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殊的著作，据柳亚子父子的研究，很多都散佚了。原有《梵文典》八卷，章太炎刘师培的序和曼殊自序曾刊载1907年《天义杂志》第六卷，书却未出版；同年曼殊的女弟子何震（刘师培夫人）编成《曼殊画谱》，有章太炎、何震序，曼殊自序，以及曼殊“母夫人何合氏”序（何合氏序为日文，后来由知堂翻译汉语），刊载《天义杂志》第五卷，而画谱最后也没见出版。1911年成书的《英译燕子笺》，由西班牙人庄湘罗弼氏携去马德里谋出版，亦不知究竟出版没有。其它如《无题诗三百首》《泰西群芳谱》等，或者仅见其名于曼殊书信，或者见于当时报纸广告，然而没人见过原书，曼殊身后这些书稿也大都不知去向了。
曼殊殁于1918年，年三十五。他生前出版并确切被见到的有以下六本书：
《惨世界》（1904年上海镜今书局出版）；
《文学因缘》（1907年日本东京博文馆印刷，齐名社发行）；
《拜轮诗选》（1908年日本东京三秀舍印刷，梁绮庄发行）；
《潮音》（1911年日本东京神田印刷所印刷）；
《汉英三昧集》（1914年日本东京三秀舍印刷，东辟发行）；
《绛纱记焚剑记合本》（1916年甲寅杂志社出版）。
这些书四种是在日本东京出版，两种在上海出版，除《绛纱记焚剑记合本》为小说外，其它是译著。六种书几乎都是只印了一版，其后都是别的书局的翻印本，所以原版书极难收集。十几年前我得到《汉英三昧集》一册，原以为到此为止了，后来却又获得《拜轮诗选》和《绛纱记焚剑记合本》，因此前后共得到三册。曼殊的原版中特别以日本所印的为精致，据柳亚子说《潮音》最漂亮，也最难得，自然我既没见过也没有《潮音》。《潮音》是“非卖品”，原有署名“飞锡僧”写的一篇跋，但后来不知为什么没印进书里，曼殊把这篇跋手抄一份送给了柳亚子。曼殊死后，柳亚子研究这份孤本的“飞锡潮音跋”，认为是曼殊托名飞锡写的自传，实际没有飞锡僧这个人。曼殊生前不言身世，其究竟何所自来一直是个迷，柳氏根据此跋并参以曼殊自传小说《断鸿零雁记》（曼殊死后由胡寄尘整理出版），写了《苏玄瑛新传》行世，人皆深信之，然而后来经访求曼殊亲属，以及获得新的材料，却证明亚子所言与事实几乎南辕北辙。这说明如果没有可靠材料作为支持，对那些看上去很合理和“逻辑严密”的考证，抱以姑妄听之的态度为适宜。
《绛纱记焚剑记合本》初版书影
《绛纱记》和《焚剑记》初刊于章士钊办的《甲寅》杂志，1916年出版单行本《绛纱记焚剑记合本》，由亚东图书馆印刷；不久杂志社又另出合编本《名家小说》，这两篇也收入其中，单行本就绝版了。单行初版本为窄四十八开，纸面平装，四号铅字报纸印；绛纱记篇有烂柯山人（章士钊）和独秀（陈独秀）两序，撰著者署名“昙鸾”。因为印了这个署名，十年后竟引起对作者的怀疑。民国十五年时有段庵旋其人，与曼殊本无交往，但因仰慕风致，掇拾曼殊作品编成一册《燕子山僧集》。编集的时候接到赵景深的信，说绛纱和焚剑两记不是曼殊所作，据白采说是其友廖叔凯的作品，并说千真万确，段某于是将此两篇从文集中删除了。这件事很引起一番争论，载在《语丝》；后来章士钊出面证明昙鸾就是曼殊，自己当年曾亲见手稿，况且别人也不可能写的出曼殊那种文字，此事才告平息。其实初版本已载明昙鸾就是曼殊，在初版本的里封印有广告，其文云：“本馆发行各种小说，皆当代著名文学家如章行严（即烂柯山人）、苏曼殊（即昙鸾）、老谈诸君所撰著……”大概那时流行的是后来的《名家小说》本，广告已经删除，才会有这番争论的吧。
关于曼殊的小说，新文学人士目为鸳鸯蝴蝶派之祖。郁达夫写过《杂评曼殊的作品》，据他看来，曼殊的译诗好于自作诗，诗好于画，画又好于小说，而“最好的是浪漫的气质”，曼殊能在文学史上有不朽的成绩，也是因为浪漫的气质（这点实在是想不明白）。小说则是写的不好。他举出《断鸿零雁记》和《碎簪记》两篇中种种不合理的情节和过多的巧合，以为既不写实，也太做作，不是现代西洋小说的做法，还是某生体的中国滥小说匠做法。知堂有一封“答芸生先生”的信（此信和郁文均收在柳亚子编《曼殊全集》第五卷），也评论到曼殊，认为曼殊是很有天分的人，又兼具浪漫的性情，颇足以代表革命前后文艺界的风气，虽然思想不能说是新。从文学潮流的变迁来看，鸳鸯蝴蝶派是宣统洪宪间由于传统的生长、和革命的受挫产生的一种文学潮流，“曼殊在这派里可以当得起大师的名号，却如儒教里的孔仲尼，给他的徒弟们带累了，容易被埋没了他的本色” 。知堂先生的眼光和见解总是有过人之处，看了不能不佩服。曼殊写的是既不全旧，也不是新的小说，若以现代西方文学的标准去批评的话，自然一无是处，这与据新诗而批评旧体诗是一样的。
