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丁梁读《我的五个德国》：历史学家的面纱与自我史的书写

《我的五个德国：历史与记忆》，[美]弗里茨·斯特恩（Fritz Stern）著，季大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7月出版，736页，138.00元

隐匿历史学家作为写作主体的身份特征，消解历史知识诞生与传播的个性驱动，回避过去与现在始终彼此施力的双向关系：这样的时代已然成为过去。受过最新的历史思维训练、善于在一切实体化的历史产品背后捕捉历史意识的当代史家，现在坦然承认，在历史与生活之间，在时代性与专业性之间，在“活在史中”与“以史为业”之间，始终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这种取向下，如何与作为当代人、时代见证者、同时也是对待历史之行家的自己打交道，就成为了历史学家思考的重要主题。

不过，揭开职业的面纱，将自我主题化和历史化，大概是历史学家要处理的最大难题。先撇开如何将更愿缄默不语的自我坦然示人的情感障碍不谈，撇开如何在元反思的层面将理性主义、存在主义、建构主义和自我表现的意志等等思维模式互相融合的方法论技艺不谈，对于学者而言，把个人生活对象化的第一步就是一件棘手之事。如果一位学者在职业生涯的晚期想要为自己的智识发展写一个世俗化的故事，想要证明自己的独立性、创造力和影响力，想要说明自己继承了什么，学到了什么，遗留下什么，那么他应该讲述什么事情？就此而言，美国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1926-2016）在《我的五个德国：历史与回忆》中给出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回答。

美国历史学家弗里茨·斯特恩

一位历史学家的生命主题

弗里茨·斯特恩，一位1926年出生在德国东部城市布雷斯劳的犹太人家庭、1938年为逃离纳粹统治而移民美国、以研究近现代德国史见长、与美德两国众多学者和政要关系密切的历史学家，撰写了一本“有偏好的人生回忆录”，试图揭示德意志政治共同体的五个不同历史形态对其人生的塑造（第11页）。事实上，斯特恩撰写的德国不是五个，而是六个：威廉帝国、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联邦共和国、民主德国和重新统一后的德国。斯特恩的回忆从一战前的威廉帝国开始。这是一个他不熟悉但“了解最透彻”（第14页）的德国，因为这个德国是他作为史学家的研究对象；这或许也是影响他最深的德国，因为1914年前“被毒害了的德国的黄金时代”（第662页）中的市民文化传统形塑了他的个性。回忆以布雷斯劳这个1945年后归属波兰、改名为弗罗茨瓦夫的城市告终，该市大学在2002年授予斯特恩荣誉学位，把“过去的一部分”还给了他（第685页）。

在超过六百页的篇幅中，斯特恩记述了曾祖辈和祖辈作为受教育之德国犹太中产阶级的群体特点，这个家族和他个人庞大且声名显赫的社会交往网络（其中包括哈伯、爱因斯坦、魏茨曼、赫尔穆特·施密特、玛里恩·登霍夫等人），那些德意志土地上惊天动地的当代大事对这个家族的裹挟，他们的勇气与反抗，他个人的职业选择、社会交往和公民参与，他对德国历史的远距离观察、对德国现实的近距离审视和切身介入。这位历史学家本质上拥有一种双重生活：消极不祥的“德国的过去”与前途无量的“美国的现在”。不过，他在书中涉及到的个人生活史明显是不完整的。成书之际，他在美国生活已超过六十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超过四十年，但这些岁月并不是这本书的中心。在本书中喷薄而出的生命主旋律是：斯特恩与德国之间那条纽带的无情丧失与漫长重建。

斯特恩身上有两个主要身份标签：犹太裔和德国史研究者。这一群体的历史学家，有的选择将“德国人与犹太人之间的历史悲剧”作为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生命主题。索尔·弗里德兰德尔（Saul Friedl?nder）的两部自传《记忆何来》（When Memory Comes，1979）和《记忆何往》（Where Memory Leads，2016）或许是其中最深刻的自述。不过，斯特恩的人生并没有走上这条道路。虽然他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美国人，但他始终信仰并且捍卫德意志文化中的欧洲核心，他始终关注德国历史中连续性与偶然性力量的交锋。他很少使用“认同”这个词，而更喜欢“家”和“家乡”的说法。他的家乡是布雷斯劳和欧洲，尤其是欧洲作为一个家“具有一种特殊的光辉”（第567页）。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斯特恩经历了一场持久的回乡之旅。

