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谊宾馆故事多——从批黑画到中国画创作组

友谊宾馆老照片

过去从北京西直门到颐和园有一条古道，称为西颐公路，这是清代帝后去西郊离宫，“避喧听政”必走的御道。一路上古柳垂阴，西山在望，清幽寂静，美不胜收。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古道旁边出现了一组新建筑群，大屋顶中国传统形式，美轮美奂，在萧疏的郊原上格外醒目。这就是著名的北京友谊宾馆，对内称“国务院西郊招待所”。友谊宾馆是专为招待苏联专家而建的，也因此之故，后来中苏交恶，文化大革命时期一度又名为“反修宾馆”。“反修防修”是那个时代最正能量的口号，可惜到现在我还搞不清楚啥意思。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宾馆周边还是一派郊野风光，友谊宾馆是西郊海淀一带最宏伟的建筑。当年我家住北大，进城出城都要从这里经过，远远就能望见友谊宾馆高大的身影，人迹寥落，充满了神秘感。如今，西郊一带早已城市化，高楼林立，人烟稠密。夕阳古道也变成了车水马龙的中关村大街，已无复旧观矣。改革开放后，友谊宾馆顺应开放之风，改制为涉外饭店。我生也贫，直到八十年代初，才有机缘进入已经不那么神秘了的友谊宾馆。记得曾在宾馆内的集邮柜台，买到不少当时外面早已售缺的邮票、小型张等，现在很热门的猴票四方联就是那个时候买到的，好像总共花费不到一百元，当时被同行的朋友诧为豪举。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友谊宾馆

想不到这座友谊宾馆，还和当代美术史有过紧密关联。上世纪七十年代，轰动一时的“批黑画”运动，就是源自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的“美术口”的宾馆碰头会。在这次会议上，邵宇提出了黄永玉猫头鹰等“黑画”问题，1973年12月15日，即在友谊宾馆会议之后的二十多天，根据会议精神，《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初澜”的文章《要重视文化艺术领域的阶级斗争》，透露出了风暴即将来临的信息。之后，一场啼笑皆非的批黑画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了。说友谊宾馆是“批黑画”运动的策源地，应该不为过吧。上点年纪的人，大多还能记得，所谓批黑画运动，就是美术界的文字狱。如画猫头鹰一眼睁一眼闭，就是对什么什么不满，泼墨山水就是抹黑社会主义等。烙饼上看出太极，鸡蛋里挑骨头，口诛笔伐，好是热闹一时。这些大家都熟悉，就不多说了。

当年主持友谊宾馆“批黑画”会议的高锦德，是国务院文化领导小组美术口的负责人，他高举旗帜，冲锋陷阵，以“批黑画”干将著称，有人喻之为美术界的“浩亮”，可谓风光一时。“四凶”倒台后，他被隔离审查，也许问题不大，从轻发落到中国画研究院，身份自然是从天上跌落尘埃。黄胄先生是“文革”时期美术界被彻底批倒批臭的人。此时他不计前嫌，量才为用，派高锦德负责基建工作。想不到，有人为此告发黄胄，说黄胄违反党的政策,是在“任用三种人”。后来导致黄胄先生的离职，这也是罪状之一。

高锦德是“文革”前浙江美院的高材生，绘画艺术的行家里手，曾见他为同事的小孩画油画写真，确是传神。他部队出身，据说口才极佳。我见到他时，人已经落魄，默默寡言，全不见当年“干将”的风采。世事无常，大起大落间，他更能感受世态的炎凉吧。

1977年，有一首歌曾唱遍大江南北，记得歌的开始两句，是“打倒四人帮，人民喜洋洋”。那一年，美术界也有一件“喜洋洋”的大事，国务院决定正式成立中国画创作组，漫画家华君武任组长，创作组就设在友谊宾馆。

友谊宾馆门庭清幽，院内花木扶疏。从1977年12月12日到1979年6月1日，中国画创作组在友谊宾馆大约有一年半时间。当年经常出入宾馆大门来创作组的画家，多是耳熟能详的大师级人物，如李可染、刘海粟、朱屺瞻、叶浅予、吴作人、关良、蒋兆和、谢稚柳、陆俨少、亚明、黄胄、黄永玉、黎雄才、李苦禅、吴冠中、何海霞、关山月、程十发、宋文治、方济众、王雪涛、梁树年等，可谓盛极一时。此时，距离“批黑画”运动，过去也就是四年多的光景。曾经被搞得灰头土脸的老画家们，如今又被尊为国宝，请入殿堂。作品登上中南海、大会堂、国宾馆、驻外使馆等，还作为国礼赠送外国元首。“春光如梦忽如烟”，可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一时间，友谊宾馆俨然成为中国画创作中心。

