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桑德斯遇见俄罗斯文豪：何谓创意写作的主体精神？
乔治·桑德斯出版了一本评论集《在雨中的池塘游泳》（A Swim in a Pond in the Rain），准确地说，它的类型是课程讲稿。该课程是桑德斯在雪城大学所教授的19世纪俄罗斯短篇小说翻译。在书中，桑德斯对托尔斯泰、契诃夫、屠格涅夫、果戈理的七篇短篇小说进行跟踪式阅读、评论，以及针对学生和读者的写作指导。七篇小说按照次序分别是契诃夫的《文学教师》（又译为《在大车上》）、屠格涅夫的《歌手》、契诃夫的《宝贝儿》、托尔斯泰的《主人与仆人》、果戈理的《鼻子》、契诃夫的《鹅莓》、托尔斯泰的《罐子哥阿廖沙》。
《在雨中的池塘游泳》
在过去的二十余年时间，桑德斯每一年都会为六位学生上一节俄语小说课。不同于纳博科夫的批判性省思，桑德斯所做的是指导性写作训练，其聚焦点是写作，而非故事。所选的七篇短篇小说只是课程涉及的故事的四分之一，这七篇也并非作家的最好的故事，而是据桑德斯所认知的形式上佳、有缺陷但也很伟大的故事。简单来说，它们满足桑德斯所认为的短篇小说的优点：简单、清晰、基本。
桑德斯旨在提供小说写作的技术手段的绝佳样板。“对一个年轻的作家来说，阅读这个时期的俄罗斯故事就像一个年轻的作曲家学习巴赫一样。”桑德斯在开场白中表示，“它们满足了我们期待的所有基本原则。故事很简单，很感人。我们关心故事里面发生了什么。这些作家写作目的是挑战、对抗、愤怒，并以一种复杂的方式授予我们安慰。”
桑德斯
桑德斯提醒读者，隐藏在这些完美的技术手段之下的是大师所提供的可能。这些故事通常都是安静的、家庭的、非政治的，只有经过阅读和思考，它们的革命性、抵抗主义、道德精神才能被激活。“这些故事的反抗是默不作声的，偏离的，但来自一个可能最为激进的想法：每个人都值得关注，宇宙中的每一个善恶的源头都可以在每一个卑微的人以及他的思想变化中捕捉到。”
对于桑德斯来说，艺术效果并非理性的产物。小说本质上是道德的，一个好的故事可以引导我们更好地去爱。永恒的文学不只是装饰物，桑德斯写道，“而是一个重要的道德伦理工具”。如此说来，纳博科夫在其《俄罗斯文学讲稿》中的那句名言也仅仅说对了一半。“享用文学时必须先把它敲成小块，粉碎、捣烂——然后就能在掌心里闻到文学的芳香，可以津津有味地咀嚼，用舌头细细品尝……那些被碾碎的部分会在你脑中重新拼合到一起，展现出一种整体的美——而你则已经为这种美贡献了你自己的血液。”
尽管如此，创意写作，仍然是桑德斯作品的底色。1986年，桑德斯被雪城大学录取，学习当时刚刚兴起的创意写作专业，他在《我的写作教育》（My Writing Education: A Time Line）一文中有详细记载。在作家生涯之初，桑德斯是一个海明威式的现实主义者，极简、高效，直到它发展出了自己的方式。后来的桑德斯成为了一个幽灵、科幻、疯癫的书写者，并由此奠定他的文学地位。
2017年，凭借《林肯在中阴界》（Lincoln in the Bardo），桑德斯获得了布克奖。《林肯在中阴界》被归类在历史和实验小说的范畴里。在成为众所周知的大师之前，桑德斯分别于1994年、1996年、2000年、2004年获得了“国家杂志小说奖”（National Magazine Award）。2006年，桑德斯摘得麦克阿瑟天才奖和古根海姆奖。
获龚古尔文学奖之后，乌力波作品“反常”畅销：埃尔韦·勒泰利和他的乌力波实验
2020年11月30日，埃尔韦·勒泰利（Hervé Le Tellier）的作品《反常》（L'anomalie）以八票之多（终评共十票）摘得龚古尔文学奖。获奖之后，《反常》在分别在12月和2021年1月经历了两次加印，总印册数多达八十二万册，而此前《反常》在当年8月出版时仅首印一万两千册。
《反常》
据《费加罗报》报道，仅凭现在的印数，《反常》就跻身了最畅销的龚古尔文学奖作品的行列，与乔纳森·利特尔（Jonathan Littell）的《复仇女神》（Les Bien-veillantes）并列第二。龚古尔文学奖当之无愧的畅销之王当属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Duras）的《情人》（L'Amant），获奖后它的发行量达到了一百六十万册。
