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曾植书信集》，沈曾植著，许全胜整理，中华书局2021年1月，465页，88.00元
沈曾植是一个在近代书法、学术、诗词乃至政界均有很大影响的人物，其诸多方面的成就均为世人所瞩目。书法方面熔汉隶、北碑、章草为一炉，碑、帖并治，形成自己别具一格的章草，对后世如王蘧常等人有着巨大的影响。学术方面，王国维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里做出了恰当的定位。诗词创作方面，则是别人眼中的“同光体之魁杰”和“词中之玉川、魁纪公”。在政治方面，其人于庚子事变后风雨飘摇之际，参与了东南互保的活动，为清政府保住东南半壁江山出了一把力。
对沈曾植这样一个“十八般武艺高强”的大人物，许全胜先生多年之前的博士论文《沈曾植年谱长编》“上穷碧落下黄泉”，差不多将与之相关的各方面材料都一网打尽了。其后许先生仍然矻矻穷年，锲而不舍，除了不断修订《年谱长编》外，还开展编辑、出版沈曾植全集的浩大工程，不愧海日楼之功臣、沈寐叟之后世子云。
最近，中华书局出版了许先生整理的《沈曾植书信集》，这是许先生前后搜集整理二十年、校稿一年的成果。他从各种文集、报刊、手稿乃至拍卖材料等处汇集来的八百八十封寐叟书信（很大一大部分是根据手稿一个字一个字辨认、录入）是一个大的寐叟资料宝库，经过其精心考订、系年之后，更加便于研究者参考、使用。我一直都喜欢看名家的书信集，因为在这种更为私密的交流中，写信之人更容易坦露自己的心扉，不讲、少讲冠冕堂皇的套话、官话，多讲、全讲直言不讳的真话、实话。最近新出的《沈曾植书信集》自然也不例外，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形象更立体、性格更丰满的海日楼主人。看一看百余年前大佬在政治、文艺方面的见解，对我们更好地感悟当下，未尝不是提供了一面值得借鉴的好镜子。
沈曾植像
书信中《与张之洞书》和《与陶模书》，乃是集中、充分体现沈曾植政治见解与主张的文字。经历了戊戌变法和庚子事变的连番风吹雨打之后，清政府已经准备再次扬起新政的旗帜，沈曾植在正月二十五日来到江宁，为时任两江总督的刘坤一拟复奏新政摺，“其目凡十，曰设议政，开书馆，兴学堂，广课吏，设外部，讲武学，删则例，重州县，设警察，整科举。稿凡八九千字”（详见《与陶模》）。之后，自称“倡言变法，远在甲申、乙酉之前，在戊戌被排以黄老之讥，在庚子见绌以儒书之诮”（425页，《与张之洞》，其一）的沈曾植分别给新政的积极参与者、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时任两广总督的陶模各写了一封长信，详细阐述了自己在新政方面的主张。宦海沉浮多年，又经历了这么多前所未有的变局，沈曾植对时局的认识是比较清晰和深刻的，“政府至于今不能无作新之态，而决无择善之长”（307页，《与陶模》），“不能无作新之态”，一语道破了当权者的心态与心事。“世变至今日亟矣，体大者不可以狷怀理，事远者不可以快论撄，中西之法虽殊，所以行法者，知及仁守，庄莅礼动，纵千古，横四海，无异理也。”“以今日国势言之，譬之病后，形神尪瘠，而又欲治其痈疽，痈疽不免刺割，不免痛楚，固也。……当预讲止痛之方，而后得尽其刺割之术。”“宫府积弊，官吏各习，大痈疽也。变法，大刺割也。事失故业，官失定位，旧德亡，先畴改，隐心以言之，不得谓非天下一大痛楚也。”他主张开新去旧、兴利除弊要分开来，“开新与守旧二说不必并提，兴利与除弊二事不可并进，新既开，不忧旧不去，利既兴，不忧弊不除，此事理之自然。若嚣嚣然日以诟谇之声闻天下，人匿其情，而争心并起，则无一事可行，行而可成者矣。以开新为乐者，文明之象也；以除弊为快者，野蛮之习也”。想来沈曾植写下这些言论的时候，是针对戊戌变法的失败总结出来的经验教训。至于新政应该如何来实施呢？痛定思痛，他提出“以礼义诚恪之心行新政，新政，仁政也；以愤时疾俗之心行新政，新政，虐政而已矣。戊戌之败，本原在此”（以上见426页，《与张之洞》，其二）。
