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世班禅与达天通理会晤新考

六世班禅在京朝觐期间，在清中央政府的安排与协作下进行了众多的政教交流活动，其中之一便是与汉传佛教贤首宗代表人物达天通理的会晤交流，二者会晤是清代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交流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前，笔者曾撰文对此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在基本厘清达天通理生平、汉文史籍对此事件不同记载的基础上，对会晤过程予以大致还原并分析了其时部分儒家士人对藏传佛教的认知与态度。近来，笔者重新译读了藏文史籍对此会晤的相关记载，对此事件又有了一些新思考。在此，笔者以藏文版《六世班禅传》（即《六世班禅白丹益喜传》）与《三世章嘉传》（即《章嘉国师若白多杰传》）为中心，结合新发现的汉文史料对此会晤进行深入考证，以求更全面地接近并还原这一重要事件。

六世班禅像

达天通理生平补正

对于达天通理生平，由际醒撰《敕封阐教禅师塔铭》可知其详。达天通理（1701-1782），或称达天、通理，直隶新河赵氏子，早年驻锡岫云寺、香界寺、妙峰山石草精舍、遗光寺，参悟、注释并讲演“法华”、“楞严”，在京内声名鹊起。雍正十一年（1733）春，奉旨于圆明园校对《宗镜》。乾隆十四年（1749）接住嘉兴寺，十六年住持香界。另据《宝通贤首传灯录》载：“癸酉春??又蒙庄王举，授僧录司副印兼经咒馆供职。……丙戌，正印秀公示寂，又蒙庄王升授僧录司正印??庚寅，奉旨照例于圆明园佛楼行走。”由此可知，自乾隆十八年（1753）起，达天通理便奉命在圆明园佛楼从事僧录司管理之事，至三十一年（1766）升正印之职。其间，二十八年（1763）驻锡并修缮三山庵。三十五年（1770），又获赐圆明园佛楼行走之职权。三十一年夏，受皇六子永瑢之邀，任拈花寺住持。三十六年冬，获赐紫色袈裟。四十五年（1780），与六世班禅会晤后获赐“阐教禅师”尊号，至此，达天通理确已名冠京城、声名远播。

实际上，达天通理是其时贤首宗即华严宗的代表人物，其佛法修为尤长于华严且著作颇丰，“如《法华指掌》十卷、《楞严指掌疏》十一卷、《金刚新眼疏》二卷、《圆觉析义疏》四卷、《五教仪增注》五卷、《普门品别行疏》一卷、《心经合释》一卷、《盂兰摘要》一卷，并行于世”。不过，与其同时代的著名学者王昶（1725-1806）对其著作持冷静态度。乾隆五十五年（1790）十月，时任江西布政使王昶前往湖南湘乡办案途中读达天通理之《楞严指掌疏》，“二十二日，微病。借佛经于僧舍，得《楞严指掌疏》，盖拈花寺僧达天（通理）所撰。达公，贤首宗，赐紫，命在清净地行走。此书精要不如‘长水’，明畅不如‘通议’，该博不如‘蒙钞’，然亦教下之津梁也”。可见，儒学士人王昶并未人云亦云地夸赞达天通理之《楞严指掌疏》，而认为该书无法与北宋长水子璇之《首楞严义疏注经》、明代憨山德清之《大佛顶首楞严经通议》、明代钱谦益之《大佛顶首楞严经疏解蒙钞》等前朝经典相提并论。当然，如今观之，这种观点与清代佛教总体呈式微之势是基本相符的。不过，由王昶所述亦可印证，达天通理在乾隆朝确实赫赫有名，乃贤首宗代表人物。同时，王昶认为其作品亦属汉传佛教上乘之作，并将《敕封阐教禅师塔铭》辑入其《湖海文传》。

