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德罗·巴拉莫》,[墨西哥] 胡安·鲁尔福著,屠孟超译,译林出版社2021年1月出版,191页,48.00元
美剧《毒枭》的片头曲是一首曲调优美的西班牙语情歌,其柔情缱绻与剧中毒枭们的残暴嗜血形成了一种有意味的对比。这种对比也见于拉美文学经典《佩德罗·巴拉莫》中:一方面是庄园主佩德罗·巴拉莫的狡诈、残忍、霸道,另一方面是这个土霸王对一个他始终未能真正征服的女子的眷恋,这种接近病态的迷恋为恶贯满盈的小说人物增添了些许说不清道不明的魅力。随着小说的经典化,佩德罗·巴拉莫成了拉丁美洲男人的一种原型,他可以是族长,可以是独裁暴君,可以是大毒枭——在小说里,巴拉莫的手下称他“老板”(patrón),《毒枭》里的小喽啰也用这个词来称呼他们的老大。
从词源上看,patrón这个词来源于“父亲”。是的,佩德罗·巴拉莫也可以代表拉丁美洲人的父亲,一个长期缺席的、对子女不负责任的父亲。以奥克塔维奥·帕斯关于墨西哥民族起源的诠释视角来看,墨西哥混血民族的父亲是西班牙征服者,他强暴了墨西哥人的印第安人母亲,然后绝尘而去。墨西哥人乃至拉丁美洲人的所有不幸,很大程度上就源自这场血淋淋的强暴。他们与生俱来的自卑和孤独也源自于此:他们是非婚生子,是“杂种”,是被白种人父亲抛弃的混血儿。
帕斯认识到,墨西哥人要成为真正的现代人,不能不面对自己矛盾重重的身份的问题,这促使他写出《孤独的迷宫》这部思想巨著。而作为墨西哥乃至拉丁美洲现代文学开端的《佩德罗·巴拉莫》,也展现为一场回溯往昔、寻找生父的苦旅。小说的开头:“我来科马拉是因为有人对我说,我父亲住在这儿,他好像名叫佩德罗·巴拉莫。这是家母告诉我的。”叙述者拉拉杂杂地说起他母亲的临终托付,说起自己近来老喜欢想入非非,说起他前往科马拉的旅程,随着他的唠叨,气氛越来越诡异,读者逐渐被他带入一个生死界线模糊的世界。
佩德罗·巴拉莫之子在科马拉看到的,不是他母亲描述的田园美景,而是一个破败的村镇,一个鬼魂出没的荒芜之地。他这个外来者在哪里住宿呢?一个自称早已知道他要来的女人“让我随着她走过一排黑洞洞的,从外表看像是无人居住的房间”,接着他们仿佛是“在一堆物件中挤出了一条窄道,在其中穿行而过”。读到这些文字时,我不由想起自己在徐州参观汉墓的经历,小说人物分明是在幽暗的墓道中穿行!这也预示了叙述者后来的经历:噩梦般的体验一直在延续,直到他在坟墓里醒来,在地表之下、死尸之间继续讲述……卡洛斯·富恩特斯用一句话概括了《佩德罗·巴拉莫》整部小说的故事:寻找父亲然后与他团聚,也就是寻找死亡然后与死亡团聚。在富恩特斯看来,就像其他的拉美现代文学经典那样,《佩德罗·巴拉莫》将拉丁美洲浓缩在某一种有意味的空间里,这个空间不是雨林、城市或镜子,而是坟墓。
这场终于坟墓的寻父之旅象征的是墨西哥乃至整个拉丁美洲的悲剧。寻找父亲,回到过去,是为了某种比现在更好的愿景,为了得到拯救,最终却发现自己走进了死胡同。从绝望到希望再到绝望,这是拉丁美洲的痛苦循环。与活着的生命纠缠不清的死亡不仅是魔幻,也是现实,正如滕威教授指出的:“在鲁尔福笔下,死亡并不是结局,死亡只是将活着的苦难延伸到另一个世界,在那里,仍然没有出路,没有救赎。”这种生死观往往与“魔幻现实主义”相提并论,在据说从《佩德罗·巴拉莫》中得到了灵感的《百年孤独》中频频现身。
渴望得救,是天主教的意识。人鬼不分,是美洲本土神话的残留。《佩德罗·巴拉莫》也体现了这种拉丁美洲特有的文化混血。不过,或许鲁尔福更在意的不是塑造民族文化身份,而是如何讲好一个故事,用二十世纪的而非十九世纪的方式来讲述。这种讲述方式会给习惯于传统小说的读者造成一定程度上的阅读障碍。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小说刚刚面世时,有些批评家指责这部作品结构混乱,不忍卒读:有时候,叙事时间会忽然跳转到过去;有时候,会出现大段大段的不确定哪些人在言说的对话;有时候,忽然插进一段独白,要稍微想一想才能确定这是谁在说话。正如另一些评论家所指出的,胡安·鲁尔福把小说变成了一种拼图游戏,读者需要自己把看似零散混乱的多条故事线索拼接完整。这正是现代小说的一个特征,它要求读者成为主动的解读者而非被动的接收者。一个被动的接受者很容易被政治话语和商业广告话语催眠,从而远离事实,比如,一个中国人若要了解拉丁美洲,他可以在拉美外交官的演讲里听到一个美好的并且越来越美好的拉丁美洲,可以在旅游广告的画面中看到一块神奇的、明净的土地,这些都只是拉丁美洲的部分事实,或者说是被矫饰的事实,文学的魔幻现实反倒要更接近真正的事实。
在墨西哥官方历史的话语里,1910年爆发的墨西哥革命是伟大史诗,是胜利颂歌。在胡安·鲁尔福的叙事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光辉历史的另一面:荒野,废墟,依然维持赤贫状态的农民,乡村里牢固不变的权力关系。胡安·鲁尔福出生在墨西哥的革命年代,在年纪尚小时亲眼见证了基督军战争(1926—1929)——席卷墨西哥的又一场血腥内战给他的家庭带来的毁灭性打击,沦为孤儿。童年的悲惨经历不能不在他的文学创作中留下痕迹。鲁尔福作品中时时表露的孤独、绝望、幻灭感,恰与二战之后在西方文学中成为主导旋律的存在主义相合拍,这或许是鲁尔福产出不多的小说作品受到欧美读者欢迎并进而在全世界流行的原因之一。“巴拉莫”(Páramo)的字面意思是荒原,寻父之旅是在一片荒原上开始的,以为会抵达母亲记忆中的美丽故乡,到头来发现,田园已废,亦成荒原。荒原的意象,不也是现代人心灵的一种写照吗?回望二十世纪的人类历史,一方面是巨大的变革、前所未有的进步,另一方面则是血腥的战争、史无前例的高效率屠杀,此二者之间又有着不可否认的内在联系。线性进步的理想成了梦魇,未来的地平线不再清晰可见,那么,还能回到那个田园牧歌的过去吗?回不去了,此地空余废墟和荒原。在二十一世纪重读《佩德罗·巴拉莫》,可以读到暗藏在后革命时代的墨西哥的一种普遍感知,也能体味到一种属于所有现代人的乡愁,这也是这部世界文学经典的魅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