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任何一部俾斯麦传记，都忍不住将这位帝国奠定者复杂的人格，归于他从一对极不相称的父母身上遗传而来的迥异性情。俾斯麦的父亲费迪南德·冯·俾斯麦来自阿尔特马克区的乌拉德尔。这个骑士家庭对自己早于霍亨索伦家族在勃兰登堡区定居下来感到非常自豪。他们引领了乡村贵族的生活，并且一百多年来一直在普鲁士王国担任官员，尽管并没有展现出惊人的才能。1806年对于普鲁士来说是不幸的一年（普鲁士在耶拿战役中惨败），这一年，三十五岁的费迪南德和尚未满十七岁的路易丝·威廉明妮·门肯在波茨坦的驻军教堂举行了婚礼。新娘的父亲是一位声望很高的文官，曾经近距离服务过三任普鲁士国王，先后担任过内阁秘书和内阁资政。除了身居要职，同他的先人们一样，他还是一位知名学者。年龄、出身、教育程度、生活环境的差异，让费迪南德和路易丝几乎毫无共同点，也无法和谐相处；两人的婚姻很难称得上幸福。不过这样的做法依然纯粹是空想，即用遗传来貌似合理地解释俾斯麦性格中的矛盾，甚至假定这对夫妇的反差造成了他“成问题的本性”。如此解释需要谨慎对待，因为俾斯麦的哥哥伯恩哈德，有着同样的遗传，但他作为地主和县级官员的职业生涯并未超出常规。
俾斯麦
费迪南德和路易丝有六个孩子，其中三个在童年时代夭折，剩下的三个除了奥托外，分别是1810年出生的伯恩哈德和1827年出生的马尔文，都活到了八十多岁。（他们的父亲活到了七十多岁，母亲则在五十岁时死于癌症。）1815年4月1日，奥托·冯·俾斯麦在舍恩豪森出生，该地位于马格德堡北面近五十公里处，靠近易北河右岸，属于他父亲家族的领地。但他不是在舍恩豪森，而是在波美拉尼亚东部度过了他的孩童时代。因为父亲堂兄的去世，俾斯麦的父母继承了在诺沃加德（位于首府什切青西北）的克尼普霍夫、雅尔和林及库尔茨三个骑士庄园，并于1816年春举家迁居克尼普霍夫，管理着三个骑士庄园，舍恩豪森则被租了出去。
俾斯麦后来一直不厌其烦地称赞克尼普霍夫是他孩童时代的天堂。在庄园那明亮的花园中，他对田野和森林的爱慢慢萌芽生长，并且贯穿了他的一生。但这段在克尼普霍夫的天堂般时光是那么短暂。六岁时，俾斯麦不得不离开美丽的乡村来到遥远的首都柏林，父母将他送到这里的一所寄宿小学上学，也就是他的哥哥伯恩哈德已经在其中就读的普拉曼学校。在这所学生大部分是易北河东岸容克贵族子弟的学校里，体操训练体系与严格的纪律紧密结合，对法国人的敌视和爱国主义精神无处不在。俾斯麦后来将之称为“人为的斯巴达主义”。小学这六年在他的回忆中，充满着厌恶和愤怒。1864年，俾斯麦对一位友人抱怨道：“我的童年毁在了普拉曼，在那里，我感觉像坐牢一样。”他对母亲也充满了怨愤，因为她偏偏在七八月份去海边度假，使得她的儿子们无法回到他们深爱的克尼普霍夫过暑假。1827年，俾斯麦家的两个小伙子进入了文理中学学习，一开始他们念的是腓特烈大街上的腓特烈·威廉文理中学（1827-1830）。然后奥托去了修道院大街上的格劳恩修道院文理中学（1830-1832）。这几年间，两个小伙子住在父母给他们租的一栋房子里，冬天也都在柏林度过。当父母不在柏林的时候，奥托和伯恩哈德兄弟俩就由一位从舍恩豪森带过去的女仆照料，学业则由一位年轻的家庭教师负责，他尤其注意培养他们的外语能力。在此期间，俾斯麦的法语和英语达到了相当熟练的水平。
他的神学课程则由当时非常著名的神学家施莱尔马赫教授。然而，这门课程并没有让他产生很深的印象。就像人们说的：施莱尔马赫是他的老师，但他不是施莱尔马赫的学生。1830年复活节行完坚信礼后，俾斯麦对神学和上帝的怀疑开始滋长。1832年复活节，不满十七岁的俾斯麦通过文理中学毕业考试，可以进入大学学习了。