达天通理不仅晋升高级僧官之列，还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起投身“清字经馆”，奉旨参与到《清文翻译全藏经》（即“满文大藏经”）编校之中。但需要指出的是，虽达天通理参与校核满文佛经，但不等于其通晓少数民族语文。据《清实录》载：“简派皇子、大臣于满洲、蒙古人员内择其通晓翻译者，将藏经所有蒙古字、汉字两种悉心校核，按部翻作清文，并命章嘉国师董其事，每得一卷，即令审正进呈，候朕裁定。”其中明言要在“满洲、蒙古人员内择其通晓翻译者”，而达天通理不属此类。《啸亭续录》载“命章嘉国师经理其事，达天、莲筏诸僧人助之”。可见，从达天通理的身份、地位、年龄、语言能力等考量，其至多在政教活动之余，偶尔从事满文佛经编译所资汉文佛经底本的选目或校核工作，而在更多时间里，其是协助章嘉国师从事满文佛经编校的管理工作。同时，笔者此结论也与《清文翻译全藏经》卷首“名衔”相符，其中写明：“总校僧人：掌僧录司印僧臣通理、掌僧录司印僧臣实宁。”可见，达天通理实际职责为“总校”，并未参与实际译经工作。此外，若达天通理通晓少数民族语文，则对此十分难得的高行，其徒众必然会在其塔铭碑刻或生平传记中加以记录和彰显，但却未见有关记载。由此可推定，达天通理并不通晓少数民族语文。

藏汉史籍对此次会晤的记载

据笔者目力所及，尚未发现官方文献载此会晤，同时，笔者前文参看的《敕封阐教禅师塔铭》及汉译本《六世班禅传》、《三世章嘉传》亦未言及此会晤，因此，笔者曾仅依据《惜抱轩笔记》、《啸亭续录》、《西域考古录》、《天咫偶闻》、《新续高僧传四集》、《清凉山志》等汉籍所载，对此会晤予以局部还原，但对相关细节的分析出现误判。实际上，近来笔者重新翻译藏文版《六世班禅传》、《三世章嘉传》，发现二书中明确记载了此事，但此前汉译本对其中的会晤地点、时间、人物等出现误译，同时，这两种藏文版高僧传记也未言明与六世班禅会晤的僧侣姓名而仅以“达和尚”替代，但经笔者考证，其中所载“达和尚”即达天通理。

（一）藏文史籍所载

首先，据《六世班禅传》载，藏历九月五日，六世班禅在觉生寺与一位“达和尚”及卸任住持进行了会晤。值得注意的是，1990年汉译本《六世班禅传》对此次会晤的关键细节翻译有误，故而笔者予以重译如下：

五日，班禅大师上书皇帝，??尔后，班禅大师一行经过西南宫门，拜谒永宁寺（yu-king-si）佛殿并敬献哈达，如前一般祈福发愿，然后，大喇嘛设宴并献礼。之后，抵达觉生寺（jo-zhing-si）即一座和尚寺（hwa-shang-gi-dgon-pa）小驻。只见那里有一口大钟（cung-chen-po），据称，先前，诸击钟者若不击钟，则心生遭受佛法惩处之虞，空行母之幻身女就会跃入坩埚。那个被经常敲击的大钟边沿有梵文兰札体《般若八千颂》。班禅大师向佛殿等敬献哈达，如前一般祈福发愿。之后，班禅大师来到大皇帝曾来寺小憩的佛殿，班禅大师的弟子与随从、皇子、章嘉活佛、内务大臣、随从仆役等，受到达和尚（taa-hwa-shang）与前任住持二人的虔诚接待。同时，达和尚与前任住持皆为精通佛法的高僧。由章嘉活佛做翻译，班禅大师向二人询问了教义部分与戒律部分等诸多难题，二人准确且顺畅的应答，令班禅大师十分喜悦，如同闻听大译师受命释疑一般。同时，皇子称达和尚学识渊博、对答如流，而大皇帝本身也是精通经部的大学者。皇子将上述情形禀告大皇帝。大皇帝即刻传旨，谕曰：“达和尚尔自小修法，勤奋精进，常为众僧之师。如今会晤班禅额尔德尼，并聆听班禅额尔德尼诸多法语。班禅额尔德尼称尔精通佛法，心生欢喜等情。同时，六阿哥与章嘉呼图克图亦称善。朕心甚悦，特赐尔禅师名号（chan-zhivi-cho-lo），以示褒奖。此情亦令班禅额尔德尼知之。”达和尚敬献哈达、二十副银扣谢恩。班禅大师回赠礼物，并赐供祭佛殿所需白银、香料等。

