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还需要纯文学杂志吗？

《收获》杂志创刊于1957年，到了2017年，刚好是进入“花甲之年”。前几天，这本杂志在澳门的一次文学活动中举行了一场对谈，主编程永新说，巴金已成为《收获》这本杂志的灵魂，不管以后谁来干，都改变不了。作家余华则认为，因为巴金，他们这代作家才能够自由成长。 

《收获》是巴金创办的。在出版界，流行这样一种说法，“主编的气质决定了出版物的气质”。如今程永新与余华不约而同地肯定巴金之于《收获》的巨大价值，可以看出巴金虽然去世了，但巴金精神仍然通过这本杂志，影响着不少人；也正是因为对于巴金文化遗产的忠实继承，才使得《收获》至今仍为读者所喜欢和尊重。

具体到出版领域，巴金精神的体现是“包容”与“开放”，正是这两个关键词，使得当年刚出道时被认为是“先锋作家”的余华，有了最早的发表作品的阵地。还有一个逸闻是，张贤亮的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要发表时，有人给巴金打电话，让他管管《收获》，巴金看完小说后这样回答：“张贤亮的小说，写的似乎有点‘黄’，但是写得确实好，没什么问题。”如果没有巴金对文学的这份豁达姿态，《收获》就不会赢得那么多优秀作家的信任。

坚守巴金精神，对一本杂志而言意味着什么可想而知。现在已经进入互联网出版时代，数字阅读和商业化写作，对纸媒形成了很大冲击，对文学杂志，也带来了不小的生存压力。许多出版物已经开始转型，转型办法包括：向网络阅读口味妥协，下调作品质量底线，发表流行文学作家作品来扩大销量，拥抱各种新媒体传播数字版杂志……

《收获》杂志也有一些数字化运营方面的动作，比如开设了微信公号，但在内容的严肃性和传播的高格调方面，却并没有因出版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这本杂志还在坚持着“文学至上”的原则，以文学的标准来要求自己、衡量一切。93岁高龄的黄永玉先生，所写作的超长篇《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就选择在《收获》连载刊登。对于文化记忆的保护，以及对于文学创作一种近乎“洁癖”式的守卫，使得这本杂志仍然站在纯文学的桥头，与读者一起回味与怀恋曾经的文学黄金时代。  

网络文学已经担任起中国文学输出的先锋兵，90后写作群中已经没有纯文学作家，在纷杂浮躁的时代氛围里，“纯文学”这三个字仿佛成了修道院里的修女。在读者群萎缩、阅读平台更改的今天，我们还需要纯文学杂志吗，这个问题令人五味杂陈。学者李辉前段时间策划出版了一套“副刊文丛”图书，第一批一口气出版了十余本，据报道还要一百本、两百本地出版下去，这个动作也引起了一次有关“副刊精神”的讨论。其实报纸需不需要副刊以及读者需不需要纯文学，这两个问题是可以合在一起回答的。

纯文学之所以是纯文学，归根结底的原因是这种文学的核心关键词是“文心”，作家用一颗热爱文学的心写作，出版人用一颗推崇文学的心出版，读者用一颗崇拜文学的心阅读。在过去几十年，纯文学被赋予了记录时代、批判社会的一些功用，这缔造了纯文学一纸风行。到近些年，纯文学有了内容与形式上的变化，功能更多地体现于眷恋与回望，我并不觉得这是纯文学的堕落。时代在变，纯文学所能承载的价值也在变。时评体的繁荣，接过了纯文学针砭时弊的枪，网络文学则抢夺了纯文学的消费特性。在电子时代，纯文学更像是一个家园，用适当高度的围墙，筑起一道隔绝狂乱噪音的屏障，让文学终归回归于文学，让作者与读者共同拥有一片躲避世俗喧嚣的心灵场所。

但纯文学与市场上流行的心灵鸡汤有着绝然的不同。纯文学有着专属于它的厚度与深度，她可以令阅读者感到精神世界的开阔与生命的饱满，“读书知天下”仍然是纯文学从过去到现在以及未来的最大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会长久地需要纯文学杂志，哪怕有一天，纯文学不再主要以纸质的形式传播。平台与渠道的变化与更改不重要，只要文学精神不死，纯文学就会在漫长的时光里依然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