“中国画创作组”，顾名思义，就是邀请全国知名画家，完成国家交办的中国画创作任务的专门机构。中国画创作组是专为完成某项任务而设立的创作班子，任务特殊，对外不公开，加之年深日远，资料缺失，长期以来似隐似现。华君武先生曾回忆说：“中国画创作组的实际工作，其实早在1977年春天就开始了当时从全国各地请来的画家，分住在台基厂路3号、北京饭店、以及正义路4号等处，其工作也由最初的为毛主席纪念堂作画，又扩展到为外交部、首都机场及各饭店的布置陈列用画。由于住地分散，不便管理，1977年12月12日，统一都集中到友谊宾馆，包租了南工字楼的10多个房间，正式定名为中国画创作组。” 

1977年，文化大革命刚刚风停雨霁，国家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画创作组是国务院设定的，来头大，档次高。受邀来创作组的画家，吃住行实行经费包干，任务完成后，还要各回各单位。从某种角度看，创作组的设置有些类似清代的“征调供奉”的意思。时代不同了，论规模和影响力，清代的“征调供奉”只能算是小儿科了。那时候，画坛遗老、名师大家还多在世，能选入创作组画画，他们更认为是一种政治荣誉。完成规定的创作任务后，超额部分还可以得到“胜于无”的润笔之资。据说，有些有历史遗留问题的画家，受邀到创作组完成任务后，再回到原单位，问题很快就解决了。在单位受排挤被瞧不起的，也另眼相看了，因为能到国家级创作单位画画，就意味着是被国家认定的人才。如当年在陕西靠边站的何海霞先生，被创作组邀请进京搞了一段时间任务画，受到首长接见赞扬，回去后很快被落实政策，进入陕西国画院并担任了副院长。

九十年代初，我曾在中关村跳蚤市场买到一通旧信札，是漫画家华君武先生用文化部公文笺写的，觉得有些意思，保留至今。信札写道：

丁波同志：

中国画创作组经常邀请全国的国画家来组创作，为使他们也能吸收一些外国的美术作品，丰富自己，我们想购买一些你们已经进口的画册，请你多加帮助，现派副组长苏立功同志来，请面洽。谢谢。 

敬礼  

华君武80.2.8

华君武信札

这通信札已成为见证创作组时期的珍贵史料了。

《中国画创作组工作暂行条例》说：“中国画创作组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指示，努力完成三大任务：（一）提供国家收藏保存的作品。（二）完成国家重点创作任务。（三）为外贸机构提供一定数量的作品，增加外汇收入。”简单明了，没有时下那些假大空的废话。现在经常听到有人说，体制内的画家，既享受体制的优越性，又捞取市场经济带来的巨大财富，画家拿着工资福利，外面炒画卖画。如今，体制里的画家要不要向国家交画，都要讨价还价，争论不休。在创作组时期却不是这样，计划经济条件下，人情还比较醇厚，还不好意思谈钱。虽没有高弹无私奉献的调调，老一代画家们确实做到了无私奉献。

据1978年11月创作组《工作简报》：“中国画创作组自1977年12月12日成立以来，一共组织了17个省市老、中青画家来组进行国画创作。完成了国家需要的任务画620幅左右（其中为外交部给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的礼品画35幅，钓鱼台宾馆陈列41幅，火车站14幅，北京饭店430余幅，飞机场100幅）；完成了外贸部门需要的出口画4000余幅，组内收入人民币8万余元（国家出口的外汇收入未计在内）；另外，到目前为止，为国家收藏画家的精品和库存画500余幅。总计完成（即交给公家的）作品5120余幅。”放到今天，这些简直是无法想象的。

书画寄情本是传统文人士大夫之心性修为。近代以来，渐变为以润笔为生的职业画家。1949年后，又被人为的政治力量改变了。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在计划经济背景下，画家已不再是自由职业者，当年国内也没有书画市场。中国画创作组是特殊时期的特殊设置。画院体制虽说是古已有之，但确是于今为烈。在遍地开花的各类画院中，国家画院地位应该是最尊崇的，影响也是最大的。2020年是国家画院成立四十周年，按不成文法，逢十就要纪念一下。俗话说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未来说不好，那就只好回顾历史了。国家画院在不长的四十年里，已经三易其名、三易其址。从创作组到研究院，再变身为国家画院，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社会变迁的写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