类似的主张、观点，在给陶模的信中也有体现，而在关于戊戌变法方面的反思，则谈得更为多些。“戊戌议政之权在小臣，故事杂而言厖，利未行而害已先至。苟议政之权在大臣，则同治以来兵政财政制造局诸事，创行变格之举多，曷尝有讹言繁兴、物情骇异者乎？今之从政，诚无足当此艰巨者，然当立法在以待人，不可因人而废法。苟主兹事者，休休有容，一切商各行省督抚而行，略如同治朝政体，亦可以徐为布置，七年病蓄三年艾矣。”（307页，《与陶模》）这段话中，对戊戌变法失败的经验可说是讲得非常到位，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与新进的、在朝中毫无根基的几个军机章京谋划举国变革的大事，变法诏书一颁再颁，各种变革举措层出不穷，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除了“讹言繁兴、物情骇异”，最后又有多少实效呢？其实，对戊戌变法，沈曾植一开始便不看好，“在上者苟无日月双悬之临照，寒暑迭代之机权，发宪求善，亦未必遽能如志”（312页，《与汪康年》，其四）。此札作于1898年6月16日，于变法之始，已能洞见其弊，不待百日之后才有事后之明了。“议政之权在大臣”云云，让人想起陈寅恪《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的类似表述，陈宝箴以为“全国改革，则必以中央政府为领导”，“欲通过荣禄劝引那拉后亦赞成改革，故推夙行西制而为那拉后所喜之张南皮入军机”，“论荐张之洞总大政，备顾问”。陈宝箴父子希望有一位大佬在朝中来主持变法，他们心目中的人选是张之洞。虽然沈曾植在这里说“今之从政，诚无足当此艰巨者”，但是在给汪康年的信中，他直言不讳地指出，“熟思世事，自非壶帅入都，殆于更无他法”，“和调新旧，泯绝异同，虑终非秀才学究所能为”（312页，《与汪康年》，其四）。戊戌年如此，辛丑年也是如此，可惜清政府大用张之洞已经太晚，终不免“君民末世自乖离”了，“和调新旧，泯绝异同”，以“调停头白范纯仁”自许的张香涛也不免赍恨而终了。接下去，沈曾植谈到当年的刚毅和康有为，也可谓极具洞察力，“世知刚（案：刚毅）、康（案：康有为）之行事为反对，而不知刚、康之立志为同原，刚之末流流入于拳，康之末流入于票。无惑也，彼二人议论，尝与官吏为仇。凡匪皆仇官，则固有水流湿火就燥之相会者矣。海上谈风，大都此辈，近且倒灌京师。切齿之叹，不平之气，托于忠愤，滋启杀机，某窃奭然忧之。新政固平生延颈而望者，顾一误岂可再误”（308页，《与陶模》）。
沈曾植在政治方面的其他主张，在《书信集》也时时流露。比如，谈到尊孔，“吾党尊孔本意，在求万民之治安，非仅一姓之兴废。无君臣则无尊卑，无上下，无秩序，无法律。（暴徒昌言军士服从，是有法律时代之言，今为无法律时代，无所谓服从。政府非日日言法律者乎？而谓之无法律，历史心理，于此可见）”（第2页，《与陈焕章》）。“吾党尊孔本意，在求万民之治安，非仅一姓之兴废”，这话去戊戌年康党的罪状“保中国不保大清”也不远了。只不过世易时移，民国期间还来谈“无君臣则无尊卑”，也只能在认为“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如王国维类遗老诸人中得到共鸣了。又如谈到民权，认为“民权乃为盗权之代名词，可为长叹息”（53页，《与金蓉镜》，其十三）。在给吴庆坻的信中又说，“鄙人向持德日国家主义，且妄谓西人立宪以限制民权，谓限制君权者表面语耳。此语自谓窥见彼中政治家隐微，质之高明，当非河汉”（347页，其四）。在寐叟这辈人看来，所谓立国之本，“凡国所以立于天地间者，宗教一也，文字二也，伦理三也”（35页,《与丁立钧》其八）。而有宗教便有邪教，“邪教靡不起于乡曲陋儒，空腹斋心，荒经蔑古，以之饰智惊愚，其流弊遂无所不至。近溪、心斋，退儒者而进游侠，其末流可以成秘密社会，非必其初意，推诸山阴，则荀卿、李斯之论，恐儒林未肯公仞也”（55页，《与金蓉镜》，其十六）。
书信中不免月旦人物，沈曾植在戊戌变法之前劝康有为韬光养晦的事情比较为人们所熟知。戊戌变法之后，谈起康梁，寐叟尚不免怒形于色，大声疾呼，“康梁之说，邪说也；其行事，则逆党也。事状昭然，无可掩饰。彼且讳饰其邪逆，觍然自称新党。其狡狯之计，不过欲以此名强自解于天下，而又冀污染海内士流，误朝廷而斵丧国家之元气。海上妄人沿而称之，都中士大夫沿而称之，岂非重堕其术中，而为逆徒张之焰乎？彼其伎俩，东人近亦看破，闻有送诸美洲之议。弟尝谓，今日不能莅石厚，未尝不可锢栾盈，此于公法固无碍，惜无深思静气者为此事也”（47页，《与黄绍箕》，其三）。此札作于光绪二十八年戊戌十二月十二日（1899年1月23日）。此后，沈、康二人还是不免继续来往，后来更是联袂参预“丁巳复辟”，时过境迁，不知寐叟是否还记得起昔日自己对康梁逆党的观感。梳理一下沈、康二人的交谊，当是一件极为有趣的事。对极为看不起康有为的章太炎，沈曾植也并看不上，“闻章炳麟至伯华会所听讲，此君是‘鬼车见，即有旤’，孙少侯可鉴也”（156页，《与李翊灼》，其三）。
