尤其潘静淑的两首和词，最晚在1930年初就已完成，吴湖帆也曾在《洞仙歌》词跋中言及。虽说此册曾有赠与周鍊霞的打算，但吴湖帆是绝不会因周鍊霞而删掉潘静淑的。在1960年代中，此册曾来往于吴、周二人之手，周鍊霞既不接受馈赠，更不会擅自对之改装。

或许，吴氏在1964年底向龙、吕二人征词后，又向瞿宣颖等人征词，六十家的人选最终也没能敲定。又或许，在重新排定六十家的顺序时，潘静淑所和的两首女史词，因为打算等周鍊霞的两首和好后，再一起装入册页的最后（因按次序之前当为吴氏自和的五十六家）。而周鍊霞在“代抄”龙榆生、吕贞白后，却始终没有“代和”顾飞、冼玉清。因此暂时被移出淡墨本的潘氏和词也就无法再重新装回到册中。拖至1965年10月，吴湖帆再度中风，入住华东医院，此事更不堪重问矣。当然，这些皆属猜想，文献无征，不足以云考据也。

附记：吴湖帆致赵尊岳信虽未署时间，但信中所提“仲可先生”即词人徐仲可。按夏剑丞《徐仲可墓志铭》云，徐氏殁于“戊辰二月十一日”，即1928年3月2日。而在1927年冬，赵尊岳曾北游，与旧京词人多有过从；年底回沪后，即请徐仲可午饭。（《仲可随笔》云：“丁卯腊八之午，武进赵尊岳叔雍招饮……有北味焉。”）这些情形，恰恰与吴湖帆信中托赵尊岳向北京词人及徐仲可乞词一一合榫。故可推知此信是1927年底或1928年初所写。又及，关于《袭美集》的介绍，见梁颖《词人吴湖帆》（收入《吴湖帆的手与眼》，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后承梁先生赐示《袭美集》书影多幅，帮助尤多，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