对此，1990年汉译本将永宁寺（yu-king-si）佛殿译作“宇长寿（yu-kring-sivi）佛殿”，将“觉生寺（jo-zhing-si）即一座和尚寺（hwa-shang-gi-dgon-pa）”译作“觉香寺（和尚寺）”，将达和尚（taa-hwa-shang）译作“大和尚”，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将禅师名号（chan-zhivi-cho-lo）译作“‘谦虚’（chan-zhi）之骰子”，此外，还误译六世班禅“从此莅临觉香寺（和尚寺）驻锡一日。??次日凌晨，??”实际上，六世班禅当日即返回西黄寺。正是1990年汉译本对会晤地点、时间、人物等关键细节的误译，给后世还原此事件造成了干扰。

同时，《三世章嘉传》也记载了六世班禅与一位“达和尚”在觉生寺会晤之事，但也未言明此“达和尚”全名。因1988年汉译本中对会晤地点等细节亦翻译有差，因此，笔者予以重译如下：

由圆明园抵达和尚寺觉生寺（jo-zheng-zi），此寺前任住持达和尚（taa-hwa-shang）精通佛法，班禅大师向其询问教义与戒律等诸多难点，和尚对答如流，章嘉活佛为双方翻译，班禅大师心生欢喜，对和尚赞赏有加。章嘉活佛与皇六子将此事奏明皇上，龙颜大悦，谕令赐予此和尚禅师名号（chan-zhi-zhes-bsam-gtan-slob-dpon-gyi-cho-lo）。

对此，1988年汉译本将觉生寺（jo-zheng-zi）译作“觉醒寺”，又将达和尚（taa-hwa-shang）译作“大和尚”。

可见，《六世班禅传》与《三世章嘉传》对此事件的描述基本相同，其大意为：藏历九月五日，六世班禅一行先到永宁寺（yu-king-si），后至觉生寺（jo-zhing-si），与达和尚（taa-hwa-shang）及该寺前任住持会晤，由章嘉国师做翻译，二人就教义、戒律等显宗问题展开交流，但此过程多是六世班禅提问，达和尚作答，六世班禅对其回答十分满意，由此，乾隆帝根据永瑢与章嘉国师所奏，敕封达和尚“禅师”名号。不过，虽然《三世章嘉传》记载稍略且未言明日期与大钟等细节，却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细节，即在“章嘉活佛弟子名录”一节中提及“达天和尚”，藏文原文写作taa-then-hwa-shang，由此，笔者认为，此“达和尚”即达天通理。

首先，“达和尚”与“大和尚”是谐音关系，而taa-hwa-shang应是“达和尚”音转。若如之前两汉译本将taa-hwa-shang译作“大和尚”，亦可将其视为汉传佛教高僧。但值得注意的是，汉文“达”与“大”二字在藏文中音译均为taa，最具代表性的例子是，汉文“达赖喇嘛”在《六世班禅传》中即作taa-lavi-bla-ma。《六世班禅传》在描述藏历八月十五日六世班禅政教活动时还有一个明显例证：“当时，热河布达拉（zhe-hor-po-taa-la）与大佛寺（taa-phu-zi）、夏拉苏木（sha-ra-su-mi）??等新修寺院，分别举行《甘珠尔》诵经法会。”其中，布达拉的“达”与大佛寺的“大”，均被藏文写作taa。因此，汉文“达”可音译为藏文taa，藏文taa亦可表汉文“达”。同时，《六世班禅传》中极少提及汉传佛教僧侣，这说明作者对汉传佛教僧侣了解不多。另外，《三世章嘉传》也将此汉传佛教高僧称为达和尚（taa-hwa-shang），并将达天和尚写为taa-then-hwa-shang。其时，章嘉国师与达天通理共编“满文大藏经”，其不可能对达天通理毫无印象甚至不知其名，因此其将达天通理以“达天和尚”之名列入弟子名录。虽《三世章嘉传》也非章嘉国师本人执笔，但其对僧徒述及此事时将达天通理称为“达和尚”亦可理解。

