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按：2020年12月24日早晨，在一个学术群因缘际会结识了某位闻名已久的学兄。加了微信好友后，才知道这篇几被遗忘在电脑里的拙稿，十年前（2010年）未能及时刊出的幕后故事。作为新闻生产的一部分，新闻编辑室里的类似故事，将来可以也应该列入新闻传播史吧。为表纪念，现一仍其旧发出（开头和结尾均经时为某报编辑的学兄润色）。
很多人知道黄炎培，可能是因为他和毛泽东那段著名的“窑洞对”。其实这位活动家与国民党、共产党甚至北洋军阀等各方政治力量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特别是他留下的大量日记，更是这段历史的宝贵记录。尽管往往是只言片语，非常简略，但却真实记载了黄炎培和他所接触的各方人物，以及他们对民族安危、国家命运和时局前途的观察。这些日记，除了1914年商务印书馆推出的《黄炎培考察教育日记》、1916年《教育杂志》发表的《抱一日记》、1970年代末《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选辑的《黄炎培日记摘录》等之外，大部分都没有公开发表过。
《黄炎培日记》，华文出版社2008年版
2008年华文出版社出版了十卷本、四百余万字的《黄炎培日记（1911-1949）》，其史料意义与参考价值非常重大。不过由于日记原稿部分字迹不易辨认，涉及人物、事件极多，尽管整理者多有努力，但也留下了少量遗憾。下面就以笔者读过的第五、六、七册（本册读到1941年底为止）为例，从人名失误和其他错别字等两大方面来简单举例，希望能够起到一点补正作用。
一、关于人名方面的
1935年4月24日 黄河水灾救济委员会工程组长孔礼熙。按应为孔祥熙（第五册40页）。
1938年5月24日 《董自先生追悼会》。按应为黄自先生，作曲家、音乐教育家，此前刚去世（第五册302页）。
1938年7月12日 宣言起草委员会在汪精卫住宅举行。推选张季鸾（炽章）作稿。同会张君劢、曾慕韩、吴玉章、胡建中、陶希圣、周炳琳、陈裕光及余，共九人。按应为胡健中，CC系报人，曾主持过《东南日报》和《中央日报》，前者堪与《大公报》比肩（第五册322页）。
1938年7月23日 晚上《时事新报》崔惟吾招待罗敦伟、秀良侗。按分别应为崔唯吾、李良侗，均当时报人（第五册327页）。
1938年2月23日 与邵力子往访马一蜉。按应为马一浮（第六册82页）。
1939年7月9日 同席者有咸郎轩（哲先之兄）、臧哲先。按臧哲先即臧启芳，故咸郎轩应为臧郎轩（第六册153页）。
1939年8月29日 聚会者有孔刚父（今堪）等。按孔令侃，字刚父，本书中常写作令堪（第六册173页）。
1939年9月6日 为国迅撰文，悼朱惶公先生和王礼锡先生。按应为朱惺公先生，爱国报人，此前刚在上海被敌伪暗杀（第六册176页）。
1939年10月11日 协同李璜到陈武鸿宅访问陈布雷。按应为陈武鸣，即陈继承（第六册第187页）。
1940年1月6日 函劭力子。按应为邵力子（第六册229页）。
1940年11月1日 日本是贫强而非富强；我非弱小而是弱大。敌人吃亏在一贫字；我得力在一大字。——王凡生说。按应为王芃生，日本问题研究专家，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第七册24页）。
1940年12月6日 招待餐会到者沈雁水（茅盾）、李公仆、陶行知等。按分别应为沈雁冰、李公朴（第七册38页）。
1941年2月14日 聚餐会上，到者有谷叔常（正纫）、梁塞操等。按分别应为谷叔常（正纲）、梁寒操（第七册66页）。
1941年3月19日 民盟全体会上，到者十三人。其中有“蒋匀四”等。选出的几位常委中有“励”等。按应为蒋匀田，民国时期重要政治人物，曾为民社党领导人和台湾国策顾问等；励为劢即张君劢之误（第七册78页）。
1941年4月17日 上午十一时招周恩来、董必武来谈。舜生、伯钧也到了。请中共表示态度。“固言苏联此约乃其一贯之政策，与对华毫无关系。至中共态度，决不因此变更云云。董略同。”按固应为周（恩来）之误（第七册90页）。
1941年5月12日 在香港的参政会同人聚餐。到者张钟仁、颜骏人等。按应为张仲仁，即张一麐，有时写作张一麟，民国政期重要政治人物，曾为袁世凯幕僚（第七册102页）。
1941年6月29日 晚上招待新闻记者。到者有生启平（大公报）等人。按应为朱启平，大公报记者，写过《落日》等著名作品（第七册121页）。