《记忆何来》

不过，尽管斯特恩自称与德国实现了和解，但是他人生的决定性经验是他在童年所感受到的威胁、伤害和生活世界的崩溃。它们就像平坦大道上的小石子，时时会在那些非私人的叙事中露出尖锐锋芒。当他谈及勃兰特1970年的东德之行，以一种微妙的语调描述“爱尔福特的公民视他为英雄，给了他盛大的欢迎……对他着迷”时（第355页），当他对1983年东西德联合庆祝马丁·路德诞辰五百周年的纪念活动“感到震惊”时（第447页），当他评价魏茨泽克在1985年5月8日发表的演讲，称大多数德国人不想承认“德国人在战争结束时面对的道德和物质上的毁灭是德国人自己造成的”“这个真相”时（第569页）：读者或许可以感受到，他对德国人的那种细微保留始终未曾逝去。

但恰恰是在这种无法彻底被抹去的抗拒感背后，斯特恩又一再展现出专业训练和职业信仰下的自持与克制。他承认自己“以某种方式妖魔化了”那个驱逐了他的国度（第258页），也“为自己不分青红皂白地仇恨德国人而感到羞愧”（第283页）。因此，当他讲述自己的行动，当他把自己当时的感受与稍后的认知相比较并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时，他的叙述是扣人心弦且独具魅力的。

毫无疑问，斯特恩是一位左翼自由主义者和公共知识分子。他一再提到自己有“介入型观察者”（spectateur engage/engagierter Beobachter）的倾向。这个头衔最初是雷蒙·阿隆（Raymond Aron）的自我评价，拉尔夫·达伦多夫（Ralf Dahrendorf）后来也如此自我定位——这两人恰好也在斯特恩的交往网络中。像伏尔泰或左拉那样的知识分子，通常用对自由、平等和公义等抽象普遍价值的论述来介入政治领域，从而批判权力、控诉不公、保护受害者。相比之下，以“介入型观察者”而行动的公共知识分子，其任务是参与到时代主流的公共话语中去，确定其主题并且影响其指向。对于个体本身所根植之周遭生活现实的“介入式观察”虽然不是直接插手政治，但它以内在的参与为基础，这种参与的强度绝不逊于直接的行动干预。达伦多夫认为，对于身为“介入型观察者”的公共知识分子而言，自由有时比平等更重要，因为他们需要的是对政治和社会的“鸟瞰”。在《我的五个德国》中，可以细致入微地看到这种“介入型观察者”的人文专家社会干预模式究竟是如何运作的。这不是简单地表现为用历史点评时政，或者向公众提供历史。斯特恩凭借一个在自主的知识世界——历史学界——赢得的学术权威，去增加了他在政治世界的行动效用。

自我史的曲径与通幽

《我的五个德国》有一个非常恰当的副标题“历史与回忆”。把回忆与历史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表明了这个文本的书写策略。一方面，回忆让历史变得更生动。斯特恩坦言，记忆可能是错误的、失真的、为了迎合某种自我认知而被修饰的。但无论如何，记忆将唤醒过去的戏剧性，唤醒过往的感受。在历史与记忆的对照、牵扯和冲突中，历史鲜活了。另一方面，回忆录的视野必然会远超个人的经历与体验，指向更宏大的历史。对于斯特恩这样的自由主义者而言，对大历史的侧面观察永远是那么富有吸引力。私人历史与公共历史的纠葛，塑造了这本自传的模式和风格。因此，它的副标题可以像德国作家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的自传一样取名为“对一个时代的观察”，或者可以像托尼·朱特（Tony Judt）的自传式对谈录一样取名为“思虑20世纪”。

不过，要在世界历史与个人生活之间把握平衡，绝非易事。在这一点上，斯特恩的处理也并非毫无瑕疵。有时候，当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政策、阿登纳时期、冷战、两德分裂、民主德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时，他的个人生活隐匿在宏大的历史场景后，几乎要荡然无存。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时常像在参加斯特恩教授的小型私人研讨班《德国和欧洲现当代史》。相比之下，霍布斯鲍姆在自传中也描绘了“一场20世纪的人生”，但他的叙述更致力于探索自我在历史生产中的作用。如果从意图来解释的话，斯特恩的编排也许是因为这本书是为美国读者而写的，要向他们提供足够多的德国史背景知识。