沈曾植在诗的方面曾自称“诗学深”，可惜书札中谈诗的部分不是很多，就如同郑孝胥在日记里也很少谈诗一样。寐叟谈诗的书札，比较集中在其弟子金蓉镜部分。提出的诗学“三关”说的《与金蓉镜太守论诗书》已经成为近代文论中的名篇了。在与金蓉镜其他的书信中，也还有一些谈诗内容。同光体当然绕不开陈后山，“后山出世当庆历相持之日，其晚年则为元祐党人，其文字渊源在南丰，而知遇在苏门，故其持论常立于不激不随之地，不犯正位，有微意焉。而其无垂不缩、无往不收之笔妙，遂适与不来不去、不增不减甚深般若冥合，故山谷之诗多禅观策进语，而后山乃颇有教家行证语，于诗家参法理，乃政可于此密辨之。至其晚岁同游，大多乡里后进之差知信向者，程度相去甚远，自寇国宝外，其他似尚不及渊明栗里，仅可比老杜夔州。而酬酢俛接，终不作一溢分之语，此其诗品之洁，尚友者，千载之下，有余忾焉。排比铺张，后山终身盖未尝遇此题目。仆尝拟后山为韩门之孟、欧门之梅，杨风子壁书千古，固不必别有丰碑大碣也”（61-62页，《与金蓉镜》，其二十六）。于后山其人其诗所论可谓精细入微，而“酬酢俛接，终不作一溢分之语”，这句话不免让人想到当代与寐叟同样“博学多识”的大学者于后辈往往奖掖逾分的故事。又比如涉及韩昌黎的两段议论，“晚唐诗沿波张、贾，张、贾系出韩门，北宋诸公无不染指晚唐者，于格无伤，第如南宋江湖专以此为事，则禅家所谓没意智耳”（53页，《与金蓉镜》，其十三），“陈陶在五代，峣然秀出，其人不凡，宜其诗亦不凡耳，要亦远承韩系。公胃气近韩，故拟之即似，如文通拟二谢，其相似仍从自分得也”（54页，《与金蓉镜》，其十四）。喜欢考镜源流，读诗不漏小家，容安馆主人不也是如此吗？
晚清时期，张之洞的幕府可谓各类人才的渊薮，其中擅长诗文、书法的不在少数，沈曾植是其中的佼佼者。但有趣的是，这些幕僚往往在诗文、书法方面与抱冰老人意见相左。陈散原菲薄巨公、元老的言论不必说了，即使沈曾植和张之洞也有很多分歧之处，比如谈到诗，张之洞是不满六朝的，在七古《哀六朝》中有过集中的表露。而在寐叟的“三关”说中，元嘉是其中一关。对魏晋诸人，寐叟有着同情之理解，“郁结之症，则关于心理，理恕情遣，非取材内典，无以释此结也。魏晋人寄情庄老，及今乃知其身世之感，不得不然”（197页，《与罗振玉》，其十七）。而对六朝诗，也有着深刻的感悟，“六朝诗之高者，大都以玄理胜”（52页，《与金蓉镜》，其九）。
海通以后，西洋事物纷至沓来，国人可谓大开眼界。在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我们可以看到李鸿章劝慈禧太后喝咖啡的镜头，不知道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事。樊增祥误把咖啡当作鼻烟的故事，经钱锺书写入《围城》之后，传播海内外。寐叟的书札也时不时提到咖啡。比如，好朋友陈石遗要来拜访，要预备什么饮料招待呢？以茶相待还是以酒相待？都不是，款待以咖啡，“公意畏酒，请备加非以待”（第6页，《与陈衍》其二）。有趣的是，寐叟一度把咖啡当作止泻药品来用。在给夫人的信中，写到“鄙近体甚好，可慰远系，昨腹泻一日，仍服咖啡而愈”（107页，《与李逸静》其二十）。可惜药效可一不可再，“鄙前日伤于酒食，腹泻两日，服咖啡不得力，平胃散一剂而愈，足见咖啡止能助运化，不能消停滞也”（109页，《与李逸静》其二十一）。在给友人的信中，也不免再抱怨一番，“加非昔以治腹疾极效，今无效矣”（70页，《与康有为》其二十）。现在人说到咖啡的功效时，往往会说其有刺激排便的作用，恰好与沈老夫子相反了。
沈曾植去世至今将近一百年了，社会发展日新月异，但总有些认识是放诸四海、传之万代而皆准的，“至于士君子之知识胸襟，皆奴隶于外界粗浅之浮言、简单之俗论，甘放弃其神志之自由，而犹沾沾以教育政治文其愚蔽，亡国大夫，可谓寒心”（185页，《与罗振玉》，其八），希望我们能够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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