除了这些个别错误外，还有些人名是多次错误的。如吴鼎昌，字达诠。曾与胡政之、张季鸾合伙接办新记《大公报》。当时和现在总有人把“诠”误为“铨”。据说吴曾笑话这些人是“拜金主义”。他说：“我并不缺金，我是要立言。”《黄炎培日记》中有些地方对“达诠”的整理是对的，但有些则错成“达铨”。如1936年7月13日（183页）、12月4日（224页）、1938年3月7日（270页）、4月23日（289页，以上均第五册）、1938年8月17日（第6页）、8月18日（第7页）、8月19日（第7页）、1940年1月19日（234页）、1月27日（235页，以上第六册）等。
又如何廉，字淬廉。被誉为国内“最早引入市场指数之调查者”和“最早重视农业的经济学家”。《黄炎培日记》中整理者偶尔将他的字误作醉廉，如1938年2月15日（第五册261页）；有时又误作粹廉，如1938年6月1日（第五册305页）、6月11日（第五册309页）、1938年12月27日（第六册59页）；1939年1月3日（第六册64页）等。
类似的情况还有些。譬如法学家周炳琳，字枚荪，经常被误作枚孙。兹不再举例。
二、其他方面的错别字
除了人名的编校不精，《黄炎培日记》中还有些错别字。兹举数例如下。
1935年4月39日 邵力子夫妇清观看易俗社《蝴蝶杯》秦曲。按清观看应为请观看（第五册43页）。
1935年5月21日 老子有名无名两句，“两洋人说不到的”。按应为西洋人说不到的（第五册54页）。
1935年12月3日 作成《兰纪行》之长江，即是范希天。按应为“作《成兰纪行》之长江”（第五册98页）。
1938年5月23日 是日敌点徐州。按应为敌占徐州（第五册302页）。
1938年6月3日 国难所由来，由于上排之崇。按应为上排之祟（第五册306页）。
1938年6月20日 拔刀出鞘，非贱血不肯复纳。按应为溅血（第五册313页）。
1938年7月23日 《国民会报》记者来访。按应为《国民公报》（第五册327页）。
1938年7月31日 周逸云送到《人民日报》所载常熟姚某某殉节不屈事略。按1938年怎么会有1946年以后才创刊的《人民日报》？待考（第五册330页）。
1938年8月18日 大公报驻黔办事处主行戚致光（长诚）来谈。按应为办事处主任（第六册第7页）。
1938年12月16日 参政会驻会委员会，王亮畴处长报告外交现况。按应为王亮畴外长（第六册55页）。
1938年12月31日 动员组织的四项原则：统一领导，统一计划，联合组织，分功合作。按应为分工合作（第六册61页）。
1939年5月7日 公电渝会，向被袭惨况。按应为问被袭惨况（第六册115页）。
1939年7月15日 刘泗英招餐荣乐国。按应为招餐荣乐园（第六册156页）。
1939年7月23日 午，章伯钧邀往张表方家会餐，未入座即赵君劢、公权家。按应为未入座即赴君劢、公权家（第六册159页）。
1940年8月7日 尚须认请此是敌军阀，不是日本全国国民。按应为认清此是敌军阀（第六册321页）。
1941年1月19日 胡子靖自挽联：已过曾求阙逝世之年，必安理得；愿传王阳明良知之学，继往开来。按应为心安理得（第六册57页）。
1941年1月26日 同学少年多不践。按应为同学少年都不贱（第六册60页）。
1941年2月28日 是日下午，国民常召集常员为参政员者，提出主席五人候补……如共常不出席，则固改选吴贻芳。按这几个常应是党之误，故分别为国民党、党员和共党（第六册71页）。
1941年4月14日 徐盈夫妇来。谈今日报载日苏协定，已从同盟社探悉内客。按应为获悉内容（第六册89页）。
从书中所附的一些注释和按语看，整理者对一些疑点和难点还是比较谨慎的。譬如第七册97页注释一谈到贝淞孙的写法问题，并谓“日记如此，贝松孙应即贝淞孙，下同”。不过还是有些地方审校不太严谨。譬如第五册324页注释是有关“立帜何心逞辩才”的。先谓原日记如此，即写作“辨”；继以《黄炎培诗集》为例证明其不确，应为“辩才”。可惜注释中后面这个仍被写作“辨”字，未能与前者区别开来。
日记信函等历史文献的整理殊为不易，很难保证完全不出任何差错。这里并非要苛责《黄炎培日记》的整理者。只是希望此书他日若有再版的机会，能够进一步努力，力争更少差错或不出差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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