《拜轮诗选》有论者认为是曼殊作品中最重要的一本，因为它是翻译史上第一本外国诗翻译集。我没有研究过这件事，不知道是不是正确，据闻尚有辜鸿铭《痴汉骑马歌》为更早，但那本书似没有印出版年代。《拜轮诗选》这本书以前是说出版于1908年，根据是版权页已写明：“戊申九月十五日初版发行”，但据柳亚子的研究，说此书的初版和再版从没人发现过，只见过第三版（印于1914年8月），因此认为第三版实际上是初版（《柳亚子文集·曼殊现存书目索引》）。关于这个问题他有考证和推论，此处从略。如果第三版是初版的话，那这本书还较其友人应溥泉的《德诗汉译》（最早的德诗译本），晚出约半年的光景，但说它是最早的汉译拜伦诗集因该没什么问题。
我收藏的《拜轮诗选》恰如柳亚子所说也是第三版，版权页印的出版时间为“戊申九月十五日初版发行；壬子五月初三日再版发行；甲寅八月十七日三版发行”。这本书是三十二开的窄本，白色冲皮面精装，封面书名烫金，封底印英文：拜伦诗曼殊阇梨译；书前有曼殊西装照，珂罗版印，法兰居士（W． J． B． Fletcher）序和曼殊自序，另有H．R．Alice为《留别雅典女郎》诗作的曲谱插页一张；正文每页上半为英文下半为汉文，共收诗五首：《去国行》《留别雅典女郎》《赞大海》《答美人赠束发＊带诗》（按，＊为异体字，具体见下图）《哀希腊》。
曼殊译诗标题
《拜轮诗选》原版书影
《拜轮诗选》中曼殊西装照
集中的五首诗是否全出自曼殊的译笔呢？黄季刚先生《纗秋华室说诗》中说，《赞大海》和《哀希腊》两首是他所译。他说居日本时与曼殊同室，暇日以翻译拜伦诗为消遣，有曼殊友人汇刊潮音集，即录此两篇与之，《赞大海》的第五章，原意深曲，经章太炎补译而成。此外《留别雅典女郎》四章，曼殊在《文学因缘序》中自承是其友“盛唐山民”所译，这样算下来只有两首是曼殊译的。但看曼殊的自序，有云：“比自秣陵遄归将母，病起胸膈，擩笔译拜轮去国行、大海、哀希腊三篇……”则又是自译的。按曼殊此序自书光绪三十二年（1906）作，据柳无忌重订苏曼殊年表，曼殊与黄侃居东京是在1909年，曼殊译诗在前。果能发现《拜轮诗选》1908年的初版本，那大致就能说明译者究竟是谁。不过在我看来，以曼殊的性格而言，不会关心谁译的诗，他的其它译著也收了好多别人的译文，《汉英三昧集》中甚至没有一篇是选他自己的翻译，选的都是他以为高明的别人的翻译。
我藏的另一册曼殊译著《汉英三昧集》东京三秀舍印刷，发行人东辟，出版日期为“甲寅八月十二日初版发行”。据柳亚子说，“东辟”是居正，当时孙中山及革命党人东居日本，居正在东京办《民国杂志》，曼殊常出入其间，《汉英三昧集》是《民国杂志》替曼殊出的。这里没有说到《拜轮诗选》，但《拜轮诗选》实际也是《民国杂志》出的，1914年12月《民国杂志》第一年第六号上，有民国社《汉英三昧集》和“《摆伦诗选》”的出版启事，两本书的开本、用纸、装帧都相同，只是外封颜色有别，一本为白色，另一本为黄色。《拜轮诗选》也是东京三秀舍印刷，出版日期“甲寅八月十七日”，只比《汉英三昧集》晚五天，印刷者则同为“岛连太郎”，所以两本书几乎是同时出版的。奇怪的是柳亚子似乎没有注意及之，不然关于《拜轮诗选》有没有1908年初版本的问题，他可以去问居正，而不必作种种的推论了。
写这篇文字时，找出居正（署梅川居士）《辛亥劄记》来查阅，里面并没有谈到曼殊，但见《叙言》云：“曼殊阇梨诰予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所以警灾枣梨者至矣。余不文，幸免于戾。何去年双十节，江南晚报增刊，索余纪念物补空。余薄历史观，凡有书札文类具历史性可宝贵者，辄弃置之。偶于破筴中，检出辛亥日记残本，凑为劄记若干言以塞责。朝生暮死之刊物，初不期其行也，焉敢望远。李君夷民，今于江南晚报停刊改组中，见手民无工可做，为之汇集成册，校勘付梓。曼殊有知，应笑居士破戒矣。”其时距曼殊死已经十年，居正执笔作文时犹忆及旧友，读了不免为之感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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