《思虑20世纪：托尼·朱特思想自传》《霍布斯鲍姆自传：趣味横生的20世纪》

斯特恩的这本著作或许无法令一些历史学家满意。正如斯特恩对自己研究的判断：他有时会忽略历史中“无名的民众的力量”，而过分聚焦于那些杰出人物；因为他始终坚持，“历史也是个人的戏剧，那些时代的产物塑造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第453页）。他的回忆录也把自己的人生作为一场戏剧来书写。当然，这是一份动人的证词，是对自我的确证。可是，它似乎没有在自我反思上往前再走一步。有人会说，这是一本自传，但还不是“自我史”（ego-histoire）。1980年代从法国兴起的“自我史”书写，希望将自传与自我史明确区分开来。虽然两者都要展现生活与研究之间的关系，都要将历史学家自我历史化，但自我史要求一种最高层次的主体性，它要求将“活在史中”与“以史为业”融为一体后重新发现这个主体的行动内核，要求展现这个内核在元理论层面——不仅仅是元史学——的各种假设和定义及其对行为的切实影响。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历史学家要试图将所有自己喜欢的历史研究方法——尤其是批判性方法——用在自己身上。在这个层面上，斯特恩未尽全力。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就无法将这个文本作为学科反思的质料来看待呢？德国历史学家卢茨·尼特哈默尔（Lutz Niethammer）在《自我史？还是其他的回忆尝试》（Ego-Histoire? Und andere Erinnerungs-Versuche, 2002）中曾质疑“自我史”的行事方法：这是不是一种“对自我的建构”？这种“创造性”的源泉在哪里？是不是只有那些有明确自我意识的人，才是更理智的人？除了读者，谁能够真正成为历史学家的历史学家？从史学诞生之日起，历史学家就在塑造自己的权威。修昔底德使用“信任目击证人”的方法，宣称对自己使用的材料“尽可能用最严格、最仔细的方法检验过”。塔西陀和撒路斯提乌斯都使用“不怒不苦”（sine ira et studio）的行为准则，前者宣称自己“下笔的时候既不会心怀愤懑，也不会意存偏袒”，后者宣称自己“已经不再有所希求，不再有所恐惧，不再有派系的偏见”。但对主体性的强调，已让这些方法失效。十九世纪德国著名的史学理论家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则言：

我想要自己看上去就呈现为我自身立场中的相对真理——比如我的祖国、我的宗教信仰、我的政治信仰、我的时代——允许我保有的样子，不多也不少。但史家必须有勇气坦承这种局限，而且想必令史家可以安心的是，有限和特殊之物要远比一般和最普遍之物更丰富、更众多……客观的不偏不倚，是不近人情的。人性其实就是必有偏向。

德罗伊森的表态直指历史学家的人性，但这不是要将历史学的主观性拔高到毫不设限的地步。他的用意是：历史学家的权威不是要以“不怒不苦”而求得永恒且普遍的历史知识；历史研究的前提是“要意识到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历史学家的权威就建立在一个职业群体将生活世界历史化的能力及其自我完善上。就此而言，任何自我史文本的产生和存在本身就是一种分析工具。只要有一个“自我”应召而来，已是一种成功，即便它像歌德所言，是一个“诗与真”的混合体。一位历史学家“确证性”地思考和展现自我，与他“批判性”地解构和重构自我相比，并不必然呈现一个弱主体性。前者是曲折的，但它也通往一个真实的——如果不是一个更真实的——自我。而这样的探索，必然会给学科后备力量以启迪。

当我们翻过一本本自传，翻过一本本回忆录时，那些以前只能通过作品去对其加以认识的历史学家们，作为活生生的人出现在我们面前。叙述的体裁可以多变，自我感知的模式可以不一而足。重要的是：当历史学尽力地描画、深刻地剖析这世界的人性时，有人爱他；当历史学坦然地展现、努力地反思自我的人性时，会有人更爱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