《反常》有点像惊悚小说和科幻小说，并且加编了行之有效的悬念，《世界报》如是评价道。小说囊括了十几个人物的故事，每个故事几乎都是一篇小说。小说的主要人物有驾驶员David Markle、作家Victor Miesel、杀手Blake、美国黑人律师Joanna Woods、电影编辑Lucie。法国评论界认为《反常》是对乔治·佩雷克的《人生拼图版》（又译为《生活使用指南》）的致敬，后者被认为是《人间喜剧》的后现代版本。
故事最吊诡的设计是，人物们分别在3月10日、6月24日，搭乘同一趟法航航班、历经同一趟险情，飞了同一个航线。区别在于，6月24日的航行引起了美国联邦调查局、概率学教授Adrian Miller、宗教人士的注意和讨论，并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科学、伦理等方面的问题。甚至前任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友情客串了一个桥段，他被设定成一条有金色头发的石斑鱼。
牛津大学法国之家的研究员Henriette Korthals Altes在《泰晤士文学增刊》撰文评论，勒泰利导演了一出尖锐的社会喜剧，用“双重”和“唯一”的悖论，揭示了自由的当代困境。故事中的每个人都面临着形形色色的问题，也累积着不同的被压抑的潜意识，关于孩子、身份、记忆、养老金等等。
勒泰利用一种“罗马式的反省”嘲笑了整整一代人，他们拼命追求着理论和协议，却对个体自由束手无策。然而，勒泰利对于未来也有着充足的信心，他相信某些古老的真理。正如《反常》里的一句格言所说的，“存在先于本质，但征途还在眼前。”（l'existence précède l'essence, et de pas mal en plus.）
勒泰利是乌力波/潜在文学工场（OuLiPo；Ouvroir de Littérature Potentielle）的成员，也是乌利波语法和诗学重要的当代传人之一。1960年，弗朗索瓦·勒利奥奈创办了乌力波，并吸纳了乔治·佩雷克、伊塔洛·卡尔维诺等会员。乌力波的会员制度非常严苛，新会员的准入需经过全部会员的一致通过。
埃尔韦·勒泰利
乌力波在整个文学光谱中占据了一个很特殊的位置，它既可以看作是拉丁诗歌的现代化，又可以看作是对于超现实主义等主义或潮流的反抗。在世界文学历史的横切面上，乌力波的存在和所谓后现代主义潮流和理论潮流是并起的，它们用文学的傲慢对抗着历史和现实的僵硬和异化。掩盖在其刻板的规则之下的是乌力波人对于一种文学的超越力量的追寻，这种追寻并非一次精神谵妄症，也绝不仅仅只是雕虫小技。
乌力波的游戏开始于数学。雷蒙·格诺的关于“X将Y代换成Z的关系”（“The Relation X Takes Y for Z”）和超图（hypergraphs）的文献被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文献的数学基础是格诺本人所提出的格诺数列、超级质数（hyperprime numbers）。由格诺本人强调的乌力波有以下三种美学诉求：朴素的（naive）、展现匠艺的（craftsmanlike）、有趣味的（amusing）。关于乌力波的操作指南，或许乔治·佩雷克的例子最为恰当，他的《消失》和《重现》，前者在元音中不取字母“e”，后者只取字母“e”，而这便是力波语法规则（lipogrammatic），即“散文术或诗艺，这种技术对自己施加减少字母表中的一个字母的规则”。
勒泰利更是一位数学家，且训练有素。迄今为止，他大约出版了30余本书。《反常》是他第21本书，本书由法国后现代文学代理商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勒泰利第一本受到广泛关注的书是《一千颗珍珠》(For A Thousand Penes) ，全书由1000个短句组合而成，所有句子都以“我想…（Je pense que…）”开头。
“天桥上的魔术师”：作家吴明益和他的世界主义与生态主义
2021年2月20日，以吴明益的短篇小说集《天桥上的魔术师》为底本改编的同名迷你剧，将在台湾地区上映。影片由原子映象制作，由金钟奖最佳导演及金马最佳剧情片导演杨雅喆指导，由庄凯勋、温贞菱领衔主演，由金曲奖最佳制作人黄韵玲主持音乐，重现了台北市中华商场的历史风貌。此外，《天桥上的魔术师》也已经衍生出漫画和互动艺术展。而在本月推出的总第463期《联合文学》，便是以吴明益及其《天桥上的魔术师》等作品为专题。
短篇小说集《天桥上的魔术师》