其次，根据《六世班禅传》中关于此“达和尚”精通佛理并获赐禅师名号的记载，亦可确认此“达和尚”即达天通理。一方面，“达和尚”被安排与六世班禅会晤，其必然是京城汉传佛教界代表人物；同时，“皇子称达和尚学识渊博、对答如流”，即“达和尚”备受永瑢推崇，结合永瑢力推达天通理任拈花寺住持一事可知，此“达和尚”应为达天通理。另一方面，《六世班禅传》载乾隆帝即刻传旨敕封此“达和尚”“禅师”名号，而《敕封阐教禅师塔铭》曰：“庚子，冬，复蒙旨封阐教禅师，时年八十矣。”同时，《宝通贤首传灯录》亦载二人会晤后，“帝庸大悦，特蒙圣恩，勅封师为‘阐教禅师’之号。”综上可知，此“达和尚”正是达天通理。

（二）汉文史籍所载

笔者新近又发现两种汉籍载有此事。爱新觉罗·永忠（1735-1793）曾于西黄寺谒见六世班禅，又在六世班禅圆寂次日作诗悼念并在诗注中提及此会晤，这是目前所知汉籍中对此会晤的最早记载：“《敬輓班禅额尔德呢（十一月三日）》：西来胜义未终宣，柔远亲承圣泽偏。高座说经空万法（万寿寺与阐教禅师说空法），清游随地了生缘。相看青眼心休矣，一见红楼气蔼然（余曾于黄寺谒见一次）。风景中华原不恶，好乘福力证金仙。”同时，成书于嘉庆九年（1804）的《宝通贤首传灯录》载：“四十五年庚子，恭逢皇上七旬万寿，普天同庆，万国嵩呼。有班阐厄尔得尼者，西藏圣师也，二万里来恭惟祝厘，师于万寿寺会遇，然盘谈之际，非译不通其语，时章嘉灌顶国师，两相通译，道契神洽，皆大欢喜，帝庸大悦，特蒙圣恩，勅封师为‘阐教禅师’之号。然贤宗自圭峰后，封赐之典，师为第一人也。”

会晤事件还原

六世班禅与章嘉国师是此会晤当事人，但二人传记均为后人编撰，其中难免出现对此事件细节描述的误差。同时，另一当事人永瑢的《九思堂诗钞》、《惺斋诗课》等存世作品也未见相关记载。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六世班禅与达天通理会晤一事为真。对于六世班禅与达天通理的这次历史性会晤，笔者认为应结合藏、汉、英文等史料进行综合分析。

（一）会晤前提与缘起

首先，在主观方面，二者均精通佛理并具备相应的代表性与话语权。其时，六世班禅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领袖，达天通理则为汉传佛教贤首宗代言人，二者具备对话的代表性和身份的对等性。其次，在客观方面，二者均为佛教僧侣，在慈悲利生、抑恶扬善等佛教基本价值观方面高度一致，这是二者交流的理论前提。同时，乾隆帝具有藏传佛教信仰而支持此次会晤，幸有既精佛法又通语言的章嘉国师做“通事”，此客观环境条件即是二者会晤的技术前提。对于会晤缘起，《六世班禅传》等藏文史料并无记载，《啸亭续录》则提供了重要线索，即六世班禅“偶问京中有高僧否，金司空简以达天对”。由此，在永瑢、金简等安排下，二者会晤得以展开。值得注意的是，此前与之后六世班禅朝觐期间的政教活动行程均由清中央政府提前备办，并提前修饰了六世班禅在京期间驻锡或莅临的佛寺，但在清宫档案有关修饰京城寺庙名单中却未见觉生寺。此外，对于乾隆帝的座上宾六世班禅，达天通理非经官方安排，是不可能如《惜抱轩笔记》等汉籍所云主动前去拜会论战的。由此可见，此会晤应是六世班禅忙里偷闲、临时起意之果。