俾斯麦原本最想去海德堡，但母亲表示反对，因为担心儿子在那里染上喝啤酒的习惯，而她厌恶啤酒。于是俾斯麦选择了哥廷根，在这所大学就读的都是年轻贵族子弟，他们在这里为将来承担公职作准备。1832年5月初，俾斯麦注册入学，攻读法学与国家学。几个星期后，他加入了主要由市民阶级出身的学生组成的汉诺威兄弟会。俾斯麦在哥廷根的三个学期充满了奇闻轶事，但它们的真实性有待考察。无疑，他把这段时间看作他从长期以来忍受的家长作风中的解放。这位瘦瘦高高的十七岁少年，有着一头浓密的浅黄色头发，一张长着雀斑的脸，一副沉溺于放纵不羁的学生生活的德行，经常喝得酩酊大醉，债务累累，喜欢寻衅滋事，被关禁闭成了家常便饭。俾斯麦非常热衷于参加社团活动，并炫耀他的击剑技艺。1833年1月他在给哥哥的信里提到，自从米迦勒节以来，他已经进行了十四次击剑决斗，“几乎每次都完胜对手，只受过一次伤”。年轻的俾斯麦不仅是个击剑高手，还是一个坚韧的骑师、一个泳池健将、一个受欢迎的舞伴。只有体操课，因为在普拉曼的痛苦记忆，令他非常厌恶。
关于他上过的课程，现存资料不多。他似乎对学业一点也不上心。唯一感兴趣的课是历史学家阿诺德·赫恩的“欧洲国家制度”。至于他学了什么，他的回答是“外交”。在哥廷根待了三个学期后，俾斯麦于1832/1833年冬季学期到柏林大学交换，在那里待了三个多学期。关于他的这段时期，最常被引用的是俾斯麦写给他在哥廷根兄弟会的好友古斯塔夫·沙尔拉赫的信。它们以傲慢无礼的口吻写就，其中既透着辛辣的自嘲，又有着机智的挖苦。如果人们想从中就青年俾斯麦的本性和心态得出结论，得考虑这一点，即这些信是兄弟会这种学生组织的产物。俾斯麦在这些信里所描绘的崇武好力的自我形象只透露了他性格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俾斯麦还是个头脑清晰、博学的年轻人，喜欢看歌剧，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和英语，在柏林的贵族圈子里，尤其是亲戚和好友家族的大圈子混得如鱼得水，且能与人缔结真挚的友情。他在柏林期间来往最密切的两个人后来成了他的终身挚友。一个是波罗的海贵族亚历山大·凯泽林伯爵，一个是美国人约翰·L.摩特利，后者后来成了美国驻维也纳和伦敦的公使，并在1839年出版小说《莫顿的希望》。小说人物奥托·冯·拉本马克的原型就是俾斯麦：“在小酒馆和大街上，他表现得放荡不羁；在他家里，在烟斗和身影之中，他扯掉面具，同莫顿‘理智地’交谈。”
令人吃惊的是，对于后来完全投身政治的俾斯麦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观点，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继1830年法国巴黎七月革命之后，德意志很多邦国也爆发了内政冲突，其中以1832年5月的汉巴赫集会和1833年4月的法兰克福觉醒风暴为最。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倾向在行动中轮廓变得越来越清晰。这些冲突看起来对年轻俾斯麦的内心触动并不大。
虽然在学业上并没有太用功，1835年5月，在过完二十岁生日几周后，他尽可能早地通过了第一次国家司法考试。其中法典解释一科得了“良好”，法律理论一科得了“合格”。
朝着密切留意的外交事业坚定前行，俾斯麦开始了进一步的训练——但很快事情就会生变。他按部就班地先是在柏林高等法院做见习律师，后在市法院当文书。在给朋友沙尔拉赫的信中他提到，这种生活令他相当满意。从早上八点工作到晚上八点，然后换衣服去社交。“我不断地陷入爱恋中，但经常变换我爱的对象。”同时，他抱怨起经济上的拮据，“老人”在经济上对他很严苛，以至于他在哥廷根的两笔重债一直没还上。