《天桥上的魔术师》上演在吴明益自小生活在的台北市中华商场。中华商场位于中华路一段，由一连八座三层连栋式楼座组成，于1961年落成，于1992年拆除，它是现代化进程中台北青春期的一个象征，也是承载着几代人的启蒙记忆、潮流文化、社会变迁的场所与空间。在《天桥上的魔术师》里，九个孩子在分散的章节里一起成长，他们都见证和分享了魔术师的故事。吴明益自述说，其中有一些事情未必会有决定性作用，但会对生长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他所书写的正是这样的故事。
据吴明益称，小说里的陈设未必是真实，反而是从他熟悉的环境、味道出发而建构起来的，重要的是“一些事件经验中微妙存在的感情”。柯裕棻在本书序言中提及，“他有如此天赋能够让那时光再现，并且重新赋予质量和温度，让我们得以从他善良宽容的眼睛，回顾那时代，那生活，这座城，然后学着饶恕他人和我们自己。”可以说这是吴明益用心创造的结果，他就在书中表达了自己的故事哲学，其中道，“故事并不全然是记忆，记忆比较像是易碎品或某种该被依恋的东西，但故事不是。故事是黏土，是从记忆不在的地方长出来的，故事听完一个就该换下一个，而且故事会决定说故事的人该怎么说它们。记忆只要注意贮存的形式就行了，它们不需要被说出来。只有记忆联合了失忆的部分，变身为故事才值得一说。”
《天桥上的魔术师》的内核是都市文化的符号，以及读者的内心棱镜。在李舵、尼罗河对于该书的评论中就曾指出，第三世界追求现代的欲望及由内部精英布设的“发展主义”项目，共同构筑了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谋求位阶跃升的意识形态。如此发展主义和世界主义的倾向足以说明，“越是台北的，越是世界的。编码时用台北加密，解码时被世界理解。”但或许吴明益想表达更多，在一篇访谈中，他表示，“我们的上一代都经历过那种巨大、残酷、完全无道理可言，却又与自己很接近的死亡，这对他们的生命、人格，肯定都起了决定性的影响；到我们这一代，这种经验被延迟到很后面，经历的死亡也变得比较少量。但很奇妙的是，养的动物死去，很可能等同于自己孩子的死亡。”
此前，吴明益以《单车失窃记》英译本入围布克奖，该书和《天桥上的魔术师》都是吴明益的代表作。《单车失窃记》从失踪20年的父亲及一辆幸福牌脚踏车说起，借由书中人物寻找失踪父亲及脚踏车，透过岛屿的地景，交错拉出一个个现实与回忆的故事。“写这部小说并不是基于怀旧的感伤，而是出自于对那个我未曾经历时代的尊崇，以及对人生不可回复经验的致意。”吴明益表示。
吴明益最主要的身份认同是自然书写者。“对我而言，迷人的是那些介于科学家与文学家之间的人种，迷人的是那些从思考人性出发的科学研究，或从科学研究重新发现的复杂人性。”他在一次TED演讲中如是说。他坚持写作的一个很大动因就是他退伍后迷恋上了野地，自此之后，人和自然的伦理关系就成了他的写作母题。其自然书写作品主要有《迷蝶志》《蝶道》《家离水边那么近》《睡眠的航线》《苦雨之地》等，以及两本自然文学研究文献。
接触蝴蝶不到三年，吴明益就破蛹而出，出版首本自然书写散文创作《迷蝶志》，成为台湾自然书写先驱，刘克襄口中的“台湾特有种”。2007年出版的《家离水边那么近》以东华大学附近的花莲地貌为主要书写对象，依托其对测量点的实地考察，在生态学和人文历史之间搭建了一个勾连。最近出版的《苦雨之地》则更宏大了很多，它聚焦于人类世（Anthropocene）。
“以广义的定义来看，文学到底是什么东西？文学就是用文字把个人经验、个人情感，把个人理解或不理解的事情传递给另一群人。像我在看泽木耕太郎写登山家山野井泰史的《冻：挑战人生极限的生命纪录》时，我很受震撼，因为书里面充满了生命的不合理。生物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会刹车，但某些登山家是不刹车的，人类踏出了这一步，变成精神冒险，其他生物是不这么做的。”
吴明益的文学理念更为真实。他引用了约翰·伯格的话，“上帝的评判或者历史的评判，不管哪一种，都是遥远的评判。然而语言是立即的。”对于台湾时下流行的内向世代，吴明益并不以为然，“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时间，许多作者往内挖掘，以为自己的身体里就拥有一个无尽的黑洞与宇宙（事实上有些人确实做到了），但更多时候，你会发现，自己身体里可探寻的不过真的就只是一间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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