（二）会晤时间与地点

《六世班禅传》中明确指出二人会晤日期是藏历九月五日，即其时汉历九月初六日。据《六世班禅传》载，六世班禅于当天上午离开圆明园后，先到永宁寺拈香、赴宴，之后到达觉生寺。关于圆明园与觉生寺之间的直线距离，乾隆帝作于乾隆十一年（1746）的《觉生寺大钟歌用沈德潜韵》云：“太清十里渺乎小，日日演梵闻离宫（觉生寺去圆明园二十里）。”基于此二十里距离，再根据当时交通条件可知，会晤时间是藏历九月五日即汉历九月初六日的午后时分。

会晤地点是此事件研究的焦点与难点，笔者认为应为觉生寺。首先，《西域考古录》所转载的《秋坪新语》与《春明偶录》之说西黄寺是可以排除的，因为藏、汉、英等史料所载，六世班禅当天日间并未在西黄寺。其次，《延芬室集》、《宝通贤首传灯录》、《啸亭续录》等则载为万寿寺，而《六世班禅传》与《三世章嘉传》均记作觉生寺。

对此，当时官方文献所载应具权威性。据永瑢上奏六世班禅行程：“（九月）初六日，瞻拜九州清晏、韶景轩、长春仙馆，出西南门，到永宁寺、觉生寺拈香，仍回黄寺。”由于此前的汉译本《六世班禅传》对永宁寺出现误译，且与汉译本《三世章嘉传》均将“觉生寺”误译为“觉香寺”、“觉醒寺”，若依此译文则无法确定会晤地点。实际上，笔者译文已清晰表明，《六世班禅传》所载六世班禅行程与永瑢奏折所述完全一致。

同时，《六世班禅传》描述此寺中有一口大钟，这一点至关重要。建成于雍正十二年（1734）的觉生寺，在其时京城尚不属年代悠久的名寺，其最初为皇家佛寺。乾隆八年（1743），乾隆帝谕令将万寿寺的永乐大钟移至觉生寺，从此，大钟即成为觉生寺标志，其遂被俗称为“大钟寺”。而《六世班禅传》提及六世班禅“来到大皇帝曾来寺小憩的佛殿”，亦与乾隆帝曾来此拈香、祈雨的史实相近，遍览乾隆帝《御制诗集》可知，乾隆帝以觉生寺为题的诗作有23首，其中多次提及其来往圆明园途中于觉生寺用膳或小憩之事。

值得一提的是，游方僧普南吉尔（Purangir Gosain）曾随六世班禅进京，其在给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口述报告中提及六世班禅在参观并夜宿圆明园后，“次日早晨，喇嘛前往北京城中一座知名寺院亦是公共寺院参访，那里悬挂着一口钟，中国人向本文作者保证，此钟重达两万蒙特（maunds），而且需要一百个人来敲击。不过，对此还未曾试过，但在召集人们武装起来抵御外敌入侵和暴乱，或公众感恩福音或庆祝胜利时才敲响大钟。喇嘛在此地祈祷了数小时，然后返回离城很近的住所”。可见，普南吉尔描述的这座挂有大钟的寺院就是觉生寺。同时，普南吉尔所言六世班禅当日行程也与《六世班禅传》、永瑢奏折所载一致。综上，此会晤地点应是觉生寺。

但是，《延芬室集》、《宝通贤首传灯录》、《啸亭续录》等汉籍却将会晤地点记为万寿寺，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相关作者未亲身参与事件当中，因而出现信息采集失误或不对称；另一方面，也与万寿寺在其时京城佛寺中的至高地位有关，万寿寺是乾隆朝“京师首刹”。乾隆五年（1740）六月，“查得，万寿寺、拈花寺、柏林寺、觉生寺、法海寺、广通寺等六寺庙，俱系常住地方，向无粘补修理之例，于雍正年间奉特旨敕建重修且每月官给养赡银两，而该庙住持自应料理，是以未议修理”。可见在乾隆朝初期，万寿寺排名高于觉生寺。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十月二十四日，总管内务府关于皇太后万寿节于京中寺庙诵经的奏折中，万寿寺仍居京城寺庙之首，“万寿寺唪经九日，贤良寺唪经九日，觉生寺唪经九日，柏林寺唪经九日??”可见，万寿寺为其时京城佛寺翘楚，声誉较觉生寺要大许多。由此，身居京城的皇族永忠尚且相信二者会晤于万寿寺，何况他人？此外，若此会晤确在万寿寺，那永瑢为何在奏折中未言及这座京城名寺？因此，在永瑢等当事人在个人作品中未提及会晤事件，而《六世班禅传》、《三世章嘉传》明确记载会晤地点为觉生寺的情况下，笔者认为会晤地点应为觉生寺。