在第一年的实习期满之前，俾斯麦就决定从司法界改投政界。他了解到，普鲁士外交大臣对易北河东岸容克贵族处理外交事务的能力颇有微词；而比起司法界，行政部门出人头地的机会看起来更大。1836年1月，他向亚琛区长申请参加亚琛所需的考试——之所以选择一个莱茵兰的政府职务，是因为这个过程比在旧省要短。申请被批准。1836年春，俾斯麦在舍恩豪森结束了两次笔试。他在给好友沙尔拉赫的信中写道：“如果你现在在我身边，你一定会嘲笑我。整整四个礼拜，我一直坐在这栋被诅咒的大房子里，房子带尖拱，墙四英尺厚，三十个房间，其中只有两间有家具。华丽的花缎地毯磨旧了，几乎不能辨认出颜色，老鼠成群而过，风在烟囱里呼啸……我从未这么幸福过；一天只睡六个小时，在学习中找到巨大的愉悦。这两件事，我一直认为在我身上是不可能的。”参加的两门笔试分别得了“优秀”和“合格”，口试也以“优秀”通过。1836年7月初，俾斯麦宣誓，成为政府候补官员，这使得他可以在亚琛区政府任职。
亚琛这座浮华的温泉城市聚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客人，对于对生活充满渴望的年轻俾斯麦而言，它提供的不只是无数分神的可能，还有切实的诱惑。这个来自易北河东岸的年轻容克尤其在英国贵族客人的圈子里感到自在，这个圈子对他诱惑最大的是年轻的女士们。他的第一段韵事很快就结束了，当他发现对方过于夸大了自己的家庭背景。但这位二十二岁的年轻人很快又热恋上了一位十七岁的英国贵族姑娘，名叫伊莎贝拉·洛林·史密斯，有着“金色的头发以及罕见的美丽”。他一头扎进这段暴风骤雨般的感情，不惜把一切赔上，包括他的职业前景。为了能够陪同意中人及其家人在德意志旅游，他申请了长假。1837年7月到9月他都在旅行，超出了请假的时间而未申请延期。他是如何经历了这几个月内心的强烈兴奋，对此我们所知甚少。他的朋友卡尔·弗里德里希·冯·萨维尼8月底收到一封从法兰克福寄来的信，在信中，俾斯麦提到了“我的家庭（请您暂时保密）”，并宣布3月将在莱切斯特郡的斯卡斯代尔举行婚礼。沙尔拉赫在9月中旬也从斯特拉斯堡听说了俾斯麦将在春天结婚的消息。至于后来为什么婚约会取消，个中原因我们并不知晓。恩斯特·恩格尔贝格认为是财务上的原因。关于这段醉人但代价很高的冒险，七年后在给朋友沙尔拉赫的信中，俾斯麦用一种幽默的笔调轻描淡写道：这位美得摄人心魄的英国姑娘诱使他几个月追随她的足迹。“我终于把她追到手，谁知两个月后她被一个只有一只手的上校抢了过去，这人五十多岁了，但他有四匹马，还有一万五千的进账。我一贫如洗，痛心入骨，回到波美拉尼亚。”于是9月底，俾斯麦独自一人返乡，且背负着巨额债务，因为在威斯巴登的时候，他在牌桌上输得很惨（“超过一千七百塔勒，本来是有其他用途的”）。
因为不可能继续在亚琛工作，且被债主追债，俾斯麦申请到波茨坦区政府工作，且得到批准。就像亚琛区长带着微妙的讽刺写到的，这样他就可以“回到更加费力的公务活动中，这可是亚琛的社会条件怎么也争取不到的”。
在波茨坦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一方面他得去服拖延了很久的兵役，另一方面，1838年夏天，他决定放弃公职，回乡村过地主自由自在的生活。他的一个亲戚曾写信劝他继续从事公职，他在回信中详细解释了自己为何如此决定。他声称“文官的职位和所做之事的性质”天然对他没有吸引力，他的志向更多是指挥而不是服从，他喜欢演奏他认为好的音乐，否则宁愿放弃演奏。此外他深信，“单纯从物质角度考虑，我从事农业比担任公职更有利”。但他隐瞒了最重要的，也许是真正的原因，甚至是对他的父亲（他收到了这封信的一个副本）：担任公职的收入无法偿还他所欠下的巨额债务。相较之下，一旦将父亲经营不善的庄园翻新，农业产生的丰厚利润更有可能让他还清债务。
因此1838年夏末，俾斯麦请假回到家乡，虽然直到1839年10月他才递交正式的辞职信，但决定是在1838年夏秋之际作出的：这时费迪南德·冯·俾斯麦决定将波美拉尼亚的庄园作为将来的遗产交给两个儿子，他自己则和十二岁的女儿马尔文居住在舍恩豪森。（重病的母亲在柏林求医，于1839年1月1日因癌症去世。）
接下来的两年，俾斯麦和他的哥哥一起经营克尼普霍夫的庄园。庄园有五百五十公顷的草场、牧场、森林和水域，但这在波美拉尼亚地区并不为奇。1841年伯恩哈德被选为诺沃加德县县长，搬去县城并结了婚。于是兄弟俩分了家：伯恩哈德得到库尔茨，奥托则得到了克尼普霍夫和雅尔和林。奥托也成了县议员，并且好几次作为县长代理。此外他还被选为波美拉尼亚省议员，代表骑士阶层的利益。