（三）会晤过程

首先，二者会晤过程应为《啸亭续录》所载“互相畏慑，不敢谈法，惟问佛事科仪而退”。二者所属佛教系统不同且初见，类似“佛事科仪”等相对浅显的问题便会成为二者交流的中心内容。其次，二者交流存在语言障碍，这对交流的内容维度与时间长度造成影响。对此，《宝通贤首传灯录》描述为：“然盘谈之际，非译不通其语，时章嘉灌顶国师，两相通译，道契神洽，皆大欢喜”，此说更具合理性。六世班禅不通汉语文，而达天通理亦不通晓藏语文等少数民族语文，而藏、汉史籍所载对章嘉国师充当翻译一事也相互印证。同时，六世班禅活动日程紧密，而当时达天通理八十岁、章嘉国师六十四岁，加之翻译耗时，因此，会晤时间不会很长，交流也应浅尝辄止。对此，有学者望文生义地认为达天通理一直负责藏文校勘翻译，甚至臆想二者交谈内容之一是正在进行的汉藏经文翻译工作。这种观点无疑与《六世班禅传》所载相差甚远。

（四）会晤成果

会晤成果应是完成六世班禅主导的官方临时安排的一次礼节性会晤，若大谈会晤的意义与影响则属主观臆断与故意阐发。不过，会晤的直接成果是达天通理获赐“阐教禅师”尊号。据藏文史料所述，永瑢与章嘉将会晤情形尤其是达天通理获六世班禅赞赏情形上奏，达天通理因此获赐“阐教禅师”。同时，在汉文史料中，据竹影书屋藏本《延芬室集》载爱新觉罗·永忠《达天和尚（通理）八十寿诗》之按语称：“是岁，因后藏班禅呼图克图来朝，言西藏夙闻达天之名，乃勅封为‘阐教禅师’，赐紫，住拈花寺”。此亦佐证达天通理获赐尊号与此会晤直接相关。

但《六世班禅传》、《三世章嘉传》等藏文传记对达天通理获赐“阐教禅师”尊号的时间也存偏差。从时间与程序分析，“大皇帝即刻传旨称赞达天通理，并敕封禅师名号”不可能在会晤当场完成，除非永瑢等提前备好谕旨。另，爱新觉罗·永忠曾于当年作诗《十月十六日陪侍皇六子过拈花寺贺勅封阐教禅师（通理）即用壁间梦堂相国元韵（二首）》，可知达天通理获赐此号应在十月十六日之前。对此确切时间，此前学界尚未揭示。笔者在《乾隆朝上谕档》中发现了这一具体时间。乾隆四十五年（1780）九月二十七日有以下谕旨：

奴才福隆安遵旨查僧人封为禅师旧例。据礼部查称，雍正十二年十一月有僧人超盛，奉旨封“无阂永觉禅师”，照例交内阁缮写勅书一道，本部铸造“无阂永觉禅师”银印一颗赏给，等语。今奉旨勅封僧人通理，其应封何项字样，谨拟写谕旨进呈，伏候钦定。俟发下交内阁、礼部照例办理，谨奏。

乾隆四十五年九月二十七日奉旨：

僧人通理着封为“阐教禅师”，照例赏给勅书、印信，钦此。

可见，达天通理获赐“阐教禅师”尊号的具体日期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九月二十七日。当然，藏文史籍所载达天通理在会晤中表现优异并获此殊荣也是合理可信的。

（本文首刊于《故宫博物院院刊》2021年第2期，原题为《大使厅西壁壁画研究综述》，作者柳森（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