“疯狂的俾斯麦”的波美拉尼亚岁月通常被描绘成一幅欢快的画面，但不能忽视的是，他迅速地投入农业生产，熟悉农业问题，了解土地质量和农作物价值之间的关系，并查阅最新的农业文献，积极加入农业协会，实行现代企业的管理原则，严控各种开支。通过这些方法，他在短时间内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虽然还在负债，但已经实现了盈利。此外，在这些年里，俾斯麦还阅读了歌德、席勒、让·保罗的作品，同时代人的诗歌（从乌兰特到海涅）以及哲学著作（尤其是斯宾诺莎、青年黑格尔派、达维德·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他还收集了大量地图集和地区地图，并经常沉浸其中。虽然他植根于某种普鲁士的乡村贵族传统，但他的精神世界和兴趣远远超出他的阶层。
1841年到1842年，他向潘辛一位庄园主的女儿奥蒂丽·冯·普特卡默尔求婚。但奥蒂丽的母亲坚决反对这桩婚事，女儿屈从了母亲的意志。这对俾斯麦的自尊来说是一个沉重打击。为了驱除心里的苦闷，他前往苏格兰、英格兰、法国和瑞士进行长达数月的旅行。等他回来，他已“差不多痊愈”，就像他让一个朋友知道的；他的“追寻妻子的双足完全僵硬，无法想象怎样的人才能诱使我求婚”。
在整顿波美拉尼亚庄园并使其取得经济成功之初，俾斯麦满足于做一个地主，享受着当地贵族圈活跃的社交，如舞会、戏剧演出、下午茶，以及其他活动。但是，当他实现经济上的稳定之后，他的活动范围变得过于狭窄，乡村地主生活让他深为不满。在给沙尔拉赫的信中，他抱怨有“一种近乎厌世的倦怠环绕着我”，他“在生命之河上如无主之舟一样漂流，控制着我的只有瞬间的倾向，对于在哪里靠岸漠不关心”。在这样彷徨而忧郁的心情中，1844年4月他向波茨坦区长申请，为复职作见习。申请被批准，但附加了一个很冷淡的说明，提到他早先担任公职时缺乏热情。5月3日俾斯麦入职。但是仅仅两个礼拜之后，他就以嫂子生了重病为由请假，而且假期过后没有回到部门工作，就像在亚琛时那样。他对沙尔拉赫说，他发现“这里的人和事如同以前一样陈腐且无益”。很显然：俾斯麦的人生正处于严重的危机中。
当俾斯麦开始同波美拉尼亚的虔信派圈子来往密切之后，这种存在的危机暂时得到缓解。这个圈子的中心是特里格拉夫的贵族阿道夫·冯·塔登，俾斯麦的同学莫里茨·冯·布兰肯堡也是其成员，他同塔登的女儿玛丽订了婚。主导这个圈子的精神是对《圣经》不经批判的相信，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坚持寻找上帝之手的显现。虽然这对俾斯麦来说很陌生，但他很感佩这些人将上帝之道作为他们思想和行动的指南。虽然朋友莫里茨·冯·布兰肯堡在劝他改宗时的那种暴风雨般的热情——用宗教信件轰炸他——让他很恼火，他却和莫里茨的未婚妻玛丽畅谈起宗教和基督教。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产生了紧密的友情，甚至是爱。这份爱不仅没有实现，甚至没有言表。俾斯麦并没有接纳虔信派的生活方式，也未皈依为严格的基督徒，“但他重新信仰了个人化的上帝、天堂，以及基督教的救赎教义”（阿诺德·奥斯卡·迈尔语）。
1844年10月，在莫里茨与玛丽的婚礼上，俾斯麦初遇他未来的妻子；玛丽把他和她二十岁的朋友约翰娜·冯·普特卡默安排在一桌。此后两人不时在莫里茨那里碰面，但彼此并未更加亲近。
1845年是俾斯麦生活的转折点。他的父亲在这年去世，享年七十四岁。儿子们分割了家产。伯恩哈德除库尔茨外得到雅尔和林，奥托除克尼普霍夫外得到舍恩豪森，并在第二年迁居到那里（克尼普霍夫则用于出租）。所以现在他再次住进家族在阿尔特马克的祖宅，而且他立即决定在这个新的活动领域发挥作用。他很快成功地把在易北河的一次大洪水中渎职的堤坝长官挤走，自己接手这一职位；这是他的第一份独立公职。他还被选为萨克森省议会的骑士议员，而耶里肖夫县的县长一职也似乎触手可及。此外，俾斯麦现在开始参与跨地区的社会活动，即世袭管辖权的重组争议。他强烈反对官僚政治，支持维护世袭自治，坚决反对政府扩张国家权力的计划。在这些磋商中，他与有影响力的保守派同仁密切合作，尤其是与马德格堡地区高等法院院长恩斯特·路德维希·冯·格拉赫，后者是阿道夫·冯·塔登的姻亲，也是普鲁士保守派的先锋人物。俾斯麦似乎从所有这些活动中看到了充满希望的前景，于是在1846年拒绝了一份让他重返公职的邀请（一个体面的职位：东普鲁士的土地改良委员），虽然他的哥哥劝他接受。
1846年10月底，心爱的玛丽·冯·布兰肯堡病危的消息如晴天霹雳击中他；她在11月初的死讯让他深为震惊。他向妹妹马尔文坦承：“事实上这是死亡第一次让我失去某个亲密之人，她的离去在我的生命中撕开了一个巨大的、意外的缺口；失去父母是另一回事，它是依据自然的进程而可以预见的。”
在溘然离世前的夏天的那几周，玛丽组织自己圈子里的朋友去哈尔茨山脉旅行，这些快乐的年轻人欣赏浪漫的风景，在月光照耀的夜晚，唱着门德尔松的歌曲，进行宗教辩论。俾斯麦和约翰娜·冯·普特卡默亦在其中，这次旅行让两人互生好感。二十二岁的约翰娜就像玛丽一样，虔诚但热爱生活：“她的面容并不符合传统的美，但被深黑色秀发遮盖，她的那双会说话的蓝眼睛格外有生机。”俾斯麦后来的同事罗伯特·冯·科伊德尔这样描述她，拥有音乐才能的约翰娜那时会和他一起合奏。玛丽去世一个月后，俾斯麦在布兰肯堡的家里与约翰娜再次相遇，这一次相会时两人互定终身。然而他们还有阻碍需要克服，因为约翰娜虔信的父母绝对不会乐意俾斯麦这个据说“恶多善少”的人成为自己的女婿。1846年圣诞节前夕，俾斯麦写下他的第一篇“外交”文章，这是一封给海因里希·冯·普特卡默的提婚信。这封长信经常被引用，成为了解俾斯麦性格的重要资料。俾斯麦巧妙地从收信人的心理角度出发，以“毫无保留的坦率”和精妙的措辞回顾了自己迄今为止的生活，并得出结论：他几乎无法期望自己的请求会轻易得到有利的答复，但他请求对方给予机会，“向我解释您决意作出否定回答的原因，在您明确表示拒绝之前”。冯·普特卡默先生对这封信的回应很谨慎，而俾斯麦现在正全力以赴。1月初，他出于一时冲动去了一趟莱茵菲尔德，那里是波美拉尼亚最偏远的地方——几个小时内，婚约达成。1月12日他发电报给妹妹马尔文，只有两个字：“顺利”。之后不久，他写信给哥哥：“我并不认为那里的气氛有令人不快之处，但他们确实倾向于进行广泛的协商。谁知道她的父母会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如果我没有在第一眼见到我的新娘时，便紧紧地拥抱她，让他们瞠目结舌，从而把事情带向另一个阶段。五分钟之内，一切都被敲定。”他继续写道：“顺便说一句，我认为我获得了极大的、超乎预期的幸福，能娶到一位精神如此不凡、思想极其高尚的女人，我从未认识过一位像她这样友善、易于相处的女人。”事实上，约翰娜正是那个俾斯麦需要的女人：她一生都忠实于他，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对孩子关心入微；最重要的是，她无条件地认同丈夫的见解、决定和行动，他的朋友便是她的朋友，他的敌人便是她的敌人。
多年来，俾斯麦在寻找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时，一直摇摆不定，也少有坚持。现在，随着订婚和1847年的其他事件，他开始了生命的新阶段，这使他有机会将自己的内在和外在存在置于一个牢固的基础之上，满足那压抑已久的对获得影响力的渴望。
（本文摘自《贝克德意志史 I》俾